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物在重修《东阳市志》中地位突出，遴选时参考各类史志，综合考虑人物地位、作用、影响等诸多因素，力求使排位在前的人物入编。全面地搜集材料，特别重视第一手材料，是撰写人物的基础和前提。必须用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处理材料，以规范、简洁、典雅的语言客观真实地呈现人物，以期使人物卷成为信史。
【主题词】人物 人数 遴选 材料 撰写
《东阳市志》重修，主编王庸华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导下，从地情和目录学入门，以科学思维和系统论阐释并构思方志的脉络和框架结构。将人本思想落实到篇目体例上,汲取中国道路中国梦的精神,融入五位一体的内涵,按人类社会生态学来建构篇目。市志篇目的主体结构，可以说是方志界独创，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依次列东阳人——环境生态——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五大部类。这五大部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东阳人是主宰,是主体,是主导；环境生态是保障；社会经济是基础；社会政治是保证；社会文化是灵魂。
这就是《东阳市志》编纂思想在篇目体例上的体现与创新，将作为主宰、主体、主导的“东阳人”放在第一大部类，突出其重要地位，真正体现了人本思想，从而理顺了各个部类之间的关系，是方志编纂的一大创举。
虽然人们都知道“人”的重要性，有了人，才有了一方历史和一方人文。但在具体编纂中，“人”往往淹没在“物”中，见“物”不见“人”或“人”仅仅作为附庸和点缀，是当代绝大多数方志的通病。王庸华先生的编纂思想和纲目设置可谓重本抑末，独立高标。
作为重修《东阳市志》第一大部类，亦即第一册的《东阳人》，内分5卷，依次为人口、人才、人物、语言、风俗。其中人口、人才、人物3卷呈宝塔形，由整体而群体，由群体而个体，层叠而上，人物处于塔尖。
可以说，人物是一地人文最集中的表现，是一方人文的标杆。我们到了某地，往往会因为该地出了个伟人或名人而肃然起敬。地以人名，因此，人物是方志中最受关注的部分，写好这一卷，服务于当代，嘉惠于后人，责任匪轻。
人物卷拟入编人数。
人物卷入编人物根据其地位和影响，分为传记和简介两类，其比例一般为1比4，即传记人物占入编人物总数的20%，简介人物占80%。
入编人物总数的确定，按理说，只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即可，总数依据标准而确定。但在实际操作上，考虑了两个因素。
一是篇幅的控制。按《东阳人》册word字数70万字（版面字数100万）计，占五分之一的人物卷不超过15万字。按传记人均600字、简介人均300字计，传记人数为：150000字÷（600×1+300×4）字=83人，则简介：83人×4=332人，总数为415人。
二是参照兄弟县市志书的入编人物数字。历史上地情相近的义乌可资参照，2011年底出版的《义乌市志》，传记64人，简介254人，共计318人。考虑到历史上东阳的境域、人口和人才群体（譬如进士人数）大于义乌（其比例大约为4：3）的情况，东阳人物入编数定在400人左右是适宜的。
但本着整体从严、宁缺毋滥的原则，对入编人数略作压缩，打个折扣，将入编人物总数初步定为350人，其中传记70人，简介280人，word字数12.6万，版面字数约18万。与1993版《东阳市志》列传42人，简介80人，合计122人，word字数29304字相较，需增加传记28人，简介200人，共228人，word字数9.7万。
入编人物的遴选
初步确定入编人物的总数后，就必须力求基本囊括自东阳建县迄今一千八百多年间，东阳最值得列传和简介的前350人。
如何做到这一点？就得确定遴选的标准，用一把筛子去筛，用一把尺子去量。标准何在？不外乎籍贯、时间、地位、作用和影响几个方面。
籍贯：主要是东阳人。“籍”和“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籍”指户籍，户口所在地，祖籍就是指祖父户籍所在地。“贯”指乡贯，指常住地。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例如王鈇，祖籍东阳，入籍顺天，其实顺天不过是乡贯而已。我们现在所称的籍贯，仅指祖居地（祖籍地）。公安部公通字[1995]91号文件规定，公民的籍贯应为本人出生时祖父的居住地（户口所在地）。
因此，入编人物主要是籍贯为东阳的人和祖籍为东阳的人。加了“主要”，是因为有些籍贯不是东阳的人，长期生活在东阳，其主要活动、生平贡献也在东阳，在东阳有地位和影响，也在入编范围。
