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夫是东北野战军3纵9师首任师长。9师原为山东军区由地方部队编成的独立旅，进入东北后，与曾克林部合编为9师。部队中山东参军老成分占10%，东北参军及俘虏各占45%。“该部队原系山东地方武装的基础，作战力较弱，来东北后在长期战斗中锻炼，进步甚快，战斗力有很大提高，顽强性较强，有攻坚之经验。”在3纵内部，有谚曰：“7师拱(攻)，8师顶，9师转”。徐国夫每当抢不到战斗任务时，就自嘲曰：“7师打，8师看，9师围着打转转”。
四平保卫战中，徐国夫到兄弟部队协同防务，归来途中顺便去查看一处阵地。其时，阵地已被敌人占领，距离山顶还有五六十米时，徐国夫被敌人发现，敌人大喊：“八路的大官，抓活的呀！”随即开枪。徐国夫立即跳下马隐蔽，利用敌人射击间隙往后退。徐国夫的马极通人性，跑回25团，25团团长认出徐国夫的马，知道出了事，立即派部队出击，打退了敌人，接回了徐国夫。
肖劲光有一次对徐国夫说：“早就听说你是位打仗好手，打仗不要命，枪一响就往前跑，作为战士，这是十分难得的。但现在不同啦，国夫同志，现在你是师长，是‘将’，古人云：‘将在谋而不在勇’。几千人的性命就攥在你的手里，稍微的莽撞大意都可能造成流血牺牲，所以个人的勇敢远不及深谋远虑更重要。一个人再勇敢，力量毕竟有限，如果用兵得法，把部下的勇猛都调动起来，发挥出来，那会是怎样的效果呢？”肖劲光的话，使徐国夫收益匪浅。
1949年10月，徐国夫指挥第40军119师经过三个昼夜的急行军，进入衡阳西南的杨家桥一带，截住了欲南逃祁阳的白崇禧的嫡系部队第7军主力，打了一场激烈的阻击战。当时，部队到杨家桥后没有发现敌情，便停下来做饭，徐国夫正在和房东聊天，突然听到一阵机枪声。徐国夫一怔：“是敌人来了吧？”作战科长说：“可能是哪个连走火了吧？”“不可能，机关枪哪有轻易走火的！”徐国夫带着警卫员就往山上跑，跑到山顶一看，原来是部队赶到了白崇禧第7军的前面了，356团不等命令立即出击，控制了茅草岭和无名高地。徐国夫即命令357团在356团右翼展开，将355团东调集中，作为预备队，并将情况报告四野总部。林彪回电：“119师，来电获悉，甚喜，甚慰。坚决堵敌南逃祁阳，战至一人一枪一弹也要守住阵地，坚守到主力到达，围歼该敌。”徐国夫镇定自若，沉着应战，119师坚持了一天，使兄弟部队纷纷赶到。战后，林彪来电：“此次你们以神速之动作，将桂系精锐四个师抓住，不顾疲劳，日夜战斗，进行反复堵击与包围，终将敌人全部消灭。此种积极精神与战斗作风，甚为良好。尤其是119师、135师，顽强的堵击与反击敌人，使敌突围失败，更值得表扬。”
抗美援朝
建国后，徐国夫率第40军119师入朝作战。入朝前，徐国夫有针对性地指导了部队的战前训练，抓了空袭下的走、打、藏、住，师作战科为部队介绍了美机的机型、作战特点、飞行活动规律，着重进行山地与夜战，演练现代战法，提高机关的协同指挥能力。徐国夫专门选调了一个朝鲜族警卫战士，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跟他学朝鲜话。
在第一次战役中，徐国夫率部赶到云山龟头洞、立石洞地区，从运动中向敌阵地攻击，在120师协同下，将韩6师7团大部歼灭。119师由立石洞南下，与从球场出来准备增援云山的南韩8师两个团遭遇，因为是夜间行军，两军互相穿插，起初竟互未发现。直到拂晓，119师的三个团几乎同时与敌打起来，连徐国夫的师指挥部也和敌人搅在一起。经过激战，119师击溃了南韩8师两个团，俘虏南韩官兵300多人，还俘虏了40多名美骑兵1师官兵。徐国夫很纳闷：“骑兵1师，怎么没看见他们的马呢？”经解释才知道，骑兵1师是美国国内战争时期一支功勋卓著的骑兵部队，故沿用了这个番号，全师已实现摩托化，官兵肩头都佩带一个马头标记。在第一次战役中，119师毙伤俘敌1400余人，其中美军1259人。