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大悟的性格特点
片中细致入微的对人物刻画性格的刻画，非常有深度。让我看到了许多埋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和转变，使我非常震撼，于是对片中的人物性格发表一下看法。
小林大悟，一个温柔的孩子，在他身上无不体现着静谧这个词的含义。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本木雅弘，给人的感觉依然那么青春，在他的身上你完全不会发现岁月留给他痕迹。这也正好符合一个应该在事业最高峰的男人，突然事业后沧桑的感觉。大悟的心灵很纯净，他虽然之前对入殓师这份职业很是恐惧，但是他内心的那种责任感与表现出来的那种男人特有的温柔，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使他最终放弃不了这份神圣高尚的职业，哪怕在同样温柔的妻子苦苦哀求下，他依然没有放弃。可以说入殓这种严肃，但并不被理解的职业的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完全高过了他最爱的妻子。这对于一般的男人来说，是很难实现的。导演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让这个静谧的送行者变得不再普通。你可以说，大悟之所以选择这份职业，当初是为了家庭。的确，他一开始是想找份稳定的工作，来照顾这个家庭，来照顾他最爱的妻子，但是后来他转变了，他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一个职业的问题了，而是对生者的尊重，是对死者的崇敬。他作为死者最后的送行者，只想把死者最美的一面留给生者，让死者不再遗憾。
小林大悟的人物形象分析
“送死者踏上安稳的旅程”，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说的是入殓师的职责。其实，就日本文化的传统精神而言，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总是生活在生与死的分界点上，他们有着普遍的神道信仰，无论是对社会的情义和责任，还是报恩与亏欠，甚至荣耀与耻辱，均是将自身摆放在此岸社会的职责与彼岸社会的神邸之间。所以，日本人对恩情和侮辱有着极度的敏感。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轻易受人之恩，强调自身的坚忍;而一旦酿成过错，或受到侮辱，他们会身背耻辱，并施之以极端的报复或自残。所以，有学者把日本文化定性为“耻感文化”。之所以有这么重的耻感，是因为一个地道的日本人，总是要满足两个社会的伦理期待，即活着的情义社会和死后的神邸社会。日本精神正好体现在这一交叉点上。而电影《入殓师》正是借助于这一特殊的职业视角，充分诠释了日本文化精神的内质，展示了现代日本人应如何面对和重塑自身的传统。
电影《入殓师》塑造了一个从乐团大提琴手转变成为死者化妆的丧葬职业者的形象。职业差别如此之大，但电影却巧妙地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呈现了一个入殓师“艺术化”的职业人生。当然，这或许只是一种巧合，其真正的根源还是跟电影所要呈现的日本文化精神内涵相关。这种艺术化的形象处理跟日本丧葬行业的实际并不相符。导演是否想对这一特殊的职业领域进行暴露，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或者有意表现这一特定主角所遭遇的传奇经历?显然不是。电影只是要借助这一特殊的职业视角，对日本传统社会与家庭的精神作深刻的透视，从而表现一个典型“日本式”的精神主题。那么，要认识导演这种艺术化的处理方式，我们就要进入电影文本来仔细分析电影主角的精神嬗变历程。
