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报恩寺是明代皇家修建的大型佛寺，其前身是六朝名寺长干寺。这是我国首次对大型寺院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也是目前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为研究明代皇家的规制、布局提供了实物资料。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脚手架，或者称“鹰架”的线索。七宝阿育王塔是迄今发现的体形最大、制作最美、工艺最为复杂的阿育王塔。
专家点评：李裕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南京大报恩寺是明代皇家修建的大型佛寺，号称“金陵第一刹”，其前身即是六朝名寺——长干寺。南京市博物馆对遗址北部区域进行的历时4年的考古工作，意义重大、收获很多。
这是建国以来，我国考古界首次对大型寺院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是目前经过考古发掘揭露面积最大的寺院遗址。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址北区为大报恩寺主体部分，总体布局清晰。自西往东，香水河桥、香水河及其相连的排水系统、南北二侧碑亭、中轴大道、天王殿、大殿、琉璃塔、观音殿、法堂及四周相围的画廊等基址，充分揭示了大报恩寺的原有风貌。为研究明代皇家寺院的规制、布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塔基中，发现了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以佛顶真骨为核心（碑文记载由印度高僧施护携带来华）、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珍贵文物，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轰动。长干寺地宫是目前所见国内最深的竖穴式地宫，出土的石函、铁函，七宝阿育王塔也是体量最大的。这些重大发现，对于研究宋代佛塔地宫的建造、舍利瘗藏制度，中西佛教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塔基外围发现的三圏围绕塔基排列的明代柱坑，不仅可以证明，明代在宋代塔基的原址上重建了新塔，而且还是国内首次在塔基周围发现搭建“鹰架”的线索，揭示了明代宝塔的建筑方法，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市博物馆
发掘领队：祁海宁
大报恩寺遗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南古长干里地区，遗址得名于明代皇家寺院——大报恩寺，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大报恩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寺院，自东吴至清末的1600年间屡经毁建。东吴时期，此处就出现了佛教精舍和阿育王塔。东晋、南朝时期，长干寺继之而起。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高僧可政在宋真宗支持下，于旧址重建寺院，并新建九层佛塔。天禧二年（1018），长干寺改称天禧寺。明永乐六年，天禧寺毁于火。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朱棣命工部重建，“准宫阙规制”，并改名为大报恩寺。明代大报恩寺规模巨大，总体上分为南、北两片相对独立的区域：北区为寺院的主体，主要的宗教性建筑皆分布于该区。南区为管理机构、生活配套设施的所在地。1856年，大报恩寺毁于太平天国兵火。自2007年2月起，为配合“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市博物馆组织考古队对遗址北区进行全面发掘，至2010年11月，田野工作基本结束。通过4年的发掘工作，共完成发掘面积5.6万平方米，主要取得三个方面的重要收获：
本次发掘在遗址的中轴线上先后清理出明代大报恩寺所属的香水河桥、主道、天王殿、大殿、琉璃塔、观音殿、法堂等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两侧，先后发掘了永乐、宣德两座御碑亭、轮藏殿、伽兰殿、画廓，以及河道、排水暗渠、水井、围墙等建筑和设施。目前大报恩寺北区，除山门、祖师殿之外，主要建筑全部得到清理。本次发掘是我国考古界首次对佛教寺庙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揭露，对于研究明代皇家寺院的规划布局具有重要价值。
在遗址的最高处发现了始建于北宋的长干寺塔基与地宫。塔基平面呈正八边形，最大径31.831.8米。塔基中心处的地宫为圆形竖井式，直径2.2米，共深达6.74米，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深的佛塔地宫。地宫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总数达到12000余件。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出土了一整套宋代舍利瘗藏容器，包括石函、铁函、七宝阿育王塔(塔函)、漆函、以及银椁、金棺、大小银函、水晶瓶等，是研究宋代舍利瘗藏制度的重要材料。其中的七宝阿育王塔，体形高大，纹饰精美，是迄今发现的体形最大、制作最精、工艺最为复杂的阿育王塔。其次，出土了近百幅保存完好的宋代丝织品，包括绢、绫、缬、锦等多个品种，在新中国考古史上非常罕见。在多幅丝织品上有宋代施主墨书题写的发愿文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第三，出土了大量的宋代香料实物，包括沉香、檀香、乳香、豆蔻、丁香等；以及贮存和使用香料的器具，如香囊、香合、香匙、香箸、香炉、净瓶等。第四、在地宫出土了佛顶真骨、感应舍利，诸圣舍利等多份佛教圣物。根据铭文记载，佛顶真骨为北宋印度来华高僧施护所献。这枚佛顶骨舍利的发现，让中国同时拥有了佛顶骨舍利、佛指骨舍利（陕西法门寺）和佛牙舍利（北京灵光寺）等三大佛舍利。北宋长干寺地宫是继法门寺地宫之后，佛教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在塔基外围，发现了三圏围绕塔基排列的明代柱坑，柱坑底部铺石板，中心栽设木柱，木柱周围夯实，这是国内首次在塔基周围发现“鹰架”的遗迹，揭示了明代修建琉璃塔时的建筑方法，是研究古代建筑技术史的重要实物证据。这一发现还充分证明了明代是在宋代塔基的原址上修建新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