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珑的诗歌
无论什么东西，并不是越大越好。比如那些长篇大论，并不见得比一句智慧之言更能让人心开神悟。小中见大，以少胜多，因此也便成了一个道理。因此，从美学意义上来说，小的便是可爱的，也便顺理成章了。小天使，小精灵，小花朵，小星星，小布头，小板凳等等，听起来当然要比大笨蛋、大草包、大锅饭、大杂烩、大腹贾、大呼隆等等要可爱得多。小，如果只是它的外在形式而不是内在涵量的话，那这样的小又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
诗歌当然也同理。玲珑的诗歌如果像一件玉器一样，看上去既精巧又细致，或者像一个孩童一样，既灵活又敏捷，那这样的诗歌又该是多么地美好多么地难得呵。古诗中的好的五言绝句或七言绝句，无疑便是属于这一类的。例子有的是，就不一一而论了。
还是看看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这首《爱与痛的歌》吧——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像是一把有用的剪刀
分手后，我们
重新变成两把利刃
插在世界的肉里
各在各的位置
它的玲珑可爱，不仅仅在于它找到了一个贴切的对应物——剪刀，更在于它的整体的到位，可谓“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内容虽然毫无新鲜之感，但它的表现是新鲜的。太阳底下本无神奇之物，做到了表现上的新鲜，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它所留下的空间，是足以容得下人们的想像而又不至于像有些诗歌那样含混不清不着边际的。是的，它是活的。“诗如果写活了，就必须像一颗树那样，巧妙地结构成形，有效地组织起来。诗必须是个有机体，各个部分都服从一个有用的目的。每一部分都相互合作，以维护并表现诗的内在生命。”美国诗评家劳·坡林在他的《怎样欣赏英美诗歌》中所说的这句话，是永远都不会成为过去式的。这首诗同时也使我想起了T·S·艾略特在他的《传统和个人才能》中所说的这句话：“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逃避；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逃避。当然，也只有有个性有感情的人才知道想逃避它们意味着什么。”阿米亥当然算得上是一个有个性有感情的特例了。只不过是，他的个性和感情都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罢了。而这种形态，对一个诗人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写诗的人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像样的诗人，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没有完成这样的一种转化，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转化。
再来看看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这首《局限》吧——
有一行魏尔兰的诗句，我再也不能记起，
有一条毗邻的街道，我再也不能迈进。
有一面镜子，我照了最后一次，
有一扇门，我将它关闭了，直到世界末日降临。
在我的图书馆的书中，有一本
我再不会打开——我正注视着它们。
今年夏天，我将满五十岁，
不停地将我磨损呵，死神！
《局限》的玲珑可爱，在于它像子弹一样的穿透力，全然不像当下诗坛上那些草莽匆忙间射出的乱箭。它的目标是单一的，集中的，可靠的，丝毫没有装腔作势的“复杂”，无视艺术纪律性的“散漫”，让人可疑的“德性”。其中的“魏尔兰的诗句”、“毗邻的街道”、“镜子”、“门”、“书”，当然是一些值得信赖的符号了，正是这些值得信赖的符号把这首诗的意义贯穿到底的。是的，它早已摆脱了那种简单意义上的“意味写作”，而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意义写作”。也正是这样的“走向”，使这首诗完成了自己的艺术自觉和生命的大圆满的。“这种美是一种内在的毅力，坚持溯回源头。”拿美国诗人罗伯特·邓肯的诗作《诗，自然而然的事》中的这句诗来概括它，是再也恰切不过的了。恰恰就是这种“内在的毅力”使我们看到了直觉、经验和艺术的自信。一首诗不自信，就像一个人不自信一样，总是让人不放心的。越读越让人不放心的诗歌，不是杂碎，就是垃圾，这是被时间早就反复证明了的。
英国诗评家家克·考德威尔在他的《诗的想象力》一书中曾经这样说过：“诗应该面向一般的‘我’，在一般的‘我’的周围团结着一切的体验。在诗中，人们的情绪体验围绕着本能、围绕着‘我’而旋转。”从阿米亥和博尔赫斯的这两首玲珑之作中，显然，我们都十分高兴地看到了围绕着一般的“我”而旋转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是亲切的，直往心里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