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徐国夫奉命以356团与当面之敌保持接触，诱敌深入。第二次战役开始后，徐国夫率领119师跨过清川江，翻越妙香山，119师由阻援改为主攻，两次攻打苏民洞和龙水洞，与美2师打夜战和近战。徐国夫有效地组织强攻，激战两昼夜，攻下几个山头和阵地，击溃了美军，控制了苏民洞地区。第38军切断美军退路后，119师则乘势在清谷里追歼美2师4团大部，俘虏美军700多人。美2师右翼的第9团3营，各连都受到背后的攻击而毁灭，2营受到四面包围，1营营部受到奇袭而毁灭，营长沃尔夫和很多参谋下落不明。有俘虏问徐国夫：“你们中国自己的台湾还没打，为什么来朝鲜作战？”徐国夫说：“只要有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就休想在世界上称霸。”
第三次战役，119师355团、356团主攻当面韩6师防御阵地，两个团全线突破，深入敌纵深。此时，119师已与118师形成了南北夹击韩6师的态势，但因通信联络不畅，情况不明，部队按老习惯白天隐蔽休息，韩6师侥幸漏网。
第四次战役，119师指挥第42军26师、第39军115师、第40军120师各一个团，加上本师三个团，进攻砥平里之敌，邓华责成徐国夫组成前指，负责统一指挥。徐国夫建议侦察敌情与地形后再打，邓华认为敌人要逃，没有同意。由于侦察有误，砥平里之敌不是四个营，而是美2师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营和一个法国营，不是南逃而是设防，奉命死守。我军六个团分属三个军，徐国夫实际上只掌握四个团。徐国夫指挥两个团打到天亮，未能攻占敌主要阵地。邓华未同意撤退，令徐国夫坚守即设阵地，致使两个团遭受敌炮火与空袭，伤亡较大。徐国夫曾一度决心把119师拼光。黄昏，徐国夫继续指挥攻击砥平里，119师357团曾攻占凤尾山，115师的部队曾攻进砥平里街内，给敌重大杀伤，美军23团团长亦负伤。但徐国夫后发现敌人越打越多，便和师政委刘光涛建议邓华停止攻击，撤出战斗。经邓华、彭德怀同意，停止了进攻。这一仗，我军伤亡1830人，敌军伤亡大约只有800人。战后，邓华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徐国夫后来说，砥平里的失利，我在处置情况中的轻敌，攻击力量的分散，组织协同不够好，有实施指挥中的责任。在第四次战役中，119师参加了28天机动的防御，共战斗190余次，抗击美军骑1师、24师、25师、英27旅、韩6师的各一部的进攻，歼敌5000余名。
第五次战役，119师打得猛，插得快，一举突破敌人防御，迅速插到指定地区，完成了战役割裂任务，保障了战役侧后的安全。
1952年4月，第40军接替第64军防御任务，徐国夫多次组织战术反击，共歼敌1000多人。
砥平里之战伤亡真相，徐国夫大声疾呼“军史”误人
砥平里之战，徐国夫时任第40军119师师长，在横城战斗进入尾声、砥平里战斗发起前的邓指会议上，被志愿军邓华副司令员指定为前线统一指挥。徐国夫是志愿军我方对于砥平里战斗前线伤亡数字及胜负评定的最有代表性、最有权威性的指挥员。可是，在徐国夫回忆录里，他不承认一般被广为流传的对于砥平里战斗伤亡数字很大的描写，并否认营团指挥员(特别是357团团长孟灼华)泣不成声的说法。徐国夫在书中直言，1995年编写军史作者是战争胜负观点错误在先，不访亲身经历者、笔误颠倒误导后人在后。
1、砥平里战斗经过及我见
横城战斗进入尾声时，邓华集团指挥部即有集中八个团的兵力，对砥平里之敌实施攻击之计划，但由于一个不准确的情报，致使邓指未及调集部队，便反以现有的担任预备队的五个团仓促命令发起向砥平里攻击，而实际参加攻击的只有三个团，其他两个团因故未能投入战斗。事实经过如下：
1951年2月12日，邓集团指挥部于汉江之北的放谷，召集没有参加横城战斗的各师师长会议。我师仅355团配属118师参加横城歼灭伪8师战斗，其他两个团作为预备队于阳徳院西北地区集结待命。接到邓指会议通知，我立即赶到邓指驻地。
