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历史上几件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战国时期，秦国将领白起骁勇善战，率秦军攻城略地，势不可当。长平一战，秦军打败赵国军队，白起下令“坑杀”四十万已经投降的赵国将士。
不仅如此，为了恐吓赵国，同时也为了震慑其他与秦国抗衡的六国，白起故意放两百多名年幼的赵国士兵回国去报信。虽然后人对被坑杀的人数如此之多有质疑，但这起“杀降”事件仍被视作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
胜利的秦军杀俘虏，失利的秦军也遭遇同样的命运。很多年后楚霸王项羽因怀疑本已投降并编入楚军的二十万秦军将士有贰心，将他们全部活埋，制造了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杀降”事件。
项羽之后还杀了已成阶下囚的秦末代国君子婴。其实子婴最初是向刘邦投降的，而后者并无意杀子婴。但当时刘邦的实力不如项羽，虽率先攻入秦城，却无法按事先约定的称王，甚至都不敢久留，而将胜利果实拱手让给后入城的项羽，并匆忙离开。如此一来，倒霉的就是子婴了。
南北朝时期，北魏国和后燕国相争。北魏道武帝先是设伏，后又出奇兵，大破燕国军队，后者除少数人逃脱外，包括燕王子在内的四、五万燕人投降魏国。道武帝听从手下大臣之言，除了留下少数几位燕国才俊，将其余降者悉数杀害，依然用的是“坑杀”。
时间到唐朝，出了一位威震四方的猛将薛仁贵，当年一曲“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说的就是他领军平定天山铁勒叛军的事。据说薛仁贵一上阵，便一连三箭射倒对方三人，铁勒军吓得纷纷下马投降。然而薛将军却没有实施他名字中有的那个“仁”字，杀了十三万投降的铁勒人。
“杀降”的动机各有不同，害怕诈降和降后生变，常常是胜利者残忍“杀降”所持的理由。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十分荒谬的原因。
五代时期，梁太祖率兵去攻打一城池，中途袭击对方的援军，俘获三千余人。此时忽然刮起大风，扬沙蔽日，梁太祖问：“天怒我杀人少邪？”随即“尽杀”投降的士兵。接着又因对方守城的主将不肯投降，就将已俘获的对方将领杀了泄愤。
古往今来，不管是什么原因，有怎样的理由，杀降者和杀俘虏理应受到谴责，古代有识之士对此的评说也颇有见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杀降不祥”的说法。
春秋时期，齐国军队打败北方的山戎族部落，杀死了其首领单于。有人主张斩草除根，将俘获的单于的儿子也杀掉，齐国名臣管仲就以“杀降不祥”进言，劝齐桓公放了单于的儿子。上面提到的子婴，乘白马素车诚心来向刘邦投降，当时刘手下也有人想杀之而后快，但刘邦说“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没有同意。
所谓“不祥”就是指没有好的结果。首先从战争层面上说，将不利于以后的战事发展。北魏道武帝“杀降”后就后悔莫及。当他继续攻打燕国城池时就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尽管对方守城的主将已经逃跑，但其手下的士兵却仍旧拼死抵抗，因为投降也是一死，不如坚持战斗，还能“求全月日之命耳”，即他们认为，抵抗还能多活些时日。
裴行俭是唐代着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为唐朝平定北方突厥反叛立下很大功劳。他曾施巧计，迫使突厥首领来降，但时任宰相的裴炎却将得到保全性命许诺的投降突厥首领杀了。裴行俭问讯叹道：“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后来突厥人再度起事反唐，证明“杀降”确为不智之举。“战需移死地，军讳杀降兵”。唐朝诗人姚合在其诗作《塞下曲》中如是说。
三国时期魏国人何晏的见解更为发人深省，他说：“战杀虽难，降杀虽易，然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这个“祸”当然是对“杀降”者而言的。何晏还说：“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古人不仅认为“杀降”为“酷暴”，更看出施暴者是不能成事的。
朱升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重要谋士，曾在朱元璋比较困难的时候，提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条策略，帮助朱元璋积聚力量，成就霸业。朱升不愧是政治家，高瞻远瞩，他站在政治和战略高度，明确指出：“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