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应文史宴7月份答读者问而请魏晋南北朝史高手撰写，希望提问的读者百里的卢能够满意。北周隋唐三朝的历史，与关陇集团关系极大，当年武川镇鲜卑与关中汉人融合而成的这个关陇集团，既是南北朝历史的出口，也是隋唐王朝能够兴盛的重要保障。而在从鲜卑部落走向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关陇集团也历经打击和残害，最终走向没落。
1:
北周因为灵活的制度而崛起
宇文泰是鲜卑化的匈奴人，出自代北六镇的武川镇。宇文泰家族与贺拔岳家族、独孤信家族、李虎家族同出此镇，关陇集团的雏形，最初就是靠着地域关系纽结起来的。
六镇起义爆发之后，宇文氏、贺拔氏、独孤氏、李氏等相继被义军裹挟着离开了武川，并相继掌握了部分武装。尔朱荣集团崩溃后，贺拔三兄弟的老三贺拔岳成为武川镇势力的带头大哥，盘踞了关中、陇右一带，聚集起关陇集团的初始势力。后来贺拔岳被刺杀身亡，原系贺拔岳心腹兼主要助手的宇文泰，受到武川镇诸将的拥戴，接掌了贺拔岳的势力。
北魏孝武帝受高欢逼迫西迁关中依附宇文泰，宇文泰杀孝武帝，操纵元氏建立了西魏。关陇集团具备了国家的形态，看上去发展壮大了，但局面却十分恶劣。
彼时天下三分，东有东魏，南有梁朝。梁朝还罢，东魏丞相高欢一直对关中虎视眈眈，想尽办法要吞并之，贺拔岳被刺杀便是受高欢鼓惑。东魏的实力也极其强大，其统治区域包括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大部，以及安徽、江苏两省的北部，人口数量、军队数量都数倍于关中。高欢的招降、诱骗政策失败后，立即发动了数次大规模进攻，试图将新生的西魏生吞活剥。
摆在宇文泰面前的问题十分鲜明：怎么活下去。
其一，打不死的宇文泰。
东魏与西魏爆发了五次大战，分别是小关之战、沙苑之战、河桥之战、邙山之战、玉壁之战，其中只有河桥之战系西魏主动进攻，其余四次都是东魏进攻。
小关、沙苑两战宇文泰以寡克众，将西魏从死亡线拉了回来，其根本重地关中暂时幸免于难。但随后在河桥之战中宇文泰败于东魏大将侯景之手，大军伤亡六、七万人，宇文泰的六镇鲜卑军队几乎为之一空，正是这次惨败，促成了西魏府兵制的改革，这项改革影响之深远，连宇文泰本人都没有想到，具体内容我们放在下段讲。
河桥战后，西魏因为接纳东魏叛将高慎，两国再次爆发空前规模的邙山大战，西魏损兵三万余人，仅能维持关中防线不破。然而东魏在洛阳方向也已打的筋疲力尽，执着的高欢不愿就此罢手，他调整了进攻方向，从河东南下打关中东北方向。岂料西魏天才将军王思政预先在河东方向修筑了坚固的堡垒玉壁城，高欢两次重兵围攻不克，最后含恨去世。高欢去世后，其子高澄、高洋忙于篡魏之事，两国一时再无大的战事发生。
五次大战无法灭掉西魏，东魏的原因是高欢战略失误，没有将战役胜利扩大为战略胜势。然而主要原因还在于关陇集团的坚韧和顽强，能把握住战机，该打胜的仗绝不会打输，已经输了的仗也会尽力稳住局面，不至于一溃千里。
其二，宇文泰的施政灵魂：能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西魏北周的崛起，不是光靠顽强，而是实用主义。
高欢去世后，高洋篡魏立齐，主要精力投入内政建设上。宇文泰也得以把注意力放到制度的创革上。西魏北周两项最大的创新，一是政治层面的六官制，二是军事层面的府兵制。
先简单说说六官制。宇文泰采纳陇西名士苏绰的建议，搬取《周礼》的模式，对西魏的官制进行改革，设计了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六个中央部门，这六个部门几乎相当于后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除了天官稍有不同。部门分工其实与北齐相似，都总结了魏晋以来的政治制度成果。唯一有区别的是名号。
六官是西周时代的名号，关陇集团把西周的制度搬到西魏，并不是玩情怀搞复古，而是有着现实的政治考量。
原北魏境内绝大多数文化精英都在北齐，在文化上优势十分明显。南方的梁朝自称继承东晋正朔，在政治上凌视北方两国。与两个敌国相比，西魏几乎一无所有。长此以往，西魏的民心士气必将瓦解。这个时候搬出《周礼》，一下子将西魏政治法统接到了最悠久、最正宗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源头，虽说在敌国看来不过是障眼法，但在西魏国内却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士人一定程度上找回了政治依归，也籍此看到宇文泰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关陇集团的凝聚力大大加强。