会议由邓华副司令员主持。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消息：“据42军报告，砥平里的敌人有南逃迹象，并且只有一两个营的兵力，今晚我们要立即行动，将这股敌人截击歼灭，趁机夺取砥平里，以使我东西防线连成一体。”随后征求大家意见。当时，有位刚刚从国内入朝的某师领导说，他们师到了安东才知道入朝作战任务，走时特别仓促，武器未及擦拭，携带弹药极少，难以参加战斗。邓副司令想了一会儿对我说道：
“这项任务来得比较突然，原来我们也是想等横城战斗结束后再考虑攻打砥平里。现在情况有变，如果不立即行动，敌人很可能会跑掉。这样吧，以你们119师的两个团担任这次行动的主力，我再给你们配属120师359团，125师375团和40军炮兵团，以五个团打一两个营，虽然现在部队减员较大，虽然敌人是美国兵和法国兵，但也问题不大吧，就由你徐国夫统一指挥，怎么样？”
参加会议之前，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首长突然布置任务，我当时确实有些心理负担，但看到邓副司令很着急的样子，我又不能不表态：“首长下达的命令，我119师坚决执行，但我请示能否缓些行动。1.我师355团参加横城战斗未归建;2.总兵力虽有五个团，但分别来自三个师和一个军直，既没有集结，通讯联系又很难接通，恐怕统一指挥不方便;3.对砥平里的地形不仅我没亲自看过，各团领导也都不熟悉;4.砥平里现在的敌军兵力是否准确，我们有必要进行侦察。”
“徐师长，你说的这些都是有道理，但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砥平里敌人是准备逃跑的，如果我们行动迟缓，让敌人跑掉，你徐国夫负得起这个责任吗？”邓华显得很激动。
见首长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说：“那就按首长的意图办！”
随后，在我的师部召集了统一行动的各团领导作战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五个团团长只到了三位：120师359团团长李林一未到，只政委肖锡三到会，据肖讲，李团长不来;125师375团只有副团长李文清到会，据他讲，团长、政委均有事不能来。另外，李文清副团长讲道，他刚刚从砥平里前线下来，现在砥平里的敌人不是一两个营，仍是美2师23团和法国营，并且构筑了工事，没有发现要逃跑的迹象。听完了这个情况后，我一面让夏克参谋长立即向“邓指”汇报请示，一面按邓华首长原来要求做战斗部署。
行动时间我定在2月13日下午4时半。但就在接近这个时间之前，发生了两件意想不到的情况：配属我此次行动的炮兵42团因马匹受惊暴露目标，在下午1时左右遭到敌机空袭，损失极重，无法投入战斗;42军125师的375团下午也失去联系，原因不详。
夏克参谋长将375团李文清讲的情况向“邓指”汇报后，几次催问也没有答复。预定行动时间已到，我只好命令我119师356、357团和120师的359团2300多人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向砥平里发起攻击。出发前，我向三个团的团长交代：“炮团已经不能参加行动，375团又失去联系，现在只好由你们三个团来完成这个任务。如果砥平里真的是一两个营又准备逃跑，凭你们三个团截住再歼灭也不成问题。如果像李文清副团长说的那种情况，我们就要慎重啦，但无论如何，在上级没有改变决心前，我们必须坚定信心，稳中求发展。我的指挥所和你们一起行动，大家要随时保持联系，注意配合！”
砥平里北靠凤尾山，东、南亦有些小山，中间为起伏地，村庄约四五十户，原州至汉城的铁路从此处通过，另有大路通向南面的骊州、利川。我判断，西面汉城为我军占领，不可能向西逃跑，只有东南的原州、骊州、利川，最大可能是骊州、原州，因为这两地都有敌人的部队，所以我命令357团由北向南攻击凤尾山，356团和359团由东向西南攻击，截断通向两地通道。
