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游戏的萌芽肇始于史前时期，婴戏图，便来源于现实中孩童玩耍的场景，是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的重要题材之一，与游戏的发展脉络一致。
宋 苏汉臣 秋庭戏婴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婴戏题材萌芽于战国，后来从唐代描绘妇婴的题材中脱胎而出，这一时期婴戏的题材表现手法略显稚拙，因婴戏的画法脱胎于成人，故早期婴戏画中常出现“小大人”的特征。
磁州窑瓷枕图像摹本
两宋时期是婴戏题材的一个巅峰。宋代的孩童形象一扫前代的拙朴，而是趋于精准。造型准确生动，形体精炼，状物写神，文雅精妙，更富真实感和世俗性。这一时期,既有以苏汉臣为代表的表现上流社会审美意趣的《秋庭戏婴图》等宫廷绘画，也有以磁州窑瓷器上笔触流畅、童趣天真表现民间儿童游戏的形象。到了明清两朝，婴戏题材往往场面中人数众多，姿态各异，技法以工笔为主，体现了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希望，一直以来深为社会各个阶层所钟爱。
唐 持莲童子图执壶
瓷器上的婴戏题材，目前所见较早的实物器是湖南长沙唐代铜官窑遗址出土的持莲童子图瓷壶，其造型和画法对其后景德镇陶瓷制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元代，瓷画上婴戏图仍大行其道，及至明清两朝进入婴戏图的鼎盛时期。清乾隆时期，孩童形象在瓷器丰富多彩的纹饰中甚为夺目，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天真和乐的童趣世界.
婴戏题材是中国古代民间生活的真实写照。烟台市博物馆藏清乾隆青花百子图将军罐作为民窑青花器中的翘楚，以活泼俏皮的表现手法再现了初春时节孩童们在庭院内进行游戏活动的景象。该罐高43.1厘米，青花发色明快清丽，绘画工整，构图繁而不密，有清新明朗之感，生动活泼，情趣盎然。
迎状元归
这件青花百子图将军罐上还绘有5个小童，2个小童扛旗在前面开路，2个小童紧跟在后，其中一人还打着伞盖，中间一簪缨者身骑竹马，右手扬鞭，立于桥上，好不威风。这是玩“迎状元归”的扮演游戏，在清代焦秉贞的名作《百子团圆图》中也有相似的场景。骑竹马模仿跃马奔走的传统游戏方式，最早见于汉代记载，是汉魏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游戏之一。之所以说这是一幅活灵活现的春季游园图，在于其中包含了不少“贺春”的游戏。
清 焦秉贞 百子团圆图·迎状元归 国家图书馆藏
婴戏图的表现对象为天真烂漫的孩童，也寄托了许多特殊的寓意。百子图绘百名儿童游戏，是婴戏的集成，寓意百子千孙，人丁兴旺，以此表现繁荣盛世，太平景象，是中国人趋吉求福质朴愿望的体现。
在清乾隆时期的瓷器纹饰中，吉祥图案增多是其特点之一。
另一方面，明代以后，婴戏题材尤为皇室所爱，进入清代，婴戏题材与吉祥图案相结合，并逐渐向吉祥题材转化，成为固定程式。如烟台市博物馆藏清乾隆青花粉彩开光婴戏图双蝠耳扁瓶将富丽精致的宫廷艺术与充满生活气息的审美意趣相结合，并最终达到了绝妙的平衡。
扑蝶
该瓶为一对，高20.1厘米，装饰工艺复杂，采用了清乾隆时流行的双蝠耳，风格细腻精致，是当时官窑瓷器中的精品。以双开光的形式描绘了两组孩童玩耍的场景。两组均为三名小孩，一在扑蝶，一在剖瓜，神态活灵活现，动作流畅自然。在中国民间的岁时八节中，有一个花朝节，古时每逢花朝，文人雅士邀三五知己，赏花之余互相唱和，而扑蝶正是花朝节的节物风俗之一。而剖瓜也是婴戏中经常出现的场景之一。小瓜为“瓞”， 始生时虽小，但其蔓不绝，会逐渐长大，绵延滋生。“蝶”与“瓞”同音，瓜与蝶在一起寓意“瓜瓞绵绵”，儿童形象与绵绵瓜瓞的结合，可谓对子孙延绵不绝、兴旺发达的双倍希望。
剖瓜
值得注意的是，扑蝶是难得的女孩可以参与的游戏之一。而剖瓜则更为明显的指向女性。二八剖瓜，瓜字初分，指的便是女子十六岁之时。两幅婴戏图都带有或多或少的女性色彩应该不是偶然。偏重于女孩的游戏也为数不多，借婴戏题材陶冶情操、培养性灵，抒发对女性的角色期待意识，是文人审美趣味的一种体现。
可见婴戏题材还承袭了文人画的趣味，尤其是在官窑瓷器中，文人审美趣味的影响更为深远。烟台市博物馆藏清乾隆青花十六子图碗，高8、口径15厘米。整器造型规整，构图饱满，发色浓淡相宜，年款书写严谨，是乾隆官窑青花中的上乘者，十六子图案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年间，后来在清代大行其道，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出现较多。瓷碗上的十六子分为两组，各八名。其中一组着短衣长裤，敲锣打鼓，面含喜色.
另一组则只穿肚兜，笑容可掬。十六子是贤臣才子、治世能人的象征。写实与夸张的艺术手法在技法和题材上的交叉运用，是婴戏图的艺术特征之一，如陈洪绶《戏婴图》中的儿童，头大身小，造型夸张，均为明末清初绘画技法演变的表现。官窑产物寄托的仍是祈盼国运昌隆、政通人和的严肃宏大主题，但婴戏元素的加入，为其增添了些许自在轻松的意味。十六子图碗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装饰技法，传递出中国艺术长期追求的自然素朴之美。
此外，瓷器上点景的芭蕉、梧桐，都是文人士大夫们所钟爱的植物。芭蕉自古时由东南亚的热带国家传入中国，在南朝宋以后更是逐渐成为象征文人士大夫形象的植物，广泛出现在文学艺术与绘画艺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