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夫，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路遥传》、《走过陕北》、《行走的风景》、《心灵的边际》、《当代散文流变研究》等。
文革时期，2.8万北京知青来到延安，“过五关斩六将”，他们代表的先进文化和开阔视野，与延安人民乐于接纳新事物的宽厚土壤形成交融，一道奇异的风景便油然而生。日月为鉴，那片奇异的黄土地在陪伴了数位国家领导人的青春岁月，并托起孙立哲、路遥、杨卫、史铁生、陶正、闻频等光辉人物的过程中，让本土的路遥成了一个特例。他的特别根系苦难，他的苦难令人叹息。
元月份至今，厚夫每天都要接受几家媒体专访，原因是他不希望再有关于路遥的不实信息“以讹传讹”。
2月初，著名作家杨争光也撰文指出：“路遥逝后，那些在追思怀念中说谎作假的文字，正是这样的他的朋友或同道们以笔墨写出并公之于世的。”对于这样的文字他不但给以轻薄，还要轻蔑，“事实上，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他的嫉与恨，多有事在，大有人在，甚至在睡梦里也要切齿的”。
时下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下称《平》)正在热播，关于路遥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当然，关于他身后的文章里的“文章”也开始恣意。为此，历经12年据实撰写出《路遥传》的厚夫不再回避采访，他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纠偏”时机。但他同时表示，自己只摆事实，不能点名。可见事情之严重。
伤疤青春过山车大起大落
重庆青年报：关于路遥短暂人生的伤疤可以总结为三点，即“文革”、婚姻、疾病。先说说“文革”，“文革”对路遥这一生有哪些影响?
厚夫：路遥一生都没有走出文革的伤害。这场“游戏”也就是后来有人状告路遥牵扯“人命案”的事件，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包括情感的走向。“造反派”一直被人当“小辫子”拿捏，组织上都查清了，说白了还是树大招风。在这个全民狂热的风暴面前，要求一位年仅十七八岁的青年“独醒”，这似乎太苛刻了。在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路遥陷入了人生低谷，他甚至在冬天穿白衣服为自己“戴孝”，这个奇怪的举动，是他意欲告别过去，与自己的过去做“一刀两断”的切割。
重庆青年报：受此影响的情感即表现在他后来的婚姻上?这件事在他身后二十多年来常常被人诟病，对此，您怎么看待他生前妻子林达?
厚夫：青年路遥立志要娶一个北京知青，这是他的一个文化理想。虽然他们的婚姻是悲剧，但我观察到的林达也很好强，性格开朗，也很优秀，她当年的文笔不亚于路遥，路遥在多部小说创作中，都听取了林达的意见。她是一个都市知识女性，她不愿意只做家庭妇女，与路遥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异，而路遥作为一个大男人，长期不顾家，跑到陕北去写稿子，谁也受不了。
路遥病逝以后，林达多年来一直缄默不语，保持着高贵的沉默。笔者想，倘若路遥再有来世，在选择“刘巧珍”与“黄亚萍”的问题上，还是会依然选择城市姑娘“黄亚萍”。这就是路遥的宿命。
重庆青年报：对于他的婚姻与疾病的关系，您是否也有自己的看法?
厚夫：应该说婚姻的彻底失败是压垮路遥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路遥是个心性非常要强的人，他根本无法承受婚姻失败的打击。我前几天还问过一位肝病专家，他说遗传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因，这让我坚定一个看法，我认为路遥是自己把自己累死的。在他去世前四天，我再次去医院探望他，他说他多少年来吃的都是猪食狗食，这时候我感受到，这个好强的陕北汉子心理已经崩溃了。
争议“大树底下好乘凉”
重庆青年报：难道就是因为路遥有“伤疤”，所以给身后带来了很多争议?书中提到，这么多年来有人以讹传讹。您收集的资料证明，还有哪些谬误?