再说说府兵制。府兵制的制度内涵是寓兵于农，技术细节不多讲。其中最难跨越的坎是接纳汉人豪强进入鲜卑人的权力范围。
东边的北齐其实也在面对汉人豪强的难题，不接纳汉人，力量难免受损，毕竟汉族士人最会治国理政，一些汉族豪强打仗也不含糊。接纳吧，难免要和他们分一杯羹。北齐高氏犹犹豫豫几十年，害死了汉人顶级名将高昂，杀了一堆杨、崔等汉人名士，到最后都没解决好胡汉融合的问题。
但宇文泰不管这个。与分一杯羹相比，兵员缺乏才是头等危机，再不把汉人拉进来，整个国家就是死路一条。于是乎，韦孝宽、李远、田弘等一大批关陇汉人豪强接连进入西魏军界，并日渐成为支柱力量。当然，府兵制最大的副产品是创造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这是关陇集团的核心领导层。
整体上看宇文泰对制度创革的态度，是极为灵活务实的。用儒家经典来统治思想也罢，重用汉族豪强力量也罢，从国家角度看自然是好事，但具体到关陇集团头上，却有稀释鲜卑色彩、进而瓦解鲜卑族统治根基的危险。
宇文泰和他的鲜卑盟友们并非不知，也在府兵制上附加了赐兵将以鲜卑姓的政策，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能让国家存在下去，即使对本族不太妙，也要坚持用下去。这是宇文泰大局观和历史观的体现。
那么问题又来了？凭什么同是鲜卑出身，东魏统治集团就缺乏这样的历史观，宇文泰和关陇集团的思想源头是什么？
我想主要原因还得从关陇集团的人员成分上找。关陇集团的构成非常复杂，其核心成员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并非全是武川镇出身，柱国李弼是陇西人，大将军李远是陇西汉人豪强，有大将军之实而无其名的王思政，则是河东汉人大姓人物，代表的是元魏旧臣系统。关陇集团的文官力量几乎全是汉人大姓豪强，诸如苏绰、卢辩、周惠达等。
也就是说，关陇集团其实像一个大股份制公司，董事长是宇文泰，董事会是武川镇鲜卑豪强，高管则吸收了大量关陇地区汉人豪强和其他鲜卑贵族。人物来源比较复杂，系统内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集团内核，利益支撑点较多。
这样的特点，造成了关陇集团政治诉求不集中、不顽固、不执拗，形成了外部导向型的决策模式，没有守旧强迫症，也没有政策洁癖，什么有用都可以拿来用，形势需要什么就补齐什么。
所以说，虽然不少人鄙视宇文泰集团稀奇古怪的神操作，例如王夫之、陈寅恪这种大家，但谁也不能否认宇文泰制度改革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其三，关陇集团的特点：小口猛吃，闷声发财。
在北齐和南梁忙着互掐时，西魏接连低调地干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整顿消化陇西。念贤和独孤信两位重量级大将相继镇守陇西，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压服了不服从西魏的胡汉诸族豪强，河西走廊以非战争的形式归入西魏治下。
第二件，连续拿下梁汉和益州。这一带原本都是梁朝领土，但由于梁朝发生内战，西魏一边与梁朝中央保持友好外交关系，一边派出三位大将军（达奚武、王雄、尉迟迥）蚕食上述土地。
第三件，趁北齐在江东进攻梁朝，西魏再度出手，接连攻下随陆地区和江陵地区，灭亡了萧绎政权（梁武帝法统的继承者），将版图扩展到长江流域。
这三件大事，都以低调的行动推进，一旦展开军事行动都迅速拿下，避免刺激死敌北齐的干预。几块土地的获得，为西魏带来大量人口，使得国家实力迅速增长，对于北齐的劣势便在不知不觉中扭转。
这些动作看起来没什么出奇，但回望五胡十六国以来的胡族国家，就能明白关陇集团的厉害之处。
五胡十六国统治者们大多脑子不太好使，只要国家没完蛋都爱穷兵黩武，敌国稍一招惹便要拼个你死我活，下场无不是把自己耗死。这是国家政策问题，也是民族底蕴问题，更是执政者的水平问题。关陇集团能有这样见识，真是难能可贵。
可以说，后来北周能够统一北方，全是靠宇文泰和第一代关陇集团打下的底子。
2:
宇文泰死后，其侄宇文护扶助世子宇文觉，废西魏建立北周。开国两任皇帝闵、明二帝皆被权相宇文护废杀，周武帝接掌帝位。
北周武帝在位长达18年，但由于宇文护把持大权，真正执政只有6年。短短6年中武帝几乎全部处于爆发状态，他发动两次大规模战争，灭亡北齐统一了北方。
帝国虽然走上了顶峰，但关陇集团内部却是伤痕累累。
宇文泰死后，宇文护着力强化宇文氏在关陇集团的统治地位，对勋贵集团进行血腥的政治清洗，八柱国中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相继被杀，李虎所部兵权在其死后被收归中央。十二大将军中李远受宫廷政变牵连被杀，达奚武和杨忠被排斥。汉人豪强方面被杀者虽然不多，但许多人的仕途被摁下了暂停键，像韦孝宽这样的帅才长期停滞在州刺史岗位上，无法更进一步。
关陇集团早期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正在于其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态度。宇文护的做法，使得关陇集团中鲜卑族与汉族、宇文鲜卑和诸部鲜卑都产生了严重的裂痕。这一裂痕在武帝时代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掩盖于灭齐胜利的巨大光环下。
武帝还没来得及对裂痕做出修补，突然在北征突厥的准备中辞世，继立的周宣帝荒淫暴虐，一年多后暴死。宇文氏失去了核心强权人物，迅速引爆了关陇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杨坚凭借关陇勋贵和外戚的双重身份铤而走险，冒险夺取了中枢大权，一跃成为关陇集团新的领导者。
为什么历史选中了杨坚？
彼时贺兰氏、尉迟氏、陇西李氏、武川李氏（李虎后代）等，论家族地位、与宇文氏的亲近关系抑或是军事实力，都不输于杨坚。那么杨坚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正是关陇集团的分裂。
宇文氏排抑诸勋贵，在一家独大的同时，也拉了许多仇恨，导致皇权危亡的关头，关陇集团诸派系大佬都在观望成败。杨坚在长安上下其手，能灭掉他的人很多，但没有人动手发难。并非杨坚力量有多强大，而是勋贵们不愿挑头冒险，默许了杨坚的出头鸟行为。
真正支持杨坚的是关陇集团中的汉人力量。杨坚以丞相辅政，相州、益州、郧州相继发生叛乱，矛头直指杨坚。最终率军平定叛乱者，是韦孝宽、梁睿、王谊等人。
杨坚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辅政、平叛、篡周等一系列大事，缔造了大隋帝国。速度之快，令无数史家评价：自古得国之易者，未有如隋文者。
3:
隋文帝父子差点灭了关陇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关陇集团虽然发生了分裂，但根本势力仍在。杨坚颠覆的只是宇文氏政权，而非关陇集团。从本质属性上说，不论杨坚个人，还是他赖以成事的班子，都是标准的关陇集团。
杨坚手下几位得力干将，宰相高颎，原出自柱国独孤信门下，后又转至北周齐王宇文宪帐下。宰相杨素，是弘农杨氏人物，父亲杨敷乃北周刺史，关陇集团汉人势力。太师李穆，北周十二大将军李远之弟，正牌关陇勋贵。大将于义，是八柱国之一于谨的儿子。大将贺若弼是六镇鲜卑后代，长孙晟是北魏旧臣长孙稚后代。苏威、牛弘皆是陇右豪强出身。
杨坚起初对关陇集团是十分倚重的，在其执政的前十几年，上述诸臣都得到了高度信任。文帝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取得平陈战争的辉煌胜利，争得对突厥外交和军事斗争的主动地位，关陇集团发挥作用甚大。
但随着隋朝政治局势的逐步稳定，关陇集团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武川鲜卑逐渐凋零，宇文氏被隋文帝杀尽，独孤氏只剩几个女人（周明帝、杨坚、李昺三人之妻），贺拔氏死绝，赵贵、侯莫陈崇等绝后。二是鲜卑人补入日趋减少，才能逐渐狭窄化（以军事技能为主），不足以应对和平环境下的国家建设。三是山东汉人逐渐占据政局主体地位，所谓山东，是指旧北齐统治区域。
毕竟六镇鲜卑文化底蕴极其浅薄，孕育和制造人才的机制阙如，而像宇文泰这种无师自通万中无一的天才又不是代代皆有，所以时间一长，鲜卑人特别是武川镇鲜卑慢慢凋零，存活下来的老迈之人，也被排斥于政治核心之外。
