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现代“社会学”一词源于西方，早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和A.奥古斯丁从宗教神学立场也曾对此做出过论证。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个性解放取代封建专制、用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宗法制度的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市民阶级的社会伦理观，是现代“社会学”之滥觞。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伊西多尔·玛丽·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泽维尔·孔德，为摆脱了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统治，而主张“实证”，是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创始人，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孔德 首开社会学为“社会科学”之先河，从此社会学就不是一门哲学，而是一门“科学”。
孔德的“社会科学”，试图使用一种物理学的方法来统一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心理和经济学，从而建立经得起科学规则考验的学科，原本他用“社会物理学”来称呼这个新的学科。他的社会学理念是典型18世纪的产物：他相信所有人类活动都会一致地经历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一个社会可以抓住这个阶段，它就可以为社会病开出有效的药方。之后的社会物理学派将其定义表述为：应用自然科学即以物理学为核心的思路、概念、原理和方法，经过有效拓展、合理融汇和理性修正，用来揭示、模拟、移植、解释和寻求社会行为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律的充分交叉性学科。
为此有学者认为，社会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能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些问题从孔德开始至今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一些社会学家把该类问题看作是使社会学界发生分裂的最根本的问题，看作是西方社会学争论的三类理论问题之一。
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且认为是科学之首，是“科学的皇后”。既然如此，社会学就是一门哲学而不是科学。因为只有哲学才凌驾于科学之上，才是“科学的皇后”，才被列为科学之首。所以社会学才“是科学之首的科学”，因而它绝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哲学。因为西方哲学家，对何为哲学？其概念不明，才对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且认为是科学之首，是“科学的皇后”之观点发出疑问—社会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在其不能解答之下，才出现“从孔德开始至今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并将其“看作是西方社会学争论的三类理论问题之一”。
西方学者在其“西方社会学争论”之中认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的科学性，最根本的是能够在把握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结合不同民族和地域在文化和历史上的连续性和特殊性，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出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特殊规律性。为了保证社会学的科学性，社会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相互补充。缺乏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是空洞、思辨的；而缺乏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则是盲目、表面的。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社会学在科学性上，已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概率模型”的运用大大增加了预测的精确度；“统计控制法”和“模拟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对所研究对象涉及的多个变项的控制等等。
现我国学术界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研究社会第一原理的科学，是各种社会科学的根本科学。例如，孔德和斯宾塞他们两人都主张社会有机体论，并把社会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以及部门与整体之间保持和谐作为社会根本原理。不过他们各自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孔德强调整体，斯宾塞则强调个体。后来，美国的吉丁斯等人不同意孔德、斯宾塞的第一种观点，继承了他们的第二种观点。他在1896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中说：“社会学不是社会科学的总和，它是一种普通社会科学──一种研究社会元素与第一原理的科学”。
关于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有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与上述观点不完全相同的看法。这种看法把全部社会科学大致分为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属于第一个层次的是历史唯物论这样的哲学科学；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是社会学、历史学这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属于第三个层次的是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等专门性社会科学。
笔者就此认为:中国哲学界只知道已经死亡的西方哲学，而不知中国古代内道哲学，一些学者们才“把全部社会科学大致分为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从而把“道”之“体”的“历史唯物论”，与“道”之“用”的“是社会学”分割开来，并与属“器”的“是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等”与以并列为三个层次，而且认为这些“专门性社会科学”，是一门“哲学科学”—即其表述矛盾的“整体局部学”，因为哲学是世界不可分的“整体学”，而科学是对世界部份硏究认识的“局部学”。
十九世纪的马克思相对于“空相社会主义”，而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学说，就因为社会学不是一门哲学，而是一门“科学”，才把“社会科学”一词倒过来为“科学社会”一词。承袭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中国，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名称。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实践中，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的发展，注入中国元素而演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色”就是具有中国中国元素的中国古代内道哲学，而无形之中社会“科学”被社会“哲学”取代。
由此可见，这个“哲学”是社会科学体系之核心，没有“哲学”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体系”，因为哲学为“体”社会科学为“系”(用)，“体”是唯一的代表整体，而“系”(用)则是多方面的代表局部。没有哲学这个“体”，又何来社会科学这个“系”？没有哲学这个“体”，一切社会科学就各自为政。例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以及文学等社会科学，又如何形成“社会科学体系”？所谓“体系”就是“体统”，由哲学这个“体”，去“统”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以及文学等社会科学，以此统一在哲学门下才成其为“系”，这才叫“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所谓科学就是分科之学，社会科学就是“社会学”的分科之学。由此可见，“社会学”是哲学而绝不是科学，是对哲学的“道”之“用”。因为中国古代内“道”哲学分“体用”，专论“道体”与“体用”之关系，这个哲学原理是“哲学”，将“道体”主导“体用”之哲学原理用于解释社会是“社会学”。所以“社会学”并不等于“哲学”，但绝不能离开哲学原理，“哲学”之原理形成一种哲学理念，而对哲学原理之运用的“社会学”则形成一种文化观念。
西方哲学死而不僵，遗留下的哲学理念是“和而不同”，“求异存同”的“斗争”哲学理念，并由此形成一种固有的文化观念，我们将之称之为“西体”。中国古代内道哲学的哲学理念是“同而不和”，“求同存异”的“和谐”哲学理念，并由此形成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我们将之称之为“中体”。中国百多年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形成中西文化融合，在中国学术界西方文化观念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形成了“西体中用”，导致对传统文化失去其自信，老是步西方文化之后尘，从而在国际上失去其话语权。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则始终坚持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推行“中体西用”，从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中国特色”就是“中体”之象征，不知此，就不知“中国特色”的内涵是什么！为此，一代伟人毛泽东早在1964年就明确指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古为今用”，就是要坚持中国古代内道哲学的哲学理念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正如老子所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老子》第十四章)。这个“洋为中用”，就是拿来主义的“中体西用”。只有明确“社会学”一词之概念，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