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xū]出生在了一个他必须力挽狂澜的年代。他出生的时候，据说一群老鼠出来喷出了五色气，汇集成云了。作为宋英宗的长子，他其实老早就想着干一番大业。他曾梦到神仙把他捧着登天了。
和他文治昌盛的朝代契合，这位未来的皇帝勤奋好学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除了正统的儒家经典，他对法家思想也非常熟悉，曾经手抄了《韩非子》全书。但当1067年宋神宗登上皇位后，父亲宋英宗留下的烂摊子还是把他震惊了。
▲宋神宗（1048-1085）
1:
宋朝到了宋神宗一朝，经济问题空前严重。三冗——冗官、冗兵和冗费杂——继续困扰着朝廷。政府开支浩大，财政赤字严重。而百姓被苛捐杂税掠夺得一贫如洗。疆域之外，还有西夏和辽国的军队虎视眈眈。
面对沉疴，非猛药不可。宋神宗想到了改革。
宋神宗询问周围大臣，但回答并不让他满意。比如他问老臣富弼，得到的不过是照本宣科的回答，“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这时，宋神宗注意到一个比他大27岁的男人。他叫王安石（1021-1086）。
因为其改革争议颇大，王安石在两宋时期并没有我们今天听到的好声望。
出生于官宦家庭的王安石，好读书、记性好这些品格出现在他身上并不让人稀奇。但有一个重要素质让他日后脱颖而出，这就是“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文章称雄天下的苏轼（1037-1101），一次看到了王安石在墙上的题诗，
“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他也惊叹道，“此老野狐精也”。
▲王安石（1021-1086）
早在宋英宗一朝，王安石就声名远播。宋神宗此前读过他写的《万言书》。该上书分析了朝政窘困的原因，“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宋神宗听完大臣韩维的推荐后，马上想到了重用王安石。王安石感到时机到了，也同意了担任要职。没有宋神宗，王安石不可能上升得这么快。比如韩琦就唱衰他，“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可宋神宗坚持自己用人的原则。到1069年2月，48岁的王安石的官职就到了参知政事，就是俗称的副宰相。
任命后，宋神宗就找王安石谈话。宋神宗说，人们提到你，说你只知道经术，不懂世务。王安石解释说，经术就是用来经营世务的，是后世那些自称儒家的庸人才认为经术不可以拿来经营世务。宋神宗又进一步问，那你现在先要干什么呢？王安石对了六个字，“变风俗，立法度”。
于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变法的直接动机，就是应对“国用不足”。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国库的银子都不够花了。变法中最著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的核心就是国家放高利贷给农民，等农民有收成了再还上。但这个高利贷年利息不是一般的高，而是达到30%。农民丰收了当然好，如果碰到荒年就麻烦了。
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是在军事上推行《保甲法》，就是把广大农村都划分成以“保”为基本单位的网络。大家平时训练，成为预备役。遇到有人犯罪就搞连坐，大家一起玩完。
王安石变法能在历史上留下这么大的名声，就在于它的剧烈。王安石对改革非常坚定，提出了“三不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遇到反对变法的声音，王安石就罢黜。一路下来，被他罢黜的官员列了长长的名单。
当王安石改革改到教育制度时，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是苏轼。王安石改革了科举制度，取消了诗赋、贴经、墨义等，专门考策论和大义这几项。为此，苏轼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认为教育仍应该因循旧制。
苏轼的上书引起了宋神宗的重视。他就召见苏轼，问他的政见。宋代的言论风气总体自由。即使是皇帝，苏轼也不留情面。他指出宋神宗的几大缺点，“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还提出对策“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宋神宗虚心听了苏轼的意见。可是王安石坐不住了。他在政界有刚愎自用的评价。特别是遇到有人对变法说三道四，王安石坚决不容。
有一次，有官员不同意新政。王安石想怪罪他，但宋神宗不同意。可是王安石固执己见说，“不然，法不行。”王安石的新法够狠，他打击反对派也毫不留情。苏轼对皇帝说了那番话，就惹恼了王安石。他被任命为不太重要的开封府推官，掌管首都的犯罪审判，远离了朝政层面的讨论。
2:
苏轼是宋神宗一朝的超级明星，也是一个习惯于犯颜直谏的官员。
有年元宵节，宋神宗令开封府买浙灯（从江南来的灯）装饰市容，而且让以低价买来。苏轼就给皇帝上书说，我知道陛下你不是为了自己赏灯，而是为了尽孝道，让二宫赏灯。但是百姓并不知道你这个意图，都认为你为了这些玩意，夺走了他们用来吃饭的钱财。宋神宗颇为尊敬苏轼。他看了苏轼的奏折，就取消了这个命令。
成为忠义之士是苏轼从小立下的抱负。小时候，有次母亲教他读了《汉书·范滂传》，苏轼就想成为范滂那样的名士。然而，名士虽有风格，也有风险。苏轼因为自己的耿直不羁，树立了敌人。
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写过一首《桧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没想到这首诗惹出了大麻烦。这首《桧诗》本来是写给一个浙江秀才的。但李定、何正臣、王珪等人借题发挥，炮制了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这首诗，加上苏轼的其他作品，被罗织了耸人的罪名，说苏轼诽谤朝廷。王珪抓住《桧诗》中的“蛰龙”二字，给宋神宗报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轼求之地下之蛰龙。其不臣如此！”宋神宗却没有轻信，而是谈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也可以言龙也。”