战斗一开始，进行还比较顺利，356团、359团先后攻占了砥平里东南的几个高地，357团也有进展，约11时左右以后，我攻击部队便遇到了敌人较顽强抗击。此期间，我和夏克参谋长几次登上高地试图查清敌情，但终因夜间视线差，未达目的。但从各团汇报情况分析，敌人似乎不像逃跑，但也不敢加以肯定。因为，逃跑之敌一般也都是很重视逃前防守的。所以，我命令356、359团加快攻占砥平里东南的主要高地，截断敌退路。
战斗越发展越艰苦，几乎每个高地敌人都有布防，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加之敌人有炮火支援，轻重武器火力也比较强，所以每攻取一个高地都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我们的战士和基层干部们依然英勇顽强，毫无畏惧，充分发挥我善于近战夜战的特长，以机巧灵活的战术，将敌人的碉堡工事一个个摧毁，打的敌人屋里哇啦乱叫。
这时，我根据各团上报情况和我观察的情况综合分析，认为敌人不是逃跑，也绝不是一两个营兵力，很可能正如李文清汇报的情况那样。所以，我让夏克参谋长坚持与“邓指”联系。在实在无法接通的情况下，我们与军电台取得联系后，令其代为转告我的判断并请求指示。但等了许久，军指挥所告知虽已将我的意见报告“邓指”，但无结果。同时透露上级有增加兵力、全歼砥平里之敌之可能。当时我们几位师领导分析，“增加兵力，全歼砥平里敌人”的可能性很大，一是此前有这个计划;二是横城战斗已结束;三是东侧敌人确实后退。如此时再投入几个团攻击砥平里，全歼敌人是有把握的。所以，我令各团巩固已夺取的高地，保护自己，尽量减少伤亡，一定要拖住敌人，准备配合增援部队全歼守敌。
经过两昼夜激战，砥平里外围高地均为我军占领，敌退缩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起伏地带，凭借房屋、据点式工事及强大炮火顽强反抗。这时，如果我有炮兵支援，凭三个团现有兵力也有把握全歼守敌。但无炮兵支援，仅以我战士手中的轻武器攻击，实在力不从心。因为敌人除各种火炮外，还有坦克。当时，我们已没有专门对付坦克的重磅手榴弹和爆破筒，更何况各团在攻占高地时已出现很大伤亡。至此，我们与敌人形成了暂时的对峙。
15日拂晓，我们突然接到军部转来的“邓指”命令，要求我们立即撤出战斗。当时，我们几个师领导都不太理解，既然已经付出很大代价，再稍作努力，就可以攻占砥平里，全歼守敌，何以要撤退呢？向军指询问，军里也未作解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好带着遗憾下达撤出战斗的命令。当时，有的团领导因为不了解情况，建议不该撤退，我耐心说明情况后，大家也不无遗憾地服从了命令。后来才知道，砥平里守敌既不是一两个营，也不光是美2师一个团和法国营，还有一个炮兵营和一个坦克中队，总兵力约6000多人，是我攻击部队的3倍余。并且敌人由利川的增援部队也抵近砥平里。判明情况后，“志司”首长考虑到砥平里东南敌人已作纵深防御，夺取较突出的砥平里一点也不易固防，为保证后续部队入朝作战，准备将防线后移至汉江以北作机动防御，因而，“邓指”作出我攻击砥平里部队主动撤出战斗的命令。
这场战斗，虽然上级对敌情判断有误，但我攻击部队判明情况后一面向上级汇报一面调整了部署和作战方针。在未得到新的命令之前，以顽强勇敢之精神与敌英勇战斗，奋力拼搏，仅以手中轻武器歼美法军800多人，但我三个团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约900余人伤亡。事后，邓华副司令员专门发来电报，对此承担责任，并在电话中对我说，敌情不准，造成了判断失误，决心有误，但对我本人的指挥和参战的三个团战斗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道：
