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的定义不只是“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还有更多条件──简单来说，就是“利益交换”或“敌意环境”。
发生了两起性骚扰相关事件：一是八岁男童触摸女同学大腿，经校园性平会调查判定为性骚扰，要求男童须接受教育辅导；另一起发生在北京南下列车中，因人潮拥挤，一名男乘客拍肩商请自备板凳的女乘客改坐为站，却被对方斥责性骚扰。在后续讨论里，可以看到某些迷思仍然存在（例如：“男童还那么小，连性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说他性骚扰呢？”），或者对法律不理解而产生的错误想像（例如以为一进校园性平就必然会留下刑事案底）……当中我们最想讨论的，则是男性的“诬告焦虑”。
诬告焦虑：如果真的是误会，怎么办？
目前看来，诬告焦虑大概有“法律”及“社会压力”两个层面可谈。在法律层面上，许多焦虑其实来自误解，像是误以为性骚扰判定只考虑主观感受，“我觉得不舒服就能告你，而且还一定能告成”，而不知目前其实采用主客观并陈，与《咸猪手事件簿》中描绘的滥诉现象仍有差距。若以前述北南事件为例，由于“拍肩”被认定是一般社交行为，除非情境特殊，否则实务上不太可能仅因拍肩就构成性骚扰。
另外，也有将实务考量错解为性别偏见的状况。例如曾有质疑，既然诬告是公诉罪，为什么女方告男方性侵害不起诉后，检察官不主动追究女方诬告？这是因为，不起诉不等于诬告，可能是证据不足或用错法条，除非真的凭空捏造（但要举证也不容易），否则诬告罪很难成立。
固然，确有检察官挟带偏见，认定“既然真的上过床，男生不就赚到了吗？何必得了便宜还卖乖反控诬告”的例子，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地认定所有相关情形都是基于司法的性别偏见。今年五月发生的四男一女未成年性侵新闻中，也有类似现象：问题明明出在法律攻防，但在媒体的简化报导下，部分舆论误以为法律歧视男性。
不过，就算在“法律”层面进行再多理清，仍无法缓解“社会压力”层面的焦虑——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认为诬告焦虑确实对性别倡议提出了重要针砭：过去，性暴力防治侧重“教导人们不要受害”，却因此掉进谴责受害者的陷阱中；在察觉这层问题后，防治重点开始逐渐转向“教导人们不要加害”。与此同时，由于强暴文化依旧根深柢固，导致许多受害者面临骚扰或侵害时，往往仍先检讨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想太多了、是不是误会对方了，进而选择哑忍不语，因此“鼓励（人们站出来支持）受害者勇敢反抗”，也成为性暴力防治教育的重点之一。
只是，如此部署虽有逻辑，仍有未竟之处：如果被误会了怎么办？如果误会别人了又该怎么办？这部分的深入讨论，仍相对付之阙如。曾有同性恋男性因为在大众运输工具上被女性误会性骚扰，而当众出柜以示清白——这个事例，其实敲响了警钟。遗憾的是，人们对此的讨论重点滑向苛责该名女性“想太多”或“自以为是”，而无法针对相关议题，诸如女性为什么更常战战兢兢地担忧被骚扰？男性若无辜被误会时该如何澄清自处？如果发现自己误会对方该如何道歉……等方面进行更多对话，反而强化了“如果误会别人性骚扰，可能招致批评”的担忧，因而不但无法缓解诬告焦虑，还间接巩固了“受害者最好不要公开反抗”的既有氛围。
关键不是性欲，是权力
“以出柜澄清自己并非色狼”的经验，一方面反映出面对诬告焦虑，社会对于“被误会时该如何应对”及相关制度缺失的探讨犹仍不足。另一方面，它也显示了社会对于性骚扰的某种扁平化误解：事实上，同性恋男性一样可能性骚扰女性——更精确地说，任何性别或性倾向的人，都可能是加害者或被害者；因此，性别或性倾向，并不是豁免性暴力的有效辩词，亦不是推论性暴力成立与否的直接关键。
无论男性“必须”或者“能够”藉由出柜，来澄清自己没有性骚扰女性的意图，“性倾向”成为驳斥性骚扰控诉的当然否证，都说明了社会的性骚扰想像，恐怕已经陷进危险僵局——“同性恋男性不可能性骚扰女性”的潜台词，即是“构成性骚扰的前提在于『性欲』”，亦即“我是同性恋男性，我对女性没有性欲望或性意图，因此我不可能性骚扰她们”；同样地，前述八岁男童性骚扰案中，主张“男童不懂性是什么，因此不算性骚扰”的说法，背后概念也如出一辙：小孩子没有性欲望或性意图，所以不可能／不能算是性骚扰；而北南事件中，某些讽刺女性当事人“大概用肩膀来做爱吧”的说法，其实也隐含着相同逻辑。
问题是，将“性欲望”或“性意图”当成性骚扰的关键，恰恰与女性主义批判性骚扰的重点背道而驰：重点根本不在加害者是否为了满足性欲而遂行骚扰，重点在于加害者透过性骚扰来“遂行权力”。反过来说，如果性骚扰的重点真的是性欲，那么性别骚扰——诸如嘲笑阴柔男性是娘娘腔、以高龄未婚作为质疑单身女性的藉口、暗讽女性最终都要嫁人何必唸书——这些与性欲望或性意图不必然有关的行为，又为什么会算是性骚扰的一种呢？
