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俄症”：西方对俄关系里的顽疾
冷战结束后20年来，西方(主要指美欧)与俄罗斯的关系并未如预先设想的那样持续改善，反而频生龃龉，双方戒备和互疑持续深化。如今，欧美大国针对莫斯科反复实施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军事压迫似乎已成惯例。而在西方主流舆论里，谈论和炒作“俄国威胁”几乎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普遍共识。
其实，西方这种反俄情绪绝不仅是本世纪特有的。向前追溯，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政治脉络和战略文化基因，并形成了一种几乎偏执的且根深蒂固的病态观念——“恐俄症”。它的特点是总担心俄国会无止境地对外扩张、并威胁西方世界的安全。而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围堵、遏制和削弱俄国的力量，通过压力确保其顺从和听话。它最先发源于19世纪的英国，并催生了近百年的大规模地缘战略竞争——英俄“大博弈”。
“恐俄症”的先声：“大博弈”
“大博弈”(The Great Game)一词是由19世纪40年代英属印度孟加拉地方第六轻骑兵团亚瑟·康诺利中尉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首次提出的：“你面对的是一场伟大的博弈、恢弘的竞赛。”它指的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时间里，英俄两国围绕中亚政治、经济、军事主导权的战略争夺。由于此间两国从未在中亚爆发大规模流血战争，因此大博弈也被一些学者视为国际关系史上西方世界领袖与俄国的“第一场冷战”。它的地理范围西至高加索的黑海沿岸、中经波斯和里海、东抵阿富汗—英属印度西北边境与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和叶尔羌。
应该说，当时，除了马可·波罗式的想象与成吉思汗时代的传说，欧洲人对此地知之甚少。对他们而言，那里首先是异教徒(主要指伊斯兰教)的地盘，其次则是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民风彪悍、对外交通不便，并且在这片土地有大片法外之地和政治真空。所以，不得不问，英俄这两大欧洲帝国为何要为统治如此闭塞、偏远、陌生和凶险的地方而争先恐后呢?
答案是地缘政治，即洲际性的陆权大国与世界海洋霸主争权夺利的战略逻辑。而结果就是：在无力通过海上较量获胜的情况下，俄国只有通过陆路向中亚渗透才能威胁大英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印度，从而获得与之讨价还价的筹码。反过来，由于疑惧俄国的计划，英国也只有提前把中亚纳入势力范围才能阻止俄国进军，确保帝国安全、独立和行动自由。
首先，来看政治。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欧洲虽然表面上出现了“四大国协调和平”的局面，但真正有实力决定欧陆事务的却只有一西一东两个“侧翼大国”：英国和俄国。前者的海军和财力支援了此前历次反法战争，而后者的陆军担当了拖垮拿破仑大军并最终击溃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主力。既然“双强并立”，那么从纯粹实力看，最有可能损害英国利益的只有俄国，反之亦然。其次，英俄国内政体不同，这导致英国与俄国缺少意识形态亲近感。作为欧洲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势力的两大领头羊，英俄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在海外革命、政变、民族独立、军事征服等事情上发生观念冲突与利益矛盾。
然而，当地理因素介入政治形成“地缘政治”动能后，英俄直接对抗的风险和几率大大增加。冲突的方位也限定于东方的亚洲。稍观地图可知，欧洲只是庞大欧亚大陆西部一隅的半岛，俄国位于该半岛东部最前沿，毗邻广阔深远的亚洲内陆。由于其西部有法、奥、普等强国，且来之不易的战后和平刚刚建立，同时东部又恰好接触衰败落后的奥斯曼土耳其、波斯、诸多游牧汗国，所以当时俄国能继续开疆拓土的方向是：越过黑海和高加索山脉向南(土耳其、波斯);跨过沙漠和草原向东进军中亚。但俄国向黑海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进攻频频遇到英国抵制和阻拦，因为伦敦担心俄国势力突破黑海的禁锢后将威胁其通往东方印度的海陆交通线。
与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不同，发家于海上贸易和殖民的英帝国领土往往位于欧、亚、非大陆边缘地带或某些关键岛屿。所以，不难想象，利益和安危系于欧亚大陆外缘地带和海域的英国一定会竭力避免任何欧洲大陆强国的势力从内陆“溢出”。这就是英俄两国的根本战略矛盾：“熊”想下海，但“鲸”不让。最终，正是在土耳其，英俄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兵戎相见，俄国战败。后经过多次尝试，俄国吞噬土耳其首都、越过黑海海峡进入地中海的势头都被英国遏制住了。