“你徐国夫果然没让敌人跑掉啊(玩笑话)！虽然我们判断有误，但你们打得不错。你能及时调整部署，随机攻击，不愧是个老打仗的。我们前线指挥员就应该随机应变，敌变我变，处变不惊才行。虽然我们付出代价不小，但这个责任在我，在我的指挥部，由我来承担责任。357团和42团没能参加战斗，致使你们攻击力量单薄，他们有责任，你们不是一个军不好说话，我找他们算账！要做好你师两个团的工作，后续部队上来后，我马上给你把减员补齐……”
他没提及我在战场发去敌情有变的电报后而未回电的事，是未收到还是另有别情，这个不得而知。
听了邓华的话我很激动，我为他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表示钦佩。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不像有的极个别领导，有了成绩，即使与他不沾边，也要千方百计靠上去。特别有些风险的战斗，这种人一般不表态，或借故离开，待战事基本趋于明朗化时，他突然出现在前线，指手画脚。一旦战斗不理想，这种人或者把责任推到下边，或溜之大吉，装作与他没关系。这种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一般干部中有，极个别中高级干部中也有。请注意，是极个别的！
砥平里战斗结束，355团归建，我师于汉江北休整三天后，奉命在座防山、万树洞、三圣里一带作运动防御，为后续入朝作战兵团集结、开进，进入前线换取时间。此期间，我师虽减员很大，但依然保持了顽强的战斗力。拟入朝作战的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同志奉“志司”指示来我师体验生活，熟悉情况，我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向他介绍朝鲜战场地理环境特点，特别介绍了我师多次与美军作战的经验体会。他亲自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我师官兵战斗精神与我指挥方法后，深表敬佩。
运动防御作战的28天里，我师共进行大小战斗190余次，并先后与美1师、美24师、美25师、美骑1师、土耳其旅、英国27旅、李伪6师各部交战，计歼敌5000多人。崔建功同志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体验，对与美伪之敌作战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在尔后的上甘岭作战中表现出了不俗的战绩，我们个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2、关于两本书里的“砥平里战斗”
砥平里战斗结束后，我们很快进入了运动防御，中间仅休整三天。这三天，说是休整也不准确，因为我们还要行军，要由砥平里撤至汉江以北，所以真正休整也就一天多时间吧。此后我一直忙得很，包括回国后也一直忙于部队建设，对砥平里战斗很少去想，一是没时间想，二是没必要想，因为它是我从1927年参加皖西农民游击队组织的“摸瓜队”，直到从朝鲜战场回国这二十六年间无数战斗中的很平常的一仗而已。并且，当时部队中也无大反响。尽管邓华同志认为伤亡较大与其判断决策有误有关，以革命家的风度主动检查，这只能说明其高度的责任感，上级并未因此而有任何说法。其实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在中国革命几十年征战史上，即使在抗美援朝征战史上，砥平里战斗也无特别之处，判断失误不止砥平里，我之伤亡超过敌之伤亡也不止砥平里。因此，我们这些在前线终日战斗的指挥员也好，战士也罢，想不起它、记不住它，也是很正常的。如果谁想之记之，则必有特殊原因。