小林大悟开始出场于东京的一个宏大的乐团表演场面，盛大典雅的交响乐是那样雍容又滑稽，极盛而衰，演绎着现代生活的浮华。作为一个到东京来谋生奋斗的青年，小林大悟的生活充满着戏谑和无奈。他刚瞒着妻子借钱买了一把昂贵的大提琴，乐团就解散了;受到放归章鱼的触发，决定与妻子美香回到乡下母亲的房子里，找工作又碰到了虚假广告的误导;受高薪的诱惑，从没见过死人的大悟开始瞒着妻子，偷偷地干起了丧葬工作，可首次做死人模特时被刮破了脸;第一次接触的死人，却是一个发腐了的老太太;到澡堂里清洗死人的腐味，不巧又见到熟悉的乡亲，被人夸赞在东京做乐师，很无奈又虚伪地在小孩面前表现;回家面对妻子端出的新鲜鸡肉强烈反胃;等等。电影所拉开的主人公一系列的生活场景，导演仿佛都在有意将其喜剧化，观众感觉到大悟一次次地被生活所捉弄，成了一个典型的“倒霉蛋”。这种被反复捉弄的现代生活，正如大悟第一次到丧葬代理公司上班，和同事上村小姐议论棺材时所总结的：“人一辈子买的最后一样东西，是由他人决定的。”“总觉得有点讽刺。”确实，在现代生活的宏阔背景下，一切都显得如此无奈，如此滑稽。
小林大悟无奈万分，感觉一次次被生活所欺骗。他静夜起身取出废旧的大提琴，并偶然发现父亲童年时送给自己的石头，开始弹奏那首记忆深刻的主题音乐，随着音乐舒缓而感伤的乐调，他慢慢潜入童年幸福的时光。此时，电影开始逐渐转入一种深沉的正剧风格，开始了日常生活化的写实演绎风格，且音乐节奏由轻而重，由短促而深沉。大悟一遍一遍地开始思考，反省自己以前的生活，极力想找回自己被现代生活所压迫的信心。他长久地徘徊在村外的桥头，看着湍急的溪流里的小鱼，奋力地逆流而上，撞击在石头上身死而返。他迷惘于这种为了死而努力辛苦的无奈和徒劳。但路过的乡民(化炉工人)告诉他，这只是自然定律，它们天生就是这样。其实在这里隐含着一种日本传统的精神，即日本人对生命的尊严感。为了使命去行动是很自然的事，即便失败而死亡，也是荣耀的生命;否则就要受人的藐视，丧失做人的尊严。就在他坐在堤岸上长久沉思，这份不合时宜的丧葬工作是否有必要坚持下去?社长的不期而至，向他传达了这一人生使命感，道出“这份工作是你的天职”，就像鱼儿的使命是不顾死亡逆流往石头上冲撞一样。
于是，小林大悟开始从个人生活的奋斗真正进入到对日本乡村生活精神的体验上，逐渐发现一个传统式的日本“情义”社会。观众在接下来的电影叙事中发现，无论受到死者家属如何的责难，社长都会保持理性的谦卑，以自身的努力获得他人的诚恳回报，赢回自己做人的尊严。在大悟的目光中，社长那种对待工作的情感态度以及给死者以最后的生动美丽和生命尊严的入殓技艺，“所有的举动都如此美丽”，这一切都深刻地渗入到大悟的心田。同样，开澡堂的老太太坚持用木柴烧水，给乡亲们以尽心尽责的服务，以此来实现她对乡村社会的情义，显出她在人们面前的名誉和责任感。还有那个经常呆在澡堂里的化炉工人也一样;甚至于后面小林大悟的父亲，默默地在一个小港口，尽着服务社会的义务。这些老一代人身上无不体现出日本传统社会中的情义和尊严。
慢慢地，在乡村情义社会的氛围下，大悟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这份工作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使命感，也开始发现少时家庭中的温暖，父亲喜欢的音乐，母亲对父亲的爱与原谅，这些都慢慢减弱了他对父亲抛弃自己跟别的女人私奔的怨恨。大悟慢慢地融入乡村社会的情义之中，体会到属于“传统日本人”的那份名誉与尊严。
正因为如此，在接下来面对巨大的工作阻碍时，他丝毫没有最初时的徘徊和困惑。无论是亲友们对他职业的歧视，还是妻子极力要求他辞职，甚至离开他回娘家去，他都没有动摇对这份工作的信心和责任。即便在工作时受到死者家属的次次歧视，他依然投入地为乡村社会的死者尽心服务，将一个个死者的面孔装扮得美丽而生动，安详地送他们进入天堂。在社长的感染下，他深刻地体会到入殓这一职业的境界，犹如日本的茶道、花道、棋道等一样。死亡不是诀别，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像自然一样的美丽送别。死者在进入天堂以前，应该要得到人世中最后的尊严。这些观念体现了日本人一种强烈的神道信仰。
