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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一场“以德治国”的旷世大辩论

回溯上下三千年中华文明,重德传统由来久矣。“以德治国”思想的渊源,上可溯到西周早期的周公,下可接到中国梦的当下。

殷商时期,当国家的雏形出现之时,自称是“天”、“上帝”在人间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却因奴隶的暴动,致使“天命改降于周”。这一历史大变革,使得获得执政权的周王朝最高统治者警醒,他们悟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天命观”,并清醒地认识到,“天”只辅佐那些有德之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德”在周公那里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两千多年前治国理政的重要韬略,这便是“以德治国”的最初萌芽。

800年周朝天下被春秋战国所接管,人类文明进入空前繁荣期,思想、文化和智慧得到极大的释放与张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可谓淋漓尽致人尽其才,给后世诸多启迪和深思。

由是,便开启了“以德治国”的旷世大辩论。可以说,春秋战国纵横五百余年,其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无尽纠缠与较量中,翻开新篇章的。

儒家鼻祖孔子最先提出“为政以德”,这与周王朝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统治者们的主张。孔子所说的“德”,就是“仁”和“礼”。儒家的“药方”是“克己复礼”。最初是孔子对颜回提出来的。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而对于孔子的这一套仁和礼,墨家、道家、法家……均群起而攻之,全都反对。

争鸣最初是从墨子批孔子开始的,这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事。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他主张兼爱。兼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都一视同仁。这样一来,诸侯间就没有战争,大夫间就没有掠夺,庶民间就没有残害,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在墨家眼里,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中的“三大批判”,集中起来可谓“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

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礼坏乐崩”的时代——此典故出自孔子的学生宰予。一次宰予对孔子抱怨说,父母亲去世,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了。一个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儒家看来,礼和乐俱为一体,没有乐就没有礼。孔子对学生的观点十分生气,他说,丧期定为三年,就因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也即是说,孩子长到三岁时,父母才不抱了,反之,爹妈抱你三年,你不该为他们守丧三年吗?一句话,爱必须得以回报。

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

墨家之后,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对孔子的“德治”主张,道家显然不苟同。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儒家儒家伦理是大奸大伪。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爱的。“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何以抵得上“相忘于江湖”?

庄子

庄子的见解堪称“无政府主义”。这与老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轻贱万物,君主无视万民。这也应了,君无为,则民自治;君无情,则民自富;君无能,则民自由。道家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不要作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老子也认为,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都是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

“君不治,则民自治;君无为,则民有为”。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就是,有政府,无作为;小政府,大社会。

这跟当下世界倡导的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脉相承,要知道,这可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所以,人类在孩提时代的思维,越天真越丰富越有创意越能启迪后世。

儒家与各派争论升级的焦点,更多的集中在一个发生在公元前513年的故事。这一年,晋国决定将刑法的条款镌刻在刑鼎上“使民知之”,而这一公诸于众的做法却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维护礼治”,而礼治的核心是“尊尊”(即尊贵、尊崇),“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正所谓,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法治就是以法治国。我们不禁要问,孔子为何要如此严厉地反对法治和刑治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

原来孔子所要的结果,是“治标”又“治本”。在他看来,“德”乃“治本”之“方”。

但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看来,孔子的这一理想设计根本不可能实现。其理由,“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他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韩非子

韩非子所说的法治,实际上也是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为此他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德治与法治之争,其实就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又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他的名言是:“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说的是,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季;地,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一个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吵嚷,就停止行动。

荀子眼里,道,就是规律;数,就是法则;体,就是标准。天有恒定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君子的常体是什么呢?荀子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荀子的学生韩非循着师父的名言,行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他在《韩非子》一书中,用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讲“防范”,比如人臣欺君窃国的“八奸”,比如人君丧权失位的“十过”当然。这些方法和案例虽然大多在“术”的层面,但他的观点却显露无遗,根本的在于法,即制度。他认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明。

不仅如此,韩非子与儒家的二号人物孟子也有过思想上的交锋。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由此产生了以“德”为核心的仁义礼智。恻隐之心是谓仁,羞恶之心是谓义,恭敬之心是谓礼,是非之心是谓智。正所谓,水性向下,人心向善。只要努力追求,“人皆可以为尧舜”。

对此,韩非子也有不同见解。以伯乐相马为例,伯乐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正所谓“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儒家出道的韩非子并非要与儒家交恶,正所谓实现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韩非观点深刻之处就在于,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制度。在韩非看来,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而最为管用的,就是“两面三刀”,两面即赏与罚,三刀就是势、术、法。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所谓的“法治”。

庄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儒家的主张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这,就是封建社会。

道家讲道,儒家讲德。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有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故而,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而不但有“外儒内法”,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被逼成了“地下党”。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小康”,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则因“大道既隐”,所以,前者 称大同,后者叫小康。如果说小康是“德的时代”,那么大同就是“道的时代”。

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历史学者易中天曾戏言,大同之世为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因为物质匮乏,根本没东西可偷。

“德”字最早源于殷商,出自于甲骨文,见于卜辞。其字形是路口或路上的一只眼睛。意思有两层,“视线通直”,所以德通直;其二“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卜辞中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有失,有治有乱。文化密码,自古神奇。

德,首先是得失,天命的得到与失去。必须“有德”,首先得“有心”。所以西周的青铜器上的德,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即“心中所见”,内心世界的得失与曲直。

古人果真了得。对这一本真,最初的周人悟得最为透彻。他们的独到之处,在于新政权诞生之际,即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它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谓“聪明的自私”。

或许这也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高兴道德大旗以治国之关键,一以贯之,使得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

这些遗传下来的成果,都得益于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旷世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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