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曹雪芹写《红楼梦》所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会对读者有一种想象和期待，而这种想象和期...
如曹雪芹写《红楼梦》所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会对读者有一种想象和期待，而这种想象和期待反过来会极大地暗示和影响他的写作。10月18日，中国作家余华与法国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相聚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讲述他们的写作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作家的第一个读者是自己
勒·克莱齐奥：起初写作是不得不写，生于战争年代，书籍报刊十分匮乏，只能自己写给自己看。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写作首先是跟自己对话，可以看成是对自己的表达。
童年时期，写作受到妈妈的鼓励与支持，她用针线帮我做书。后来，我写给兄弟姐妹看、写给同学们看，大家都很喜欢，自己也很受鼓舞。再后来，我不再满足于写小说，于是开始写诗。随后，我想进一步扩大读者范围，就用英文写小说，投递到英国一家出版机构，没有得到回复，便转变方向用法文写小说，得到了巴黎一家出版社的肯定。
余华：23岁那年，我在中国的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当时杂志等刊物比较火。勒·克莱齐奥七岁就写自己的小说，而我到中学也还没写出自己的小说。
我是文革第一年上的小学，文革最后一年中学毕业，当时写作文就是抄《人民日报》、《上海日报》。但是，从那时就开始构思小说。文革时没有文学，大量文学作品被销毁，但还是有少量在少年学生中流传，都是残缺的书，不知道作者，没有书名，没有开头结尾，没有开头可以忍受，没有结尾实在很难受，只好自己编结尾。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文学作品、文学杂志涌现，人们大多是阅读报刊杂志，很少有人去书店里读书。我当时给杂志投稿，首先要研究这家杂志稿件的风格，看了一堆烂小说，还得研究为什么会被退稿。
但那也是一个好的时代，那会儿给杂志投稿不需要邮票，只需要花费一个信封的钱，因此一篇作品寄给过很多杂志社，我的稿子去过的地方比我去过的地方都多。后来渐渐认识到要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于是开始去书店读书。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为读者写作”说起来很大，做起来很难，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很多元，但是，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读者，就是他自己。我感觉自己写的好不好，其实就是作为读者的身份在说话。一个作家有双重身份，作为作者要使小说推进，而作为读者要能把握分寸，所以自己这个读者十分重要。
饥饿才是读书的最好状态
勒·克莱齐奥：关于读者问题，很多人买了书，然后就往桌子上一扔，也不去读它，这种读者对作者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有些人虽然不太温柔，去偷书来看，但那是因为喜欢书，或者喜欢文学，冒着被抓住的危险，这种爱书的情形，对我们作者来说，是一种鼓励。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跟一批作家参加了一个计划，我们不到出版社出书，我们有油印机，油印自己的作品，放到大街上，不要钱，随便看，直接跟读者建立联系。但这种方法最终没有奏效，我感到很遗憾。
2008年我获得诺贝尔奖，被授予奖项时我有一些感触，所以我就在我的演讲中向瑞典的一位作家，斯各达·达尔曼致敬，因为他讲得非常好，穷人、饿肚子的人买不起书看，买得起书的人，他把书往桌子上一放也不去看。
见到余华先生我很高兴，因为我很喜欢他的书。他早期和后来写的一些书都是为一些饥饿的人写的，莫言也同样如此，为饥饿的人写作。在中国当代的文坛中，有很大一批人都在为饥饿的人写作。
非常遗憾，法国的当代文学有的时候会偏离这个目标。作为一个作家，我的目标就是为饥饿的人写作。我说的饥饿不是说没有土豆，不是物质上的饥饿，而是一种文化上的饥饿。作为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是不能忘记这个基本目标的。
余华：勒·克莱齐奥提到的饥饿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没有书的时候是最想看书的，有了之后反倒不想看了。文革还未结束时，手抄本很流行，我读了小仲马的《茶花女》，很喜欢，后来才发现读的是节选本。我们向别人借书看，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阅读，第二天要还，因为很喜欢，我和朋友就决定把线拆开，一人抄一半。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从没有书的时代变成有很多书的时代，现在每年发行近30万本书，走进书店不知道选哪本。当时我在北师大鲁迅文学院读书，图书馆书不多但是都是文学书，那时候我十分喜欢德里克的书，但是出版处于死亡状态，印个一二本就再也不印了，没有再版这一说。我借了那本书，借的时候舍不得还，就说丢了，交了三倍的罚款。
现在中国有好多书店，很多人坐在地上或者一个角落里读书。这些读者是最好的读者，我们为他们而写作。我们也为那些和自己生活不一样的人写作，而不是为相似的人写作，因为作家总是想写口袋里所没有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