时间：自公元195年吴宁县建置开始，迄2018年12月31日，其间的已故人物。限定为“已故”，是因为生不列传是志书人物传的通则，2008年9月16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二十条也明确规定“生不立传”。
地位：地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职位、职称、荣誉上可以有明确的杠杠，但在文学、艺术、科研等方面就很难用一把尺子去衡量，须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去审视。
作用和影响：作用和影响，大可以到国家，小可以到乡镇。其门类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艺等诸多方面。作用和影响当然以正面为主，提供正能量，但也不妨碍“恶足以垂戒”的反面人物入编。反面人物的入编，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至于有些功过兼有的重要人物，则有功记功，有过述过，一分为二，实事求是，还历史人物本来面目。
人物的遴选以当入则入为原则，不追求厚今薄古或详今略古，当厚则厚，当薄则薄，当详则详，当略则略。有德可敬，有事可列，有功可叙，有言可记，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足以垂范后世者均为遴选之对象。在摒弃陈腐的封建道德观的前提下，旧时立牌坊、建专祠、入乡贤祠者当在考虑之列。
遴选时，适当考虑人物在时空和行业上的分布。就时间而言，自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直至当代，唐代（唐代浙江进士共72人，东阳厉冯舒滕四家占14人；附带一提，五代浙江进士共7人，东阳黄氏占2人）、南宋（东阳进士三分之二在南宋）、民国和当代是东阳人才和人物出现的高峰期。就空间而言，南乡和北乡，城镇和乡村，山区和平原，不畸轻畸重，当选则选。就行业而言，东阳作为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在人物上的遴选上都应有所体现。
人才遴选的层次上，高官固然应考虑，因为其施展的平台和影响不同于一般人。但“古来方志半人物”的旧志人物志篇幅，一般占整个志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入编人物往往着眼于官宦士绅，甚少涉及民间奇才特艺之士，本次重修，力求突破官本位，改变这一现象。
在人物遴选上，已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基本摸清了正史和旧时方志入编东阳人物的情况。当代省地市志和工具书，已对人物作了相对严格的筛选，所列东阳人物一般予以保留。
人物资料的来源
资料是撰写人物的基础，必须尽可能齐备，将能搜集到的资料网罗殆尽。只有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才能使入志的人物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譬如明末名宦许弘纲，其最高职务一直以来都认为是南京兵部尚书。但查阅《明实录》，许弘纲担任过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是六部尚书之一，统管全国军事。南京兵部尚书仅负责南京地区的守备和南京地区的49个卫的指挥。品级虽同，但管辖的范围和实际权力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如何查找人物资料呢？
一般而言，人物的层级和入编史志的级别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能进入封建社会正史的人物，其地位、作用和影响毫无疑问处于最高层级。正史以下，依次为省府县志及相关文献。此外，列名常用工具书的人物，其地位和影响，自然也不同凡响。
国家级史书有二十六史、起居注、明清实录、《四库全书》等。二十六史即所谓正史，是二千多年来封建时代最为权威的史书。正史列传的东阳人有17人，提及的有50来人。起居注是帝王的言行录，帝王去世后，依据起居注编纂实录。起居注和实录略等于每日的大事记，涉及国家大事、官员任免等，其时间和事实的准确性相对较高。《四库全书》搜罗宏富，虽然清代统治者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有所窜改，但还是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可资利用的人物资料。
