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蜀难叙略》记载，张献忠攻下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曾强行推行自己的钱币“大顺通宝”。然而，王朝的昙花一现也使得“大顺通宝”淡出了流通市场。
近日，成都七中天府校区结束3个多月的考古工作，上百座明代墓葬的集中发现成为考古发掘的亮点，其中还出土零星的“大顺通宝”，这些与张献忠“江口沉银”同时代的钱币，能够佐证这些墓葬中最晚的为明末修建，而该区域在当时属于张献忠的占领区。
成都市文物考古队专家介绍，从随葬物品和墓室形制看，初步判断这是一处家族墓葬群，墓主人身份多为平民。墓葬群的发现，将对天府新区明代阶段的考古材料作有益补充，便于今后研究整个区域古时聚居、人口迁移、贸易往来等状况。
明代平民墓 一个家族的“专属区域”
工地施工，考古先行。随着成都七中天府校区的工程推进，天投公司邀请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在工地现场展开了文物调查。调查过程中，考古队确定有文物存在，紧接着展开发掘，明代墓地陆续从泥土中重见天日。没有彩绘八字墙、也没有金银玉器陪葬品，和成都市区出土的达官显贵墓室相比，这些平民墓葬显然更接地气，“配置”也比较低，瓦砌、石砌、砖砌是墓葬的主要建造方式，里面的随葬品主要是瓷器和一些铜簪。
据天府新区文物考古项目负责人谢队长介绍，目前考古工作已经结束，考古队员已对发掘文物清理完毕，下一步将继续研究这些文物的价值。据他介绍，整个墓葬的时代贯穿了明代早、中、晚期。在一块出土的买地券上，“明代弘治五年”的字迹清晰可见，李姓墓主的名字也刻在买地券上。“这些墓群有利于了解当时的聚落情况。”据介绍，这里应该是同一个姓氏的家族墓葬群所在，在今后对买地券等文物的进一步“解码”中，或将找到这群人的更多信息。
出土文物中
龙纹罐保存完好
在出土文物中，一个青黑色的龙纹罐放在一个镂空的托盘上，整个器具完好无损。谢队长介绍，这样的冥器一般有两个，大多放在墓室后壁两侧，以往发现的墓室内，大多已经遭到破坏，散落在墓室内。“这次这个摆放还比较完好。”据谢队长透露，镂空的托盘算是解决了一个“争议”问题。由于以往发现的托盘都是和龙纹罐分开的，很多人都猜测这个器具的用途。
“有人认为是果盘、也有人认为是一种窑具(耐火土烧制过程中用来对胚件支撑、承垫的器具)”。这次的发现也算是证明，其实这就是一个罐子的托盘。在随葬物品中，一些造型精美的铜簪对于墓主人的性别和消费水平也提供了有力证据。
明墓现宋代瓷瓶
墓主还是收藏家？
这处明代墓葬区，零星还有一些唐宋墓葬被发现，在随葬物品中，开元通宝上的字迹依稀可见。比较有趣的是，一处明代墓室内，还出现了宋代瓷瓶，莫非明朝的老百姓就开始搞收藏？据谢队长介绍，从瓷瓶的器形来看，宋代瓷瓶和明代的瓷器很容易区分，而且从胎土颜色推测，这个瓷瓶还不是本地烧制。据考古人员推测，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明朝人修建坟墓的时候，不经意间挖到了宋代人的坟墓，就顺势用了宋人的一些墓砖，将意外发现的一些冥器也摆到了墓地里。
墓室中还发现
1644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下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年号为“大顺”，他派人铸造的大顺通宝成了成都区域的流通货币。根据清代文献《蜀碧》介绍：“贼(指张献忠)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令民间家悬顺民号帖，以大顺新钱，钉之帽顶。”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几枚大顺通宝被考古队员从泥土中找了出来，擦去上面的泥土，这些钱币直径2.7厘米，中间一个方孔，写着“大顺通宝”4个字。
“这些货币对于研究当时农民政权的政治经济具有一定价值。”谢队长表示，这些钱币在以往的明墓中还少有发现。大西大顺二年(1646年)，张献忠在和清军作战中战死，大西国在成都的政权覆灭，大顺通宝也就淡出了历史舞台。
在一些历史记载中称，张献忠为了强行推行大顺通宝，要求百姓在日常行走时都要在头顶上佩戴大顺通宝，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并不认可此说法。据他介绍，大顺通宝存在时间不过两年，因为流通不畅，主要还是在四川成都附近使用。
谢队长介绍，目前成都七中天府校区的考古工地已发掘完毕，考古队员也对墓葬内的随葬物品进行了清理，在下一步的整理研究中，这些出土文物将对整个天府新区明代阶段的考古材料作有益补充，便于今后研究整个区域聚居、人口迁移历史、贸易往来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