此外，邓华同志所说的“检讨”或电报我至今未见到原文。除当时他在电话中跟我说要承担责任、要检查外，我还是从前几年某军编写的“军史”中见到摘录的一段。我查阅了1988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其中也无有关文字记载。
在职期间，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即便读书，也仅读些政治类和军事理论方面的书籍，文学作品一本没读过。离职之后，虽然有了时间，但几十年养成的毛病，也很少去看文学作品，仅仅看几部“三国志”、“二十四史”之类历史性书籍。前几年，某军编了“军史”送给我这当年代军长一本，我翻了翻，没有认真读。1996年，40军的同志送给我一本“揭开战争序幕的先锋—40军在朝鲜”，我开始将其放在书架上未曾阅读，以后我的一个孩子看了后说，书中有写我的事情给我看，我这才认认真真地细读了两遍。在阅读过程中，因有些涉及“军史”，因此我也才把1996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军军史”与我有关的部分看了看。因两本书的书名都比较长，为简便，以下只称“四十军在朝鲜”和“军史”。
两本书的出发点是好的，以文字形式把我40军几十年的成长历史记载下来，总结经验，教育部队都是十分必要和很有价值的，看得出来编写者们的辛苦和勤奋，作为曾在40军担任过师长、副军长的我，真诚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只是遗憾其中有些情节不符合真实，有些事我是亲身经历者并且是主角，我都不知道的情节却真真凿凿地写进书中，实在让人无法不遗憾，如果是小说也就罢了，因为小说可以虚构嘛。偏偏这不是小说，一本是“史”，另一本是与史很接近的“纪实丛书”，都是真人真事嘛，真人真事就该讲个“真”字才是！
两本书都很长，不能一一说到，仅以记述砥平里战斗一段为例。“四十军在朝鲜”书中标题是“血溅砥平里”，血乎淋漓，令人恐惧。
书中说我和温军长被一起叫到“邓指”接受战斗任务。我没有和温军长一起去，也没见到他在那里开会。所以书中说到的有关温军长在场时的一切表现也无从谈起。
书中对战斗场面的细节描写我无法肯定，当时我是师长，是战斗指挥员，我有我的位置，我无法知道一个战士或者一个营连排长当时怎么说、怎么做，我所知道的情况在前文中已写的很清楚，并且有今天依然在世的夏克同志证实。不知作者是从哪里得知那些细节的，是你们之中哪位亲身在场，还是听哪位亲身在场的人所说？
书中说14日夜间温军长到了我阵地前线，我还向他作了汇报。整个战斗期间，我未见到任何军首长到砥平里阵地，所以向温军长汇报的事也毫不存在。
当时经过三次战役各部队减员都很大，不止我军我师，每个连最多七八十人，每个团也就六七百人，我三个参加战斗的团总共就2300多人左右，因为我无当时的记录，所以不能说出准确数字。按书中所讲，我伤亡两个团还多。
我掌握的情况不是这样：战斗中，各团领导随时向我报告伤亡数字，战斗结束前最后一次报的数字累计是700多人;战斗结束，我让作战科统计三个团上报的伤亡数字是900多人，牺牲约300多，剩下为伤员。
书中说我357团孟灼华团长向军师首长汇报伤亡情况时竟失声大哭，不知他是向哪一位汇报时哭的，反正向我汇报时他没有哭，并且我没发现一个营团干部或其他干部哭，因为撤出战斗他们中表示遗憾和发牢骚的倒是确有其人。我也从未见到我师的干部战士在战斗中或者战斗后哭过。也许跟别人去哭了。
书中还说，敌人越打越多，最后“邓指”让温军长统一指挥，收拾残局。我从战斗开始到战斗结束一直在砥平里前线，有时还到各高地上查看敌情，并没有发现敌人大量增多，而是越打越少，最后被我压制在不到两平方公里的村庄一带时，能看到的敌人并不是很多，因为敌人都是在工事里。说6000敌人和敌人增兵是撤出战斗后听军和“邓指”同志说的，此前我和我部队皆不知准确人数，这6000敌人的数字是否准确我未作核实。至于温军长统一指挥收拾残局的事，我不知道。撤出战斗是军电台转来的“邓指”电报，我下达的命令，未曾见到温军长和他的电话以致其他任何指挥战斗的情节。
