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人：孙健 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
千百年间人类在同自然抗争中，在海洋中遗留了大量的痕迹，分别记录着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文明。位于广东汕头南澳的明代沉船就是承载着历史的典型性代表。
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时间的突发性与保护的困难性，“南澳Ⅰ号”明代沉船发现后文物工作者及时介入，随即展开了有效调查并迅速制定实施了有效的保护及水下考古工作，从2007年开始至今，基本确保了在进行考古工作的同时，水下遗址未受到盗捞等破坏。
南澳沉船是目前我国较深的水下沉船遗址，地靠台湾海峡南端，洋流较急，考古队通过周密设计、细致工作，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成功地实施了科学的水下考古发掘，从组织、发掘、保护各方面都是我国的水下考古学科建设与实践的成功尝试。本次发掘是我国首次在这个深度（28米）开展大规模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并总结出了一套包括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在内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操作程序和方法。
“南澳Ⅰ号”是我国沿海经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明代沉船，它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研究明代中国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以陶瓷为例，沉船中大量的漳州窑系产品极富特色。由于漳州窑的属性，目前国内传世与出土的器物均不多见，窑址发掘亦多为残件；本次发掘不仅提供了品种极为丰富的成品，同时也填补了16-17世纪间大航海时代我国海外贸易政策转变、东南沿海经济结构变化等资料的空白。
在水下技术层面，“南澳Ⅰ号”沉船发掘中，将浅地层勘测，多波束三维立体声纳扫描等科学物探手段和水下调查有机结合，做了精确定位、准确发掘；整个发掘中采用了包括35%的高氧潜水、设置水下纯氧减压站、水下三方无线通话潜水装具与KMB配合使用等手段，同时依据考古工作规范要求在遗址上设置了大型软探方控制区域，小型金属探方测绘发掘，通过水下摄影摄像、照片拼接，准确记录，保证了整体工作安全、有效的进行。
发掘单位：国家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东省博物馆
发掘领队：崔勇
“南澳Ⅰ号”位于汕头市南澳县三点金海域，2007年5月下旬，南澳县云澳镇渔民在生产过程中，发现了一条满载青花瓷器的沉船。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5月底派员在沉船海域进行潜水探摸，发现并成功定位，命名为“南海Ⅱ号”（后改名为“南澳Ⅰ号”）。6月初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打捞局的协助下，对“南澳Ⅰ号”进行了前期调查和外围采集。调查内容主要涉及沉船的沉态、方向、尺寸、保存状况和破坏情况等各方面。通过近一个半月的调查，绘制出遗址海床面上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了解了沉船的装载情况，采集了近千件外围散落的沉船遗物，并且拍摄和录制了大量的沉船影像资料。
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外围采集的工作流程。外围采集主要是为抽泥清理出工作面。考古队首先在沉船遗址中凝结物分布密集的区域布设了一条垂直于隔舱板的基线绳，又在基线的两侧各布设了两条采集线，采集线以外的散落瓷器全部采集。采集时使用一个1米×1米，中间用十字线分割的采集框作为探方，在采集前先进行录像和草图绘制，采集时每采完一个方，就沿采集线平行翻滚一次。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外围采集基本完成并同时完成一张外围遗物分布图。
2010年的4—7月对“南澳Ⅰ号”沉船进行了发掘。在发掘前和发掘后期既2010年3月和2010年7月，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山大学地理科学规划学院和海洋学院对”南澳Ⅰ号”沉船附近海域进行了两次多波束及浅地层深测量。采用以“南澳Ⅰ号”为中心，东西、南北方向分别为往东至三点金边缘约1000米，往南至乌屿约1500米范围，既2000米×3000米范围，同时以“南澳Ⅰ号”为中心的四周各500米，即1000米×1000米的范围进行加密测量。比例尺为1：1000，XS=2585065，YW=39512335，进行浅地层测量和多波束测量。探测结果显示，在三点金海域共发现49个可疑点，结合浅地层进行平剖面的判读和分析，筛选出7个疑点均具备沉船要素。
发掘期间，考古队根据水下沉船的状况，设置了10米×30米的虚拟水下探方网，保证将整条船纳入探方网内，并根据实际情况在水下布了两排硬探方。硬探方为铁质方框，每个1×1米，并每隔20厘米钻眼穿绳，形成网格，适于水下绘图。探方方向正南北向，在每个探方的西南角绑上长方形塑料标牌，标上探方号。并在T1920的西北角钉了一根钢钎，做为探方的永久基点。
通过水下考古发掘，发现沉船现存有十六道隔舱板，十五个舱位；现存船体的纵向长度约27米，最宽的隔舱长度7.5米；通过测量，船体纵轴方向为10度，横倾角度在8—13度（各舱存在差异），其中N8附近几个舱的外舷有堆积厚度较浅的大量文物遗存，说明船体有可能发生过断裂，部分船货在沉没时被倾倒到船体外部。沉船货物以瓷器为主，沉船的各隔舱板之间均清理出码放整齐的一摞摞瓷器，成摞瓷器基本上都是呈侧立横放并交错码放形式。考古工作队采集、发掘出水了大量的陶瓷器、金属器等文物。此次发掘总计出水文物11248件，其中瓷器10624件，陶器145件，金属器113件，其他器型54件，铜钱15000余枚。在船载的瓷器当中，以漳州窑青花为大宗，瓷器种类主要为大盘、大碗、钵、罐以及杯、盞、瓶等，青花瓷大盘和带盖青花瓷钵是有代表性的器物,瓷胎和釉质比较厚重,青花颜色均比较暗淡,发灰或者发黑,无论人物还是花草图案都比较随意,器表施满釉,底足粘有细砂,即“砂足器”，属于外销瓷中的常见类型。船货中还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江西景德镇所产的青花瓷器与五彩器物，其中以青花套装粉盒、刻划龙纹撇口碗尤为精美。其他出水文物类型还有木制品、釉陶罐、铁锅、铜钱、铜板，以及多种动、植物有机物遗存等。就此瓷器类而言，基本以漳州窑青花器物为主。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发布第一个禁海令，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局部废止海禁时止，期间接近两百年之久，而这段时代，正值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大航海的时候。1557年葡萄牙人已经来到大明国门口，建立了澳门殖民地。而“南澳Ⅰ号”的发现印证了史料的记载，这是在局部开海的关键时期的一条贸易商船，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沉船本身的价值，而是与之相关的文化与对外交流，不管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足以证明，中国并没有独立于世界之外，而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兴与衰，更是中国历史兴衰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