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尽管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看到的仍是连连丢城失地。随着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失守，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急，就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被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而在这场光照千秋的大撤退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便是川人的民生公司与川地军民百姓。
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是四川合川人卢作孚于1925年创立，战前主要经营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长江航运的主力。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临危受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自此，卢氏放弃了预定的欧洲之行(战前曾设想到欧洲旅行考察船运业务)，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战争的航运组织之中，并向他的员工明确提出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倡议。随着华北陷落，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告急，武汉面临威胁，民生公司奉命集中了所有的轮船，在两个星期内将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川军将士，由重庆、万县等地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武汉前线。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卢作浮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主要的任务就是抢运战略物资入川。此时，从上海、南京和华北、华中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到西南后方。卢作孚集中川江中下游的所有轮船，在武汉保卫战的炮火硝烟中，日夜工作，紧急抢运。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落入敌手。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至此，中国国土精华尽失，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整个国民政府抗敌武装力量，已无一个完整的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除苏联赏赐的一点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它所谓民主国家皆袖手旁观，几无片甲之赠。有些巧合的是，就在武汉沦陷的那天晚上，驻美大使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家中拜佛求神，竭求美国方面尽快为借款求援打开绿灯，以为身衰力竭，即将崩溃的中国政府“打一剂救命针”。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如钢铁等仍源源注入日本敌国。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决定中国不被灭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武汉西部长江岸边宜昌城内的九万吨重要战略器材——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并决定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说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日军正向宜昌推进，而民生公司承担的任务，除了这九万吨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战略物资，还有十万聚集在宜昌等待入川的军政两界要员及其部下与附属人员，外加一百万吨左右的零散物资和不计其数的难民，处境万分危急。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但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川江。当时可在川江行驶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10月23日，就在武汉沦陷的前两天，卢作孚到达宜昌坐镇指挥。摆在卢次长面前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轮船尚能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须在40余天的时间内运走。而要完成这么大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整整一年。
面对危局，卢作孚到达宜昌的当天晚上，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开会，促使众人要以孙子兵法中所云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悲壮精神，想方设法打破困境，突出重围，保全中化民族生存、反攻的仅存的一点血脉.次日清晨，随着太阳光芒初照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宜昌，抢运方案形成，所采取的方法是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以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这样，川江中水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了，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为了尽快抢送百万吨零散物资与大批难民，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予以协助。
这场后来被著名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注一]行动开始后，卢作孚指挥他的民生公司，在日机轰鸣与残酷轰炸中，把重要物资的三分之二在40天内安全转运到大后方。此后，枯水期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卢作浮临危不乱，组织民生公司职员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着最后三分之一的物资日夜运输。遇到浅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道，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步步艰难前行，从而开始了长江航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意志与力量的竟拼。尽管有为数众多的轮船被追遂而来的日机炸沉，有的触礁而毁，船上水手伤亡惨重，但那大船小船齐头并进，那军民不分，通力合作的场面，以及在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川江水面负重前行的身影，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而使后人越发奋励。其间，有外国记者拍下了全裸的民生公司职员和当地纤夫，为抢运战时物资于寒风凛冽中，在长江岸边匍匐前行的照片。
当这些照片在西方报刊登载后，引起了强大震撼。为此，西方特别是美国人才知道世界东方这个被讥讽为“拿着筷子与日本军队交战”的民族，在最危急的时刻会用肉体与炸弹、刺刀搏斗，用鲜血浇泼战火的烟焰，中国民众有着一种不可战胜的意志与潜在力量——这样的民族是不会灭亡的。美国民众援华的呼声空前高涨，美国政府与议会对中国抗日前途的估计，以及对华政策为之发生了巨大改观。
1938年12月，经过民生公司20多艘轮船和征集而来的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了40多天后，宜昌大撤退结束。此次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战前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正是得益于这次抢运，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长江上游的大后方又相继建立起来，为国民政府组织反攻和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军方后来在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才认识到此次中国军民拼着性命抢运战略物资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并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不一样了。”[李天元 杨金邦《东方的敦克尔刻大撤退》，载《宜昌文史资料》第七辑。]限于当时的特定条件，日本侵略者没有这样做，或者上帝没有给予他们机会实施这一进攻计划，天佑中华，在川人不惜以肉体/热血与牺牲生命的全力协助下，中华民族绝处逢生，最终等到了战略反攻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