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时期的皇帝，可能清朝的皇帝是所有王朝当中最为用心的了，可以说没有一位称得上是合格的昏聩之君。追究其原因的话，异族主政的事实、三藩之乱的前车之鉴，长期萦绕在通知着的心头，一颗也从未散去。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忧患意识让清朝的皇帝们不敢放松丝毫的警惕，于是便形成了一幅勤政励志的清朝皇帝群体像。不过话虽如此，但并不代表着清朝并没有庸君。在清朝诸帝中，资质最低的要数宣宗道光了。
提到皇帝这个职业，史书上多是骄奢淫逸的字眼，道光是个异数。
道光元年(1821)，御极之初的旻宁重磅发表名为《御制声色货利谕》的施政宣言，立志反腐倡俭，大干特干。在他眼里，政治和作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和未来儿媳慈禧的膳食标配相比，道光的生活条件实在寒酸得可怜：一顿饭只有几个菜，还都是素的;米粒掉到桌子上，非捡起来抿到嘴里不可;有时候不想麻烦御膳房，干脆嘱咐太监到宫外买烧饼充饥;轮到过年总该吃顿饺子吧?别急，在他这也有标准——四菜一窝头正候着呢。如果哪天皇帝心血来潮，说请大家吃饭，别高兴太早——权当是出门化缘了。
道光以身示范，提倡节俭，弄得整个后宫都跟着大搞素食主义，敢怨不敢言。再看皇帝本人，从画像可知，面容清癯，形体消瘦，体格羸弱，一看就是营养不良。不唯在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中，道光的节俭都是出了名的，乃至达到抠门的境界。什么隋文帝、汉文帝、汉景帝这些劳模，在他面前，都是小巫见大巫。
1、不唯如此，衣食住行，道光哪一行都是模范。
流传最广的是他的补丁。一日，道光和宠臣曹振镛君臣之间交流过日子的心得，《清稗类钞》载：“宣宗所服套裤，当膝处已穿，辄令所司缀一圆绸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于是大臣效之，亦缀一圆绸于膝间。一日，召见军机大臣，时曹文正跪近御座，宣宗见其缀痕，问曰：汝套裤亦打掌乎?对曰：改制甚费，故补缀。宣宗问曰：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愕眙久之，曰：须银三钱。宣宗曰：汝外间作物大便宜，吾内府乃须银五两。”
一个补丁，曹振镛说三钱已是大过，没想到道光还嫌便宜，内务府则需五两。难怪他儿子咸丰会有感叹：“为人君者俭犹不可，而况奢乎?”当然，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柴米油盐、不食人间烟火自是通病。高阳在著作中提到一个故事，说圣祖康熙二次南巡到苏州时，时值春日，油菜花结实成子，皇家仪仗、随行大臣行走在田边小径。道旁张灯结彩，人山人海，为的是一睹天颜。眼看要酿成踩踏事件，康熙不识油菜为何物，大声告阻群臣、百姓：你们不要踩坏了田中麦子!左右回奏：禀圣上，此为油菜。上命左右取一枝来细看，问道：何用?臣答：打油。圣祖恍然。
圣祖尚不识油菜为何物，而况于道光乎?
话是如此，但家天下的皇权专制下，自古君臣关系最是微妙。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率土之公论，早已深入人心。堂堂一国君主，富甲天下，自己穿的都是破衣服，让别人还怎么活?于是，朝野上下顿时掀起一股俭约之风，甚至成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比赛。大臣们一个比一个寒酸，一个比一个命苦，谁敢在道光面前示以新衣，绝对不只是炫富的问题，那等于犯了皇帝忌讳，拂了皇帝的逆鳞。实在没有破衣服，新衣做旧再穿，或者直接去市场上新衣换旧衣。久而久之，裁缝铺、估衣铺里的旧衣价格陡升，即便如此，仍一度脱销。于是，破洞装不再非主流，补丁装成朝堂时尚，哭穷替代了寒暄，演技纳入作风和工作的考量。整个大殿上站着的不是丐帮，而是一群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2、只节流，不开源。显然，道光不是一个好老板。
事实上，道光也不想做一个好老板，看好祖宗打下的江山，无咎无誉，安安稳稳做个守成之君。这就够了。我天朝物阜民丰，百姓安居乐业，还要什么自行车?于是，“守成”又成了引领潮流的庙堂文化。
臣子们的这种“守”，临床症状表现为：谦恭圆融，维诺附和;不求有功，但要无过。正如苏东坡《洗儿诗》所讽：“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种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大臣们美其名曰：政治智慧。
将这种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是大学士穆彰阿。
穆彰阿，出身满洲镶蓝旗，道光晚期的头号红人。相比之下，他不算一个“合格”的佞臣，不贪不腐，在旗人中学识也足够渊博，一生干的最多的事儿，是当各种考试的主考官。史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这样一位大儒，唯一的缺点是遇到事情打哈哈，不发表意见，得过且过。有人评价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更高明的是，在道光面前，他练得一身炉火纯青的读心术，擅“揣摩以逢主意”。一般来说，此类特异功能多属于太监的特长，穆彰阿身为旗人中罕见的翰林，何以有如此本领?不单是一个穆彰阿，在长达三十年里，整个清廷官场，都流行这种欺上瞒下的风气，太平军能一夜之间成燎原之势，与此大有关系。
从后面的结局来看，这一风气贻害清帝国整整三十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奏折都不按套路来，皆“矜矜小节”、“语多吉祥”，以无事为宗旨，以阿附为目的，以顺承旨意为准则，以风平浪静为政绩，正如曾国藩后来在《应诏陈言疏》中指出，“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整个道光朝，乃至咸丰初期，诚信荡然，虚伪盛行，欺上瞒下，粉饰太平，下情不能上达，谎言蒙蔽圣听，清廷形式主义、虚无主义畅行，酿成一股惰政无为、柔糜泄沓的政治风气。《清史稿》载：“宣宗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
如此看来，说道光是庸才，也不过分。但作为一个皇帝的这些所作所为也确实是够奇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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