工具书有《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辞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华民国及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保定军校将帅录》《民国将领传》《国民党高级将领传》《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等，列名其中的人物都是应该关注的对象。《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宋代官制辞典》《清代地方官制》“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可作为人物研究和撰写时的辅助工具书。若涉及科举人物，《登科记考》《宋登科记考》《明代浙江进士研究》《清代浙江进士研究》等也值得披览。
省级志书有《浙江通志》《两浙輶轩录》《浙江通史》及当今已出版的一部分新编《浙江通志》等。其中雍正版《浙江通志》、部分民国《浙江通志稿》，在“浙江通志库” 均可搜检。
地市级志书类有《金华府志》（成化、万历、康熙三个版本）、《金华市志》（1992版、2017版）、《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重修金华丛书》（入编的《敬乡录》《金华贤达传》《金华先民传》《婺书》《婺志粹》《金华征献略》《金华耆旧补》尤为重要）等。
县市级志书类有《东阳县志》（隆庆、道光八年、道光十二年）、康熙《新修东阳县志》、民国《东阳县志（初稿）》、《东阳市志》（1993版）、《东阳丛书》《东阳年鉴》“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等。上述志书及相关文献均有电子文档，查阅方便。尤其是康熙、道光、民国三部县志，经单国炉同志点校，形成电子文档，均可以搜索，极大地方便了旧志的查阅和利用。
其他方面，有相关档案：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人物，要从民国档案和敌伪档案中爬罗剔抉。相关方志：籍人在外地做官的，有可能的话应该查阅其宦地的方志。相关报刊：利用《申报》《浙江日报》《东阳报》《东阳日报》等报纸和相关刊物，了解相关人物的活动。相关人物、相关学人的著作（含日记、笔记、信函等）。相关谱牒：谱牒能提供人物比较准确的生卒日期及直系旁系族亲。譬如程本达起义，从《荆湖程氏宗谱》中明确其卒期，即被吴诰荣诱杀的具体时间为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十四日戌时。查《延陵垕堶（此字上下结构，石＋土）吴氏宗谱》，吴诰荣的卒期为咸丰辛酉（1861）五月廿二日申时，亦即程本通为弟报仇将吴诰荣处死的时间。这两个时间点都比较重要，而民国志稿等有关程本达的叙述都相差一年半之久。相关后裔：有些资料可向相关后裔索取，如李品芳之弟李品葵的后裔李端梧整理了李品芳及李正武、李正理的有关资料，郑文礼的孙女郑小冬编了《郑文礼史料辑存》，陈云干也保存了其父陈人文的许多珍贵资料。目前，正在向张振珂等历史名人后裔索取传主的材料。此外，相关藏品及实物、相关网站等都应该是关注的对象。
资料的多寡决定了撰写的难度。唐代以前人物，资料偏少，反而好写；唐宋次之；明清人物资料繁富，反而难写。因为资料分散且搜集困难，最难写的是民国人物。
以李品芳为例看人物资料的来源
李品芳（1799—1881）是明清两代品级最高的东阳人，道光十九年（1839）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次担任云南学政，光绪己卯（1879）科重宴鹿鸣，诰授光禄大夫，赏加头品顶戴。其幼子李福简为光绪戊戌科进士，系翰林院庶吉士。父子翰林为东阳唯一。
李品芳的资料来源如下：
1.《东阳市志》（1993版）183页；
2.《清实录》，13处提及李品芳；
3.民国《浙江通志稿》，3处提及李品芳；
4.《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148页；
5.道光《东阳县志》简体本275页；
6.民国《东阳县志（初稿）·卷十三·人物志四·贤达（下）·李品芳传》；
7.李端梧《耕读传家——李品芳家族小史》(自印本，共142页)；
8.《陇西木香李氏宗谱》2002年重修本,卷一5文——
①李品芳：《皇清诰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加三级例晋赠通奉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郡增生显考仙圃君行状》110-112页，
②杜受田：《诰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加三级例晋赠通奉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郡增生显考仙圃君传》143-144页，
