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秀才是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乡村社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明清时期，秀才甚至成为乡村士绅阶层的支柱之一，他们经常作为平民与官府之间沟通的渠道。遇有乡民之间发生争执，或农民与官衙打交道，乡民们常常会去请秀才出面，而秀才往往也很愿意效劳。
随着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化以及我国城市化的推进，乡村生活及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传统的乡土权威日渐式微，老人、家族领袖的威望已大不如初，甚至付之阙如;村民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做了不少工作，但调解的数量有限且效果也不是很好。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的调解虽起到一定的解纷作用，但因人员、物资相关正式供给不足等缘故，其社会效果亦不尽如人意。可见，新的乡村内部秩序短期内难以生成，而政府主导的调解模式也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需要相适应。
在当前，我还是赞同政府主导的大调解机制。而针对其存在的问题，国家当然可以尽量加大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的人力物力投入，但政府毕竟是“有限政府”。我认为，乡村治理不应忽略农村教师的力量，理由有三：其一，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后，尚有一定的个人支配时间;其二，他们生长或生活在乡村社会，熟悉乡村社会的情理且在乡民中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其三，今天的乡村中小学教师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往往有一定的抱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因此，若能探索一套切实可行的体制机制，把农村中小学教师更好地吸纳进来，政府纠纷解决及规则治理的能力将得到提升，乡村建设也增加一股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