而关陇集团的另一大来源——关中和陇右地区胡汉豪强，随着山东、江南地区的有效占领和逐步消化，大量汉人被招纳入政府系统，遍布各个部门，成为国家机器的主力。相应地，占据垄断地位的关陇集团勋贵，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局发展的累赘。
关陇集团不甘心被稀释、被排斥、被边缘化，在不同领域都采取了反制措施。前有刘昉、郑译、梁士彦等人的谋叛行为，后有李氏（李穆后人）家族的蠢蠢欲动，其中最激烈的当属高颎力保太子杨勇之事。
对此，隋文帝父子毫不宽宥，无情地举起了屠刀。元老李穆虽然早早退出政治舞台，但其子孙李浑李敏等皆被杀，顶级大臣高颎、杨素因猜忌致死，苏威屡被贬斥，鲜卑人贺若弼和关陇汉人豪强虞庆则、王世积、史万岁（皆北周旧臣）被杀……
后来炀帝多起用江南人士，如虞世基等，又屠杀制裁了一批山东人士，如薛道衡、李德林等，但总体上利益受损最大、被打击范围最广的，仍然是关陇集团。也就是说，来源更加复杂、刚刚适应大一统国家政治生态的关陇集团，第二次与皇帝产生了裂痕。
与北周宇文氏打击排抑关陇勋贵相比，那次分裂还只是内部排排座分果果，大不了是谁家多占谁家少占的问题，不管胡人汉人都有条活路。隋朝这次分裂，则是大刀加颈式的强逼，要么你放弃政治地位要么拿命来。
可以想见，关陇集团人士对隋朝的态度如何。隋朝末年发生统治危机时，率先起来反对隋炀帝的，正是关陇集团中最核心、最老牌的贵族后代。
大业十三年杨玄感之乱，主谋者杨玄感（杨素之子）是关陇汉人豪强，协从者李密是西魏八柱国李弼的曾孙，杨玄感围攻东都洛阳时，一大批关陇贵官子弟纷纷投降乱军，公开与炀帝决裂。而最终挟骁果军作乱、砍掉隋炀帝大好头颅的，正是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祖父是宇文泰的帐内武士，正牌关陇勋贵出身。一报还一报，隋炀帝最终毁在自己的政策手里。
4:
李渊和关陇集团的相互成全
隋灭唐兴，唐高祖李渊的家族与关陇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李渊祖父李虎是八柱国之一，外祖父独孤信亦是八柱国。李渊之妻窦氏，其父窦毅是宇文泰的女婿。李世民正妻长孙皇后，父亲长孙晟是隋朝重臣、鲜卑人。
李渊毫无疑问是关陇集团人物，但唐朝创业功臣集团，到底是不是关陇集团，自陈寅恪先生提出关陇集团这个概念后，史家历来争议纷纷。
李渊起家于河东太原，这一地区是传统上的北齐旧地，李渊依赖的多是山东人士。
黄永年先生曾对唐初创业功臣集团朝廷进行过统计。统计对象分为三批，第一批是李渊太原起兵功臣，第二批是太宗朝实封（食邑）功臣，第三批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一批功臣名单中共列十七人，其中仅三人是关陇集团人物。第二批功臣，四十三人中八人是关陇集团人物。第三批中二十四功臣五人是关陇集团人物。可见为数甚少，比隋朝时大为不如。
许多史家认为关陇集团在隋末其实已经消亡，虽说不无道理，但毕竟谁也抹煞不了李渊的关陇集团身份，唐初创业功臣确实也有一批关陇集团人物发挥重要作用。李渊建立唐朝后，曾在中枢任职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的）的十二人，有七人带有关陇集团的属性，这说明关陇集团仍然在延续，只不过数量越来越少，隋朝以来式微的趋势没有变。
关陇集团之所以能在隋末唐初稍稍振作，并为李唐皇室建国作出贡献，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尚武属性。唐初功臣中的关陇人物，如李孝恭、窦抗、侯君集、屈突通等，主要功能是作战。裴寂、刘文静等辈，则是文武合一型的传统贵臣，魏周隋三朝的关陇集团人物，大多数是文武合一。
李渊信任和借重关陇人物，原因在于开国战争中，军事、政治往往交错掺杂不分彼此，各类军务政务多是以粗糙激烈的形式和手段推进。这种形势下，山东和江南人士那种精密细致的政治风格并不实用，文武合一、粗通大体的关陇人物相较更为合适。这是唐初关陇集团败而复振的重要原因。
而随着唐朝各项制度逐渐成熟，纠缠了四百年的胡汉民族矛盾退出历史舞台，鲜卑族的光彩逐渐褪去，关陇集团产生的根源不复存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政治团体终于自然地消亡于历史洪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