厚夫：路遥去世后，反正死无对证，许多人写回忆文章给自己脸上贴金子，这种情况很普遍。在这本书中我只摆事实，但不能点名。路遥的生日是公元1949年12月2日，不是12月3日，他兄弟姊妹一共9人，并非8人。再比如，1981年路遥的短篇小说在《延河》发表时所配的“作者简介”有两处明显的错误：一是“七岁时因家境极度贫困，过继给路遥无子嗣的叔父”;二是“1971年入党”。其实路遥过继的是延川的亲大伯，非“叔父”，而他的档案明确写着“1969年11月在延川县城关社入党”。在这个不足300字的简介里有两处明显错误，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路遥亲自撰写，还是他人代劳?这一切均不得而知。
还有人说路遥获“茅奖”是在北京活动了，这是无稽之谈。还有人说路遥要求《平》在发表时提了3个硬指标，似与路遥的为人处事方式不符，兴许是杜撰。
重庆青年报：这些谬误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厚夫：有的是记忆不准，有的怀有明显的目的性，比如说有些不认识路遥的人也想跟路遥扯上关系，还有的就说路遥沾过他的光，也不排斥有人就是故意这么“记”。
新闻报道里都说莫言1987年去见路遥，实际上是1988年。《平》研讨会期间，白描认为路遥当时被打蒙了，我觉得他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平》在1986年开始发表时就已经很困难了。再举个例子，王天乐说他是《人生》中高加林的原型，我认为是不对的，我特意调查过王天乐的人事档案，他是在1980年的中秋节前后入职的，《人生》开始写于1979年。“高加林”这个名字来源于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只不过王天乐的人生际遇给路遥提供了灵感。路遥只说过王天乐是《平》中孙少平的原型，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
另外，吵得沸沸扬扬的路遥文学奖，我既不参与，也不作任何评价，我相信大家自有判断。
重庆青年报：那您写《路遥传》做了哪些工作?
厚夫：不管怎么说，我一手操办起路遥文学馆，因为掌握着大量的真实资料，对很多回忆性文字进行了辨析，面对每一篇回忆性文章我都会问到底是真的假的，有什么目的。这事情很有意思，一个人不出名就没人管你，一旦崭露头角了别人就开始说你了，当然你要长成了参天大树别人也就撼不动了，可是撼不动了就会出现“大树底下好乘凉”啊。
因此，从元月份到现在，我只要开机，几乎每天都要接受几家媒体专访，为了防止以讹传讹，想必这是个好机会，我也不再回避了。
遗憾读者热捧专家冷评
重庆青年报：除了回忆文章存在诸多细节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普通读者热度不减，评论界却常出冷评?
厚夫：因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从80年代后一直不受欢迎，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文学史也是人写的嘛，专家们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把劳动大众的地位降低了，而更加注重作品的内在技巧和审美，就好比放大了沈从文，降低了鲁迅。
重庆青年报：那评论界现在的态度有哪些转变?
厚夫：难道非要写得大家看不懂就算好?这就说明文学史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庆幸的是现在对路遥的正视慢慢回归，专家开始纠偏了。比如著名评论家温儒敏专门对获得“茅奖”的作品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平》是最受热捧的;比如华中师大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对路遥作出了高度评价;再比如，现在在很多大学，《平》都是排在借阅榜的前三名。还有就是现在专家在编文学史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文学作品文本意义之外的文化生活问题。我甚至认为路遥的作品不能简单的以文学史意义来界定，它已经超出文学范畴形成了一种文化。
重庆青年报：其实一旦谈起路遥作品来大多数读者都会说很励志。是不是太简单了点?
厚夫：要了解路遥的作品必须了解陕北人的性格。1985年被称为中国的“方法论年”，当时各种西方的文学技法都来了，路遥迎风而立、逆风而动的勇气，一般人做不到。文学作品是精英产品，鸡毛蒜皮，蝇营狗苟，毕竟不是一个办法。有人畅想路遥如果没去世会怎样，这说明大众期待中国要有路遥这样的人，路遥的思想代表了大众的情绪和梦想。要是只理解成心灵鸡汤，就完全矮化了路遥。
改编在细节上凸显格局
重庆青年报：最近电视剧《平》在热播，您看了没有?您个人觉得“陕北味儿”浓不?在艺术真实上有没有相差较大的地方?
厚夫：看过，感觉不错。要求影视剧完全忠实于原著那是不可能的。读者对名著的想象空间，一旦被定格成具体的画面就不复存在了。而且像《平》这样厚重的小说，把它拍成电视剧的难度就更大。剧中删减了一些支线人物，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是语言混杂，改造成陕西方言了，并没有很重的陕北味儿，如果用陕北普通话就可以了;一个是旁白太多，但是这个我蛮理解，毕竟作品体量太大，历史背景需要有所交代。原著与改编成的影视剧应该说是双向影响的。
重庆青年报：该剧在拍摄期间与路遥文学馆和您有没有过合作沟通?
厚夫：没有任何关系。我对媒体说过，剧组应该找一个民俗专家在语言上把把关，但是据说没有。我认为这样做至少不尊重当地文化。
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到很搞笑，《平》片首有一句话写着“谨以此片献给什么榆林父老乡亲”，写成献给“陕北父老乡亲”或“黄土地”不就合适了嘛，这岂不是太小肚鸡肠了?难道就是因为榆林掏钱拍的?路遥是黄土地的儿子，不是榆林培养出来的吧，他7岁就离开榆林，成长在延安。所以有时候很多话我不便说透。而且路遥自己就在《平》中写过一句总献词，即“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这个意思很明了，已经定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路遥的身后事也是以讹传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