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具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2013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期间，主动提出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之际送还由韩国军方管理的360具中国军人遗骸；2013年12月韩方正式启动对墓地的挖掘工作，分批对遗骸进行清洗和干燥，以及对遗物进行整理和登记。
2014年3月17日，韩方对遗骸进行了装棺仪式；2014年3月27日，韩方将保存的全部志愿军遗骸共计437具装车运至首尔仁川机场。
3月28日，437具志愿军遗骸的专机抵达他们慨然出征的地方——沈阳。阔别故土60余载，烈士们终于回家了。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共阵亡183108人，川渝地区阵亡志愿军总数为31000余人，重庆籍战士牺牲9468人，另有少数下落不明。
“礼峰山前决生死，白云深处尽忠魂”，哀思与缅怀，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清明节分外浓烈。
郭应吉在朝鲜哭肿了眼睛
“农村的风俗是父母亲去世后都会烧纸钱寄托哀思，我却连父亲的坟墓都找不到。”63岁的郭应吉提起从未谋面的父亲时，依然老泪纵横。
1951年3月26日，当郭应吉还在母亲的腹中时，父亲郭守朝和叔父郭守廷便跟随部队入朝参战，但是却都再也没回来过。
当年8月，郭应吉出生；次年9月30日，其父郭守朝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年仅23岁。
烈士证上的信息显示，郭守朝于1952年9月30日在执行任务中光荣牺牲，安葬地点为江原道省扬江邻县乌川里村山坡下。
如果不是，需找父亲的遗体，这是一个遥远得郭应吉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一直生活在重庆忠县一个小乡村的他一生仅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找到父亲的遗骸，好每年清明能有个祭拜的地方。
郭应吉一生都想去朝鲜，那是父亲和叔父战斗并牺牲的地方，“即使找不到父亲，我也想去朝鲜为他们扫墓”。
2010年清明节前后，几次未能成行的郭应吉，第一次前往朝鲜，站在鸭绿江断桥上，踏着父亲、叔父的足迹，一度担心找不到，一度想跳江。
由于朝鲜并未完全开放，一行人此次只去了毛岸英烈士陵园以及板门店。这是老兵们一甲子年后第一次回到当初战斗过的土地，也是62年来郭应吉第一次距离父亲这么近。一路上，郭应吉眼睛都哭肿了。
2013年，郭应吉到达沈阳之后才得知朝鲜还是没有完全开放，去了可能也找不到父亲的安葬地点。他给在内蒙古通辽市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打电话，这两个二十几年没见面的兄弟在电话里都哭得很伤心，弟弟连夜包车过来接哥哥到通辽。
但是郭应吉到了通辽之后心里始终不踏实，他害怕错过这次寻找父亲的机会，“万一能找到呢？”仅在通辽休息一天之后，郭应吉又坐上火车到丹东，继续寻找父亲。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一场慷慨赴他国的战争，留给郭应吉以及无数志愿军后人无尽的哀思。
朝鲜的冻土很硬，很冷
79岁的王绍川晚年饱受眼病折磨，现在右眼已经完全瞎了，左眼的视力只有0.1，但他年纪越大就越怀念那些葬身异国他乡的战友。
“他们很多都没有后代，没人会去看他们，也没人给他们扫墓。”王绍川一想到这些就觉得难受，“趁现在还走得动，想多去看看他们。”王绍川说。
2010年，王绍川组织了20多位重庆籍志愿军老兵自费前往朝鲜，为埋葬在异国他乡的战友扫墓，郭应吉就是跟随着他们才第一次去到了朝鲜。
今日的朝鲜半岛很难再寻到当初的战争痕迹，但对于这些幸存下来的老战士们来说，那里有他们一辈子都抹不掉的战争记忆，“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
1951年3月，不到16岁的王绍川作为12军31师91团的一员，和同班同学蓝虹以及陈远庭一起成为第二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3月26日，他们一同跨过了鸭绿江。“鸭绿江那头是祖国，灯火辉煌；而这头是朝鲜，漆黑一片。”
到达的第一个夜晚，山地凹凸不平的朝鲜，找不到一块平整的能睡觉的地方，每个战士都只能用随身携带的铁撬铲平一个山坡，铺上玉米秸秆，盖着漆满了胶的方形的“雨布”，夹着对方的腿相互取暖。
冻土，很硬，这是王绍川对于朝鲜的第一印象。
之后，王绍川跟随部队开始了一连18天“夜行晓宿”的徒步行军，稍作休整之后就开始准备第五次战役。
关于战场上泪与痛的故事，王绍川讲也讲不完，“战争的东西，永世都忘不了”，可在年轻的王绍川眼里，死亡在后来的确成为了最猝不及防的事情。
一场战役漫山遍野都是战友的尸体，“那些牺牲的志愿军战友一般就地掩埋，插个小牌牌，没有名字”。与王绍川一同前往战场的同班同学蓝虹和陈远庭都先后牺牲在异乡的战场上，再也回不来了。
据公开资料，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轮流参战130万人，在战争中共阵亡183108人，其中，川渝地区阵亡志愿军总数为31000余人，重庆籍战士牺牲了9468人。除伤亡减员外，志愿军还有29000余人失踪，失踪者中除在美方战俘营中的21400余人外，尚有8000余人下落不明。
弱冠系虏请长缨，绝域轻骑催战云，60年前的豪情，染红了异国他乡
生者买墓地与战友同眠
“敲锣打鼓上战场，好多学校都没学生了。”王绍川回忆起来，依然一脸豪情。
王绍川所在的中华戏剧专科学校学生人数一共才七八十个，就有十几个去了。而郭应吉所在的村当时也去了十几个人，他们院子一共去了3个，都全部牺牲。
这些牺牲的战士们，大多都是刚刚结婚甚至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他们的子女几乎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牺牲的战士很大部分甚至根本就没有后代，比如郭应吉的叔父郭守廷。
两岁的时候，母亲改嫁，郭应吉跟随爷爷生活在一起。1960年，爷爷去世了，9岁的郭应吉无人照料，靠要饭为生。
除了一张烈士证和一件棉衣，父亲郭守朝什么也没为这个家留下。
郭应吉现在都还记得父亲那件蓝色棉衣，“给幺叔穿烂了之后，母亲又把它改小了给我穿”。郭应吉就是穿着这件有着一排布扣、外面是蓝布、里面是白布的棉衣直到十几岁。
郭应吉告诉记者，从2011年开始，他每个月能够领到684元的烈士子女补助。
然而，对于大部分志愿军烈士后代来说，生活再艰苦都只是暂时的，没有父亲的痛才是一辈子的。
“小的时候，过年过节到处放炮，人家都是家庭团聚，我只有一个人，这种心情你能懂吗？”郭应吉觉得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烈士后代们的心情的，“那是最悲痛的”。
去年8月，王绍川第二次去朝鲜，在三八线以北靠近开城的一个埋葬了两万多中国志愿军烈士遗骸的墓园里。
“一个个像蒙古包一样的墓，一个墓里面埋了200多个志愿军，只立了一个大的石碑，上面用红色油漆写着4个大字——无名烈士。”王绍川说，一看到这些就立刻跪地痛哭了。
“我们就是想生死都战斗在一起，精神不朽。”现在担任重庆市抗美援朝精神研究会会长的王绍川说，南山龙园建了一个志愿军英烈园，现在好几十个志愿军老战士在那儿买了墓地。(文/重青记者 唐余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