如此屡次在土耳其被英国羞辱后，圣彼得堡于是在部分军方强硬派的唆使下，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东方的中亚。那里深处内陆，都是弱国小国。更重要的是，中亚的东南就是英属印度。俄国的如意算盘是，吞并中亚就获得了威胁和入侵印度的跳板。俄国借此可以威吓和敲诈英国，逼迫后者不再有胆量给俄国蚕食土耳其添堵。这类似于中国兵法中“围魏救赵”之策。因此，在把部队投送到印度方面，俄国具有军事地理上的“内线优势”。铁路的出现也让俄国从陆路征服中亚进逼印度从技术上变得更加可行，花费相较以往更低。
为了避免“战略灾难”，从19世纪后半叶起，越来越多的英国政治家、学者、军人加入到保卫印度、进军中亚、阻止俄国人前进的游说和行动队伍中来，并推动政府采取相应外交和军事行动。由此，在地缘政治逻辑作用下，“大博弈”的序幕逐渐拉开。双方明争暗斗的战场曾发生数次转移。起先，波斯和阿富汗西部是焦点。后来，重心移到了中亚三汗国(希瓦、布哈拉、浩罕)和阿富汗。但因为进入印度的很多重要隘口都在阿富汗或者靠近阿富汗，所以自始至终，阿富汗在“大博弈”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或真或假的情报甚至纯粹的恐惧，英国甚至不惜发动了两次代价高昂的阿富汗战争，并扶植了一连串不得人心或者短命的傀儡政权。
总之，俄国人在中亚每前进一步，英国人也要前进一步。这堪称一种“循环互动”。虽然俄国领土与印度起初相隔遥远，但双方就如相互吸引一般，在吞并和降服了诸多中亚政权后，实现了两国版图的接触(阿富汗北界和帕米尔高原)。直到1905年俄国被日本击败并引发国内动乱，其在亚洲的进军才转入低潮，被迫与日本的盟友英国签订终结“大博弈”的《英俄协约》。
“大博弈”背后的历史复杂性
应该说，上文只是勾勒了“大博弈”最粗泛的概貌和最线性的逻辑。具体的史实要比这复杂、曲折得多。
举例来说，首先，地缘政治逻辑和角逐印度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导着英俄对中亚的兴趣。俄国起初更多是为了建立安全国界。圣彼得堡只是想惩罚一下那些来去无踪、随意掳掠边境财富和人口的土库曼游牧民族以及劫杀俄国商队、贩卖俄国奴隶的中亚汗国暴君。后发现上述势力屡教不改，俄国倾向于相信征服中亚是更有效、更长久的办法。英国后来把印度边界向北扩张也有类似压力。
其次，“大博弈”的温度是缓慢上升且有起有伏的。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前虽有一些“反俄派”和“前进派”凭借亲身游历和著书立说大肆宣扬俄国的中亚阴谋，但政府并不为所动。即便后来英国加入了“大博弈”，内阁内部“前进派”和“无为派”之间、伦敦与印度总督之间、前方指挥官与后方首长之间也时有分歧，导致英国在中亚时而冒进、时而保守，向俄国和周边释放了诸多混乱信号。这一情况在俄国也有。
再次，“大博弈”是由无数个有血有肉、有信念有情感的人执行的。他们的动机则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动机能够解释得清的。比如，他们有的是为了崇高的国家利益，但更多则是抱有宗教使命感、探险渴望、戴罪立功、逃避不如意的生活等多重意志和想法。而这其实比单纯的战略逻辑更符合真实的人性与社会活动。
“大博弈”对“恐俄症”提供的战略历史教益
“大博弈”的终结并未消除英国乃至西欧的“恐俄症”。1917年十月革命与苏俄成立后，受反共意识形态驱动，俄国进一步被西方视作“危险的异类”。冷战的到来似乎印证了他们的想法，而冷战的结束也并未完全抹掉此类思潮——正如今天人们看到的那样。但如果人类不都是宿命论者，那么，回顾历史，追根溯源，通过大博弈，我们能获得什么战略历史教益呢?
第一，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真正理解恐惧的双向性和非理性。确实，俄国的“洲际大国”身份、丰富资源和“内线优势”让其获得了在欧亚大陆各处给西方出难题的便利。但同样也该看到，广大国土、漫长边界、内线地位也给俄国带来了天生的不安全感和对外来入侵、封锁、绞杀的恐惧。而正是后者推动着历代俄国领导人在周边建立卫星国、设置缓冲区和隔离区。所以，俄国的扩张不完全是因为野心，恰好就有对外界的恐惧。对俄国人来说，蒙古、波兰、法国和德国多次兵临城下的惨痛经历殷鉴不远，而这是本土有海洋保护的英美所难以理解的。
第二，恐惧作为一种人类天性是自发的，并且会在脱离现实的情况下无端放大、加剧循环。“大博弈”的历史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鼓吹“俄国威胁”的人甚至没有专业军事知识，甚至没有亲身游历中亚掌握当地具体情况，仅凭一己信念就在拼命鼓吹俄国的各种阴谋。而诸如此类的非理性恰恰是在制定平衡的对外政策时应极力避免的。
总之，历史给人的教益是多面的。西方现在似乎只记住了“俄国威胁”与“慕尼黑阴谋”，但刻意忽视了其他训诫，从而助长了傲慢、鲁莽与盲目。毕竟，历史学习赋予人类的无上品质是谦卑、审慎与睿智，并始终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认识山那一边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