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开设之时只有五军械，后来蒋介石通过私人关系从石井兵工厂搞到五百枝步枪，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于1924年6月16日入学为499人，同年11月30日毕业合格者为456人，这五百步枪及第一批学员，也就成为蒋介石发家的第一笔本钱。在访问苏联期间，蒋介石将其主要精力用于考察苏联红军各兵种、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红军的编制、管理、政治工作、党代表制度等，而在后来的黄埔军校及军队建设上，蒋介石也运用了其中的部分经验，但这点并不是最重要的。对蒋介石来说，访苏的经历奠定了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坚实基础，并为其之后的飞黄腾达打开了通衢之路。
据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回忆说，军校筹办之时，各人都认为训练期间至少一年，而蒋介石独称三个月，并说如果再延迟的话，中国可能在此期间已经亡国云云;最后，才折中为六个月。军校开办之初，蒋介石几乎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都倾注于此，从教官的选任、教学的内容，到学员的训练、校务的管理，甚至到军服的设计、校舍的卫生，无一不经蒋介石亲身的参与并决定。
蒋介石常说，“第一期学生可说是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多”，正因为如此，黄埔一期生最为蒋介石所重视，其中出人头地的比比皆是，如宋希濂、胡宗南、余程万、关麟征、蒋孝先、黄维、王耀武、郑洞国、杜聿明、孙元良、李仙洲、李默庵、范汉杰、陈明仁、钟伟、贺衷寒(以上为国)、左权、徐向前、陈赓、周士第、侯镜如、宣侠父(以上为共)等。1926年1月，在黄埔一期生毕业未及一年半，蒋介石在对后几期学员的讲话中透露：“第一期学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连第二、三、四期已毕业、未毕业的，今天共有五千四百四十名学生了。可是第一期学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其余非死即伤。”蒋的这段话，也从侧面揭示了军功升迁的残酷性。
在经济上，黄埔军校开创之初也是极端困难的。当时廖仲恺名义上虽然是党代表，但实际任务却是为黄埔军校筹款。据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回忆说，黄埔军校开办时常无隔宿之粮，廖仲恺为了筹措米饭菜肴经费，时常要忙到深夜两点多钟才回来。有一次，廖仲恺凌晨四点才回来，他说：“我晚上在杨希闵家，等他吸完了大烟才拿到这几千元钱给我，不然，黄埔学生再过两天就无米食了”。王柏龄也说，蒋介石当时为了筹集经费，也是经常亲自出面向外借钱，有一次借来的尚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私蓄，条件是日后加倍奉还！
当时的广东，东江一带系陈炯明势力控制，南路有军阀邓本殷，广州一带的税收则是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所把持。滇军将领范石生曾对李宗仁述及当时广州的情景：“有时我们正在烟榻上吸烟，忽然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来了’，我们便放下烟枪，走出去迎接大元帅，回到烟榻房间坐下，请问大元帅来此有何指示。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访，我们就从烟榻坐起，请他们坐下商谈。有时蒋介石也来，我们在烟榻继续抽鸦片，连坐也不坐起来的。”李宗仁听后，觉得无限心酸，但他也承认，范石生说的确系实情。当时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因政府财源无着，有时甚至无米为炊，黄埔军校之艰难，可想而知。
创业固然艰苦卓绝，但从1924年黄埔建校到1926年进行北伐前的这段时期，则是蒋介石打造自己干部队伍及发展壮大嫡系军队的关键时期，其间又主要有四大事件可圈可点，即：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军阀叛乱及第二次东征。1924年8月初，就在黄埔一期生入学不久，一艘悬挂着挪威国旗的洋轮“哈佛号”从香港驶至广州，经查，船上计有长短枪近万枝，子弹三百余万发，系广州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的。此事件发生后，这批枪械被扣，广州商团则发动罢市抗议，要求发还枪械。所幸的是，第一批苏联援助的武器在“沃罗夫斯基”号的载运下于10月7日抵达广州，计有步枪八千枝、子弹四百万发，另有野炮、山炮、轻重机枪等重武器，商团武器及实力已无足轻重，解决商团引发的危机也恰逢其时。在孙中山的命令下，大元帅府以韶山调回的三千湘军为主力，以民团及黄埔一期的第二、第三队学员为辅助，向商团武装发起了最后的猛攻。这次战斗进行得并不激烈，天未明前开战，至晚间商团即战败乞和(商人毕竟舍不得本钱)。三天后，黄埔一期的学员举行了毕业典礼。
在黄埔军校的学员陆续入校的同时，蒋介石又在江浙、安徽等地募兵(以陈果夫在上海的交易所为中转站)，准备建立教导团。黄埔一期的学生毕业时，教导团也已编练成军，黄埔军校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出任团长，军事教官陈继承、顾祝同为营长，连长则由原毕业生中的队长充任，一般毕业生任排长或者班长。一个月后，教导2团成立，王柏龄出任团长，蒋鼎文、郑洞国等出任营、连长。这支武装，其骨干力量均为黄埔军校人员所组成，因而当时又被称为“校军”，这也是蒋介石亲手打造的第一支队伍，后来的军队扩张均以此为基础。这支部队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或官员，即“黄埔系”之摇篮也。
在此期间，苏联的援助至为重要。在第一批军械解了燃眉之急后，苏方又于1925年后运来第二批军械，价值56万卢布。1926年运来四批军械，第一批有日本制造的来福枪4000枝，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为苏联造来福枪9000枝，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条，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为来福枪5000枝，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除此之外，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通讯器材等。苏联援助的这些军械及器材，蒋介石拿到了大头，但在北伐之后也分出一批给其他部队，如李宗仁的第七军也曾领到过一千枝步枪和少量通讯器材。不过，苏联在北伐前后不仅给广东革命军提供过军事援助，其在北方也给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过至少同等数量的武器援助。除了军事援助之外，苏联还为广东革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其中光黄埔军校的办学经费可能就达到200万卢布之多，这也是黄埔军校每一期的学员从几百迅速扩展到上千的重要原因了。
1924年10月下旬，在击败商团武装之后，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也就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加伦将军，来到了广州(加伦的前任、原苏联军团长巴.安.巴甫洛夫，在当年7月赴东江前线视察时意外落水身亡)。这位不太带政治色彩的苏联军事将领，他的到来赢得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等在内的中国将领的一致称赞，其影响与当时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称得上是并驾齐驱。除了加伦之外，苏联还派有步兵、炮兵、工兵等教练官不下百人，另有至少同等数量的苏方政治顾问，活跃在广东革命政府的各级机构中，这也给各省军阀及英、日等列强诬称广东“赤化”落下了口实。
对于苏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多方支持，蒋介石在与苏方闹翻前曾半客观半感谢的说过：“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联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革命的使命，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不错，蒋介石访苏期间不能说是满载而归，但在北伐前的这段时间里则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
黄埔军校的校门上，高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亲爱精诚”四个大字;二道门的两旁，挂着的也是蒋介石手书的“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对联;北校场大门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主义虽好，但都是靠鲜血与性命换来的。所谓“乱世抓枪杆”，蒋介石办军校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在三十年前，一代枭雄袁世凯也是通过编练新军打造出自己的“北洋系”，这与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黄埔系”，岂非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