宋神宗不想给苏轼加重罪。苏轼只是被抓到京城大牢受审。这个案子受到了皇太后的干预。皇太后很早就听说苏轼大名，坚持要将苏轼释放。
苏轼本来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他和长子约好，如果有自己要被处死的风声，就在送来的饭菜中放上鱼。没想到，一次长子托一个亲戚去监狱给苏轼送饭。这位亲戚为了给苏轼改善伙食，就给他的饭菜加了鱼。苏轼以为自己要被处死，就写诗留别。
最后，命运垂青了一代词人。他被朝廷释放，只是被贬谪到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苏轼在山间一处东坡上建造了房屋，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贬谪期间的雅号却成了他最有名的笔名。在人杰地灵的黄州，苏轼写下了他所有诗词中最优美的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坡仙苏轼
命运的些许摧残是成为伟大词人的必要条件。久经风霜的苏轼可归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的“客观性诗人”。王国维提到，“客观性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苏词的飘逸浩渺，得益于北宋官场的贬谪文化，也得益于宋神宗伟大的宽恕。
黄州让苏轼充分濡染地气。在一首《满庭芳》中，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贬谪和酒一起逼出了一个酒神的苏轼，哀而不伤。一次，他饮酒醉了，三更才回。家童熟睡，鼾声如雷。他敲门却无人答应。这时，苏轼倚着手杖，静听长江的水声，一丝哀鸣涌上心头：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然而，苏轼的行政生涯并未到“孤舟蓑笠翁”的地步。在黄州数年后，宋神宗有意重新启用苏轼回京，监修国史，却被朝臣阻止。他就手书一道，把苏轼调到汝州，算是让他脱离了贬谪身份。手书提到苏轼“人材实难，不忍终弃。”
但苏轼最终无缘再见到皇帝。因为不久之后，宋神宗就去世了。像欧洲的美地奇家族保护了达芬奇和拉斐尔一样，宋神宗也保护了苏轼和司马光，这两位十一世纪时，中国文学和史学的两位缪斯。
3:
司马光是宋神宗一朝的另一位重臣。
司马光以小时候砸缸救人而广为人知。他在文化上的重大成就则是修撰《资治通鉴》。这部巨著被史学家陈寅恪誉为“政治史的空前杰作”。
和王安石一样，司马光从小天赋异禀。比如他七岁听完老师讲解《左氏春秋》，就能复述出大意。
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有私交。但王安石当政后，司马光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主张朝政应该因循旧制，祖宗的法度不能随意更改。两人最终成了政治上的死对头。
宋神宗本来要重用司马光，但被王安石一语否决，说他“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后来宋神宗要提拔司马光担任枢密院副使，他力辞了六七次。根本原因是他对新政的众多措施非常不满，担心它们会产生严重后果。
在王安石当政期间，司马光明察世事，激流勇退，躲在了洛阳开始了《资治通鉴》的撰写。以该书参与人员而言，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文化工程。除了司马光，参与该书的仅有范祖禹、刘恕、刘攽几人。
司马光号迂叟。这个诙谐的称号也可以概括他性格耿介甚至偏执的一面。他毕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的草稿竟然没有一字潦草。时至今日，中国国家图书馆仍然珍藏一页司马光的手稿，有大约460字。读者可以从这页手稿一窥司马光的认真程度。
▲《资治通鉴》残存手稿
宋神宗对这部巨制高度重视。书还没有完成时，宋神宗就督促司马光尽快完成。宋神宗还给司马光资料援助。他一次就把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赐给了司马光。
等书终于大功告成时，十九年过去了。司马光写得须发斑白，牙齿都掉光了。《资治通鉴》近乎苦行僧般的写作方式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这部著作为司马光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写作过程中，司马光并非宰相，可当时全天下的人都把他当真宰相看待。普通百姓更是直接称呼他“司马相公”。
▲司马光因《资治通鉴》名垂千古，背后的支持者正是宋神宗
当司马光把《资治通鉴》呈现给宋神宗时，皇帝说了一句话，但分量足够，“贤于荀悦《汉纪》远矣。”
1085年，文化巨子们最终失去了他们的政治庇护人，这一年，年仅38虚岁的宋神宗去世。尽管他短暂的一生执着于改革，虽然维新不易，但宋神宗仍然在历史上留下了声望。
值得玩味的是，宋神宗在死后继续护佑着《资治通鉴》的传承。在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在宋哲宗一朝还当过一年宰相。在任内，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废除王安石的新法。等司马光去世后，拥护新政的官员执政，就开始反攻。他们想要毁掉《资治通鉴》的雕版，让这部巨作彻底消亡在历史的尘埃中。可是宋神宗为《资治通鉴》写的序言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序言让一切试图毁灭《资治通鉴》的阴谋都停止了。
参考文献：
《宋史》，（元）脱脱 等，中华书局，1985年版
《闲话北宋人物》，周康尧，线装书局，2019年版
《中华两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56年版
《东坡词注》，（宋）苏轼，岳麓书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