有的人以为“只要碰触身体就是性骚扰”，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性骚扰的定义不只是“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还有更多条件——简单来说，就是“利益交换”或“敌意环境”。前者系指以性作为贿赂或胁迫的手段，例如告诉对方跟自己上床的话就能升迁，或者威胁对方若不共进晚餐可能会无法毕业；后者则指骚扰行为塑造了不友善的环境氛围，致使被骚扰者感到恐惧不安，甚或对其工作、教育及日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无论是利益交换或敌意环境，“权力关系的不对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意即，加害者透过自身的权力优势，以骚扰的形式，对处于权力弱势的受害者，施加或展现权力。在此，“权力”才是问题核心，之所以强调性或性别，则有两层意义：首先，试图指出性或性别关系，本身即是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例如集体男性的性别权力优于集体女性（这种谈法有它的侷限，稍后说明）；其次，则是揭露社会如何透过“性”，合理化不对等的权力关系。
什么叫作“合理化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呢？举例而言，当我拿着iPhone 7走在路上被抢，尽管不免仍会有“财不露白”的流言碎语，但大致上舆论仍会倾向抢劫者须为罪行付出代价，不应以“看到iPhone 7而情不自禁”作为合理化抢劫的藉口。然而，一旦事情涉及到性，社会却会开始为加害者找理由开脱：是不是受害者穿着暴露才引起加害者无法自制的性欲呢（有趣的是，这类藉口企图辩护的对象，往往都是男人）？
如果加害者是女人，社会则会先检视她的外貌是否符合主流标准，再来决定这到底是“一场幸运的艳遇”，还是“无辜男子被恐龙欺负了”，彷彿重点只是这名女人的外貌，而不是她到底做了什么；如果加害者是男人，“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则成为常见的调侃——虽然某个程度上，这句话确实折射出身体资本与外貌歧视的议题，却也再次将作为问题核心的权力关系，偷天换日为长相与欲望。
总之，当各种谴责受害者的言论，环绕着“性”蔓延开展，原本就处于权力弱势而难以抵御的受害者（无论这个“弱势”是当下的或长久积累的），将因这些疑猜与否认而更加无力对抗加害者，甚至可能连说出自己的困境都显得艰难。于是，种种因为权力倾斜而来的压迫关系，在性的形式中，更加肆无忌惮了——对性骚扰的批判，正是要挖掘社会究竟以性的形式，粉饰了多少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然而，当性骚扰扁平化后，这个初衷却也讽刺地亡佚了。
性骚扰扁平化：消失的批判力道
如今，性骚扰的扁平化，至少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一种是将性骚扰简化成“性”，而不探讨权力关系。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形式化，性骚扰变成某种政治正确的不该作为（“你碰到我的肩膀就是性骚扰”），却无力批判权力不对等，更使得形式外的受害者失去受害资格（例如“难道你用肩膀做爱吗？”这句质疑，便将性骚扰限缩成性器官的碰触，而忽略了“摸哪里”并非重点，“凭什么摸”才是）。
另一种模式，则是本质化地看待权力关系，以为权力关系中的强弱位置是固定的，只有一种既定样态。尽管在实务经验中，我们确实会发现许多加害者之所以能够骚扰受害者，其所施用的权力来源，正是男强女弱的性别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将性别关系，窄化地认定为必然是男强女弱的。
权力关系可能变动，虽然少数例外不能用来否证男强女弱、师强生弱、资强劳弱、汉强原弱作为普遍现象的集体事实，但也不能因此便宜行事地认定权力关系永远只有一种长相。事实上，社会对于“女对男性骚扰”的荒谬反应，正说明了当我们采取本质化的权力关系模式时，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恶果。
因此，如果我们仅将目光滞留在性的珍贵、欲望有无、行为细节或时间长短（例如有没有摸、摸了哪里、摸了多久），未能意识到性骚扰的致命环节其实在于权力施用，将无法把关切重点拉回权力关系，而使“性骚扰”变成空泛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只关切权力关系也是不够的——若不谨慎省思关切视角，而对权力关系采取某种想当然尔的僵化想像，亦可能使“性骚扰”原本的有力批判日渐扁平，从而放纵既有的权力差距、甚至造成新的权力问题。
注释
关于北南事件，不少人已就“身体界线”进行过讨论，我们便不再赘述。只是要特别说明：这起事件中，有些人觉得摸摸肩膀“无伤大雅”，何必这么紧张？然而，每个人的身体与心理界线，本就可能各有差异。我们或许有较为宽松的界线，但应用来约束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必须跟我一样宽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