《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这一危害结果的出现意味着构成要件的齐备，即犯罪的既遂，“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就是侵犯商业秘密既遂的标志。如果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并非以既遂为模式而是以犯罪成立为模式，那么，“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这一危害结果的出现仅仅意味着犯罪的成立，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法定的危害结果，则不成立犯罪。“因为既然犯罪结果是构成要件，那么，未发生危害结果的行为就不符合犯罪构成，而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依据，不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既不能成立既遂犯，也不能成立未遂犯。”
如果说刑法分则规定的是犯罪的成立模式，那么有关我国刑法总则中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规定就难以理解。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未遂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按照理解，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刑罚，减轻是在法定刑之下判处刑罚。如果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是以犯罪成立为模式的话，则根本就不应再有减轻的规定，就是从轻处罚也存在问题。因为，法定刑范围之内的任何法定刑，都适用既遂犯，但是未完成形态不存在，对其处罚如何减轻与从轻，自然就成了问题。
因此，无论从立法原意上，还是从司法操作上考察，都应当把犯罪既遂作为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基本模式来看待。认为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并非以犯罪既遂为模式，而是以犯罪成立为模式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圆满的。所以，笔者认为，侵犯商业秘密罪未遂存在理论基础。
在我国，犯罪构成是犯罪的规格与标准。某一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就要看其是否符合特定的犯罪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在未遂的情况下，事实上欠缺了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这一构成要素。即对于欠缺基本犯罪构成的某一或某些要素的未遂行为来说，由于其符合修正的犯罪构成，依然成立犯罪，仅仅是犯罪形态有所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