日本人对彼岸的神邸信仰远远超越了现世生活的意义，所以他们有更强烈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责任心，努力证明自己的名誉和尊严。在影片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世中的人大多处于不幸福的状态，如在家像个乖乖女的小太妹死者及家属、受到变性困绕的死者及家属、小林大悟的父亲、同事上村小姐，等等。正如社长所说的，所有活着的生物都在吃着其他生物而生存下去，只有成为神邸的死者不同。不想死就有得吃，“好吃得让人为难”。当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三个丧葬代理公司的成员坦然地嚼着大块肉，努力忘却现世的不快，忘却心里的痛苦，他们的表情有几分落寞，更有几分憧憬。此时，主题音乐再次响起，将人物带入既忧伤又明朗的心境。
接下来，影片再次变奏，由绵长低沉到明快轻松。伴随着这首主题音乐，入殓师在充分演绎他人的死亡仪式，给死者和活人带来安宁与欢乐，生者仿佛在死者的仪式中看到了未来生命的憧憬，灵魂的升腾，犹如一片洁白的蓝天下，白鸥展翅。这一段电影叙事中，导演又远离了日常生活的写实性演绎，开始运用了高度浓缩的写意手法。
就在这时，妻子美香重新回来，带来了怀孕的喜讯。但澡堂老太太的死讯随即将电影的叙事又带入沉缓而庄重的步调中，电影的节奏感再次改变，由快而缓，由虚而实。观众可以看到大悟在给澡堂老太太进行细致的入殓仪式，他那种对职业投入的情感态度终于感化了妻子和邻友，让身边的人终于认识到为死者的工作是如此神圣，如此美丽。由此，大悟用自己的职业操守为自己重新赢得了尊严，这是对以前在面对种种羞辱和质问(“做这样的工作，不觉得羞耻吗?”)所给予的最好回报。确实，在日本的传统精神中，一个正直的日本人就是依靠这种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担当，获取情义社会中的价值与尊严的，这是他们活着的荣耀，是典型的“日本式”的荣耀。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日本传统精神里那种至高的荣誉体现了出来。因为死亡不是一种不可靠近的禁忌，而是一种超越，是升腾为神邸的开始。正如化炉老工人所说的：“死可能是一道门，逝去并不是终结，而是超越，走向下一程。”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大多数死者家属的愧疚心理以及对入殓师的感谢态度。他们内心都承受了很深的乡村社会的情义，一旦辜负即是负恩，是内心的耻辱。所以大悟对父亲一直耿耿于怀，觉得这是做父亲的一种耻辱。同样，同事上村小姐也背负着像大悟的父亲同样的耻辱感。而这种对亲人情意的背弃行为一旦作出，就无法挽回，即便回去也无法消释，最终只能是自杀谢罪或默默消失。这是一种典型的日本“耻感文化”的体现，所以，无论是大悟的父亲，还是上村小姐，都一直羞于回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默默地对社会奉献，重新建立自己在乡村情义社会中的责任和尊严。
当父亲的死讯传来，此时的大悟依然无法消释内心对父亲的羞耻感，反而是同事上村小姐内心十分沉痛，极力恳请他去送父亲最后一程，似乎渴望大悟在对父亲的原谅中减弱她对儿子的那份心头的羞耻感。当然，此时的大悟仍然无法理解这种上辈的不负责任，愤而离去，但随即又冷静地返回。这并非因为大悟谅解了上辈的内心耻感，而是他突然明白了属于自己的责任，即一个对死者无比尊重的入殓者的使命。只有在大悟给父亲的入殓过程中，发现父亲手中紧握着他儿时送给父亲的石头时，他才最终感悟到父亲对于儿子的情意，并超越那种积压心头的对父亲的羞耻感而释怀。这时，主题音乐又深情地响起，显得那样平和、安详，让观众感受到两代人心中那种耻感的隔膜最终洞穿、融化，所有的情意全都浮现出来。电影主人公小林大悟在承担了乡村情义社会的使命之后，终于也深切地理解了自己即将作为父亲的另一种责任，从而完成了他从一个现代青年转变成一个成熟的“日本人”的精神历程。
整部电影，展示了一个现代青年返乡对日本传统情义社会的隔膜、接触、冲突、坚定，到最终达到精神体认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日本人”的艺术形象。可以说，在形而上的层面，电影完成了一个“寻找”日本精神的普遍性母题。而在中国观众的眼里，当日本人一直在为现代战争的发起承担罪责时，当“靖国神社”一直在为它的脱政治化而辩解时，电影《入殓师》让我们理解了，真正的日本精神不是为死者招魂，而是送死者安详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