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博物馆太多了，
尤其是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
几乎是到北京旅游的人的必去之处，
大多数人往往忽略了首都博物馆。
其实，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积淀沉厚的古都，
其藏品的规模和等级档次，都是一流的。
目前首博的藏品约有20余万件，
其中不少都是一级文物、精品文物，
珍稀的代表性文物，
就堪称是“镇馆之宝”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首博的精华之所在：
伯矩鬲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中期-前10世纪中期
口径22.9cm 高33cm 青铜
1974年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251号墓出土
国宝级文物，全国195件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
鬲(念lì)，古代煮饭用的炊器。
西周伯矩鬲，全称“牛头纹带盖伯矩鬲”。在首都博物馆诸多青铜器藏品中，它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宝级的稀世珍品。
伯矩鬲顶部为平盖，盖面饰以浮雕状牛头纹，盖纽为两个相背的立体小牛首，器折唇上有立耳，颈部饰夔纹，间以短扉稜。袋足，饰牛头纹，角端翘起；整个器具纹饰精美，尤其是通体满饰浮雕状牛头纹，数量达7个之多，将牛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伯矩鬲设计水平高超，造型奇特，气魄雄浑，铸造工艺精良，具有非常高的审美艺术价值，代表燕地青铜制造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青铜器的代表作之一。
伯矩鬲盖内和内壁，铸有两段相同的铭文，共15字：“在戊辰，堰候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 意思就是说，伯矩受到燕候赏赐，心里颇为荣耀，铸此鬲以示纪念。
伯矩鬲1974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琉璃河遗址是周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的燕国所在地，这也是北京建城之始。伯矩鬲正是西周燕国遗物，是北京城诞生的见证。
元青花凤首扁壶
元代 公元1279-1368年
口径4cm 高18.7cm 陶瓷
1970年北京旧鼓楼大街豁口元代居住遗址出土
元青花瓷（又称元青花），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自身工艺水平登峰造极；元青花存世量极为稀少，正宗的元青花全世界不过300余件，这使得每一件元青花都非常珍贵，其中的上乘之作，更是价值连城。
1970年，北京旧鼓楼大街元大都居住遗址出土了10件青花瓷，但出土时均已不完整，这件青花凤首扁壶破损尤其严重，已经碎成48块瓷片。文物专家对其进行第一次修复，琢成整体，但器物周身仍有多处残缺孔洞。即便如此，因其罕见，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这件扁壶还是经常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图案甚至还上过邮票。2003年，上海博物馆的著名文物修复专家对其进行了历经13个月的第二次修复，这件元青花凤首扁壶修复如初，看不懂一丝破损痕迹，终于重现旧日风采。
这件元青花凤首扁壶，产自景德镇，壶体扁圆，直颈小唇口，浅圈足，以昂起的凤首作流，以卷起的凤尾作柄，凤身绘于壶体上部，双翅垂至壶体两侧，壶体下部饰以牡丹图案，呈现凤鸟飞翔于牡丹丛中的情景。整体上，色彩鲜艳，清新雅致，造型别致，独具匠心，是一件具有很高价值的珍品。
更特别的是，1998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也出土了一件元青花凤首扁壶（本文无图），与北京这件极相似。有研究者认为他们是"一鸾一凤"，一雌一雄，首都博物馆的这只为鸾，是雌的，新疆伊犁的那只为凤，是雄的。2009年，这两件青花凤首扁壶曾在北京首次聚首，鸾凤和鸣，千年沧桑，令人唏嘘。
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
元代 公元1279-1368年
高67cm 陶瓷
1955年北京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口出土