此书读后，我找有关人员了解作者情况方得知，砥平里战斗时他们有的是连排干部，有的还是战士，所以不能了解全面情况，特别是上层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书中后记说此书出版前请当时40军的一位领导反复看过并作了多处修改，该同志虽为军机关首长，但一般很少到前线直接指挥战斗，凭他的职务也不允许他随便到前线，所以战斗细节他不可能了解很多。当作者请他看稿时，不知他对战斗细节是否提出过疑问。此书出版前，没有一个作者对我这个亲身经历战斗的人征求意见，如果找我会指出对许多细节的怀疑。
记得1995年，在40军驻地为写此书专门召集过一次我们当年参战者参加的碰头会。会上某同志提出“朝鲜战争我们志愿军打输了”的观点，当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世人所共知的，我们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过三八线，怎么是输呢？当时作者之一的同志说，×××的意思是好比下棋下和了。我说“下和”也不对，“下和”就是平棋嘛，就是说我志愿军和美国兵打了个平手，谁都没赢没输，那么我们把敌人打过了三八线，迫使他们美国人认可北朝鲜为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力量之土地，这怎么能叫平棋呢？也许他是指朝鲜半岛一分为二，但这并不说明是“平棋”。
以上两人的观点，当时参加会的我们这些参战老同志都不能接受。还好，这个观点没有写进书中。
历史就是历史，最需要的就是真实，决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意见去写历史，这是每个写史的人都懂都应该致力做到的。因为一时的疏忽而出笔误虽然难免，但也应尽力避免，至于不属于一时疏忽的笔误，那很可能就不属笔误了。有史以来，以笔攻击人、陷害人的事是常有发生的;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但不管如何颠来颠去，贬他扬我这条主旨是变不了的，不然也就没必要去颠倒了。如果当事人能看到还倒好，还有说明、解释、纠正的机会，如果当事人全部故去，后人又哪里去知道黑与白呢，只好听其胡编瞎写了。
“军史”在记载砥平里战斗一段时的标题是：会歼伪8师获胜，攻击砥平里未果。这个“未果”二字我不知怎么理解，难道只有把砥平里全攻下来才叫“有果”吗？可惜这不是那么有果未果的事，至于其中的细节记述多处与前书相同或相近。我不想再多写，只希望该“史”再版时能多征求一下至今健在的并参加过当年战斗的同志们的意见，尽可能使内容与事实吻合，不然用此来教育战士们会误事的，另外也有负于前人期望。当然这些观点仅供参考！(徐国夫回忆录《大漠风声疾》P493-P504)
3、其他文章的描述
有一本《抗美援朝后勤总结》是80年代编篡的，所有的损失、接收数字什么的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的图表。而平常说18万多主要是讲话的人很少能把一个十万的数字记到个位数，比如说美军的损失也是说死了5万多，而不是给他精确到个位数。有些人说家属去找的问题。同时，志愿军当时还有找不到人的阵亡通知书。当年志愿军入朝的时候，各军入朝人数是到个位数的，只要统计下回来的人和补充的人，很容易得出损失数。所谓有遗失的，只是找不到阵亡战士的家人而已，但是损失数可是早就算到阵亡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