首都博物馆水月观音菩萨像，姿势自然优美，呈观水中月姿势，故称水月观音。水月观音形象最早是唐代画家周昉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观自在菩萨创造的造型，之后广泛流传，宋代较为流行并逐渐世俗化。
该尊菩萨像高67厘米，头戴华丽宝冠，上有小化佛，已残。面颊丰腴饱满，额头宽阔，双目微闭，端庄慈祥；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臂放在右膝上，神态优雅脱俗；观音上身穿袈裟，下身着长裙，胸前及衣裙上饰联珠璎珞，手腕戴臂钏，全身装饰繁缛；通体施青白釉，釉色白中泛青，胎质洁白细腻；整尊菩萨像莹润柔美，神态飘渺，气质高雅，气韵非凡，将大慈大悲、自在安详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造型、胎质、纹饰、釉色、表情等各细节看，这尊水月观音菩萨像都是上乘之作，是元代青白釉瓷器艺术的精品，代表那个时期佛造像的高超水平。
班簋
西周中期 公元前10世纪中期-前9世纪中期
高22.5cm 径25.7cm 青铜
簋（读guǐ），古时初为贵族食品盛具，后来演变成重要礼器。
西周班簋，又称毛伯彝，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一件蜚声中外的器物。清代乾隆年间，西周班簋被清宫收藏，并收录于《西清古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周班簋流失民间；1966年后，西周班簋大遭损毁，被毁成若干碎片，并被送至废品回收站；1972年，北京文物工作人员在金属回收站发现西周班簋残件碎片；1973年夏，西周班簋被送回故宫文物修复厂修复，后藏于首都博物馆。可谓命运多舛。
班簋四耳饰兽首，下垂长珥作为支柱，后另有小珥；口沿下饰冏纹，夹有两道弦纹；腹饰阳线构成的兽面纹；低圈足，无纹饰；内底有铭文20行，198字，记述了贵族“班”追随大贵族“毛公”东征的史实，其中末尾记有“子子孙孙，多世（其）永宝”字样，这一史料与秀丽的文字都具有重要价值。器具兽面纹饰流畅繁密，器形饱满庄重，婀娜多姿又不失威严气格，体现出西周时期中国已有相当高的青铜器制作工艺，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瑰宝级文物。
骊山避暑图
清代 康熙乾隆年间
纵224cm 横134cm 绢本 设色
▼ 《骊山避暑图》局部
袁江（约1671—1746年后），字文涛，江都（今扬州）人，善将雄伟壮阔的山色与富丽堂皇的楼阁，很好地融为一体，既精细入微，又气势磅礴，有力地提高了界画的表现能力，被推为清代“界画第一”。
《骊山避暑图》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构图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是袁江的代表作；图以唐朝九成宫（唐皇家避暑之地）为题材，运用遥摄全景构图法，展现雄伟壮丽的宫阙建筑群落，山峦起伏，丹陛石阶，宫殿楼阁，重檐层扉，精致华美。画中穿插的众多人物，气氛显得紧张迫促。
全图布局工整匀称，楼阁建筑及人物皆工笔重彩，充分发挥了工笔山水画工整严谨、色彩鲜明、华贵典雅的特点，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技巧和雅俗共赏的绘画风格，系我国界画作品中罕见的上乘佳作。
《骊山避暑图》是首博镇馆之宝，首博门票图案即源于该画，可见其对首博之重要；古画保存难度大，需重点休养，不轻易公开展出，所以难得一见。不过幸运的是，目前首博正在举办的《江山如画——12-20世纪中国山水画艺术展》，《骊山避暑图》罕见亮相；展期至2019年12月1日。
▼ 《骊山避暑图》局部
▼ 首都博物馆门票图案，源自《骊山避暑图》
乾隆御制碑
清代 乾隆年间
总高6.7m 汉白玉石材
乾隆御制碑，曾立于北京天桥十字路口西北方“斗姆宫”内，1915-1919年间被移至先农坛；后因种种工程，碑的各个部件陆续被埋到地下，直至2005年才被重新发现；经过文物专家精心修复，2006年5月重立于首都博物馆北广场东侧。
该碑高6.7米，重约50余吨，分为碑身、碑帽、碑座三个部分，碑座为束腰须弥座，刻有精美卷草花纹，保存完好；碑四面刻有乾隆正楷满汉文手书《皇都篇》《帝都篇》，以磅礴的气势赞美北京险要的地理形势和国泰民安的情景，堪称“北京史记”，并体现了乾隆帝“在德不在险”和“居安思危”的治国思想；这两篇文章是这个巨型石碑最大的文物价值，是研究北京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
乾隆御制碑是目前京城最大的石刻文物，是首博的镇馆之宝之一，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