③李福简：《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加三级显考春皋府君行状》114-115页，
④光绪五年圣旨：《诰命，恩授李品芳光禄大夫、赏头品顶戴》55页，
⑤应宝时、胡凤丹、卢正珩、张振珂、吕铭等《诰授光禄大夫、赏加头品顶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春皋老伯大人重赴鹿鸣筵宴序》387-388页，
⑥吴品珩：《诰授奉直大夫、翰林院庶吉士李子修太史行状》183页，
卷四1文：李品芳世传，339-340页；
9.李崇光：《激流勇退的李品芳传略》（《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122-123页）。
上述资料，除了李品芳所著的可能已散佚的《澹翁文集》，应该说能搜集的李品芳资料已基本齐备。除此之外，还应注意以李品芳为中心，了解其长辈、平辈、下辈及亲朋的情况，从中得到有用的资料。
比方说，李品芳和吴品珩（曾任清末安徽布政使，从二品），是清代东阳的两大名宦，他们之间有何关系？
李品芳和吴品珩都出身书香门第，他们的祖上数代都是庠生（俗称秀才）或太学生。李品芳比吴品珩年长57岁，李去世时，吴还是一介贡生，至次年才中举。两人还属姻亲。李品芳家族与吴品珩所属的白坦吴氏世代联姻，李品芳曾祖父光鉴娶白坦吴氏，所生两女，均嫁垕堶（此字上下结构，石＋土）吴氏，长女嫁白坦，次女嫁吴良。李品芳祖父有四个女儿，幼女嫁白坦庠生吴兆元。李品芳之元配夫人系四姑父吴兆元之长女，为表兄妹成婚，旧俗所谓的“亲上加亲”。李品芳之三妹嫁给白坦贡生吴澧。李品芳之孙克垂（纯炯之子，考名寿颐）的原配夫人系白坦庠生吴佩彩长女，继配系白坦庠生吴佩仪长女；而吴品珩的四子昌咸、八子昌艮，则分别娶了克垂的次女和幼女。因此，吴品珩为李品芳幼子李福简（字廉叔）作的行状说：“廉叔与余论姻谊则丈行，论交情则友列。”两人之宅第，一在城东北之东花园里，一在城西北之西经泽巷，相距仅200米。了解这两人的关系，可知吴品珩对李福简不是一般的了解，其所作行状是研究李福简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李福简简介附列于其父传后。
重视第一手资料
所谓第一手材料，是有关该人物最早的最原始的第一次出现的材料，具有原生态的特点。此后有关该人物的介绍、描写都是第一手材料的演绎和生发。而由于撰文者境界、眼光和功利的差异，理解各异，所取有别，详略不同，褒贬参差，其结果是同一人物形象不等。如果每次修志都在前一轮的基础上撰写，经过多轮以后，可能导致人物离历史真实越来越远。这如同有个小品，需要将第一个演员的动作语言依次传给下一个演员，经过多轮传递后，最后一个演员所获已与第一个演员的演示大相径庭，面目全非。
这就是我们必须重视第一手材料的原因。有两个事例也可说明这一点。
例一：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
例二：近人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两例均见《学校品牌管理》2014年第9期《民国大师如何传道授业》一文）
上面两个例子中的“二手货”，指第二手或更多手的材料，是“别人嚼过的馍”，蘸满了别人的口水。第一手材料哪儿找？从有关该人物最早的记载中和人物本人的著述中找。譬如前文提及的明清实录，就要比《明史》《清史稿》要早，其可信度也高一些。
正史的记载一般要早于县志的记载，其编纂时资料的丰富和权威也远非县志所能及。文如其人，一般而言，撰文者的品德修养、文化水平、身份地位与资料的可靠性往往正相关。正史所以权威，也与编纂者所具备的诸多条件有关。如明代的王鈇，道光《东阳县》志载“又明日，倭掠三丈浦，鈇与兵备任环追剿于鹿园，斩首五千级，生缚七人，溺死无算，为剿倭功最”。王鈇以区区知县之职，居然率兵斩首5000级，这已是战役级别。须知倭寇之凶悍不亚于侵华日寇，即便十四年抗战，像斩首5000的战役也甚少，但那是数万或数十万中国军队与敌交战，且自身伤亡往往大于日寇。《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八·忠义二·王鈇传》则载“倭来薄，数御却之。已，自三丈浦分掠常熟、江阴。参政任环令鈇与指挥孔焘分统官民兵三千，破其寨，斩首百五十有奇，焚二十七艘，余倭皆遁。”两相比较，战斗的主要指挥者，县志为王鈇与任环，理解上可视为王鈇为主；《明史》则任环是主帅，王鈇受其指挥。斩首人数一为5000，一为150余。对照以后，就会明了《明史》比县志更为可靠。大约县志的撰稿者为了突出王鈇，反而使人物失真。
宋代创办石洞书院的郭钦止，原来人物传上有“陈亮称其父子3人为‘东方学者’，是‘学之初兴’的有力创导者”之语。陈亮有没有作过这样的评价，那就必须找第一手资料——陈亮的文集《龙川文集》《陈龙川书牍》。如果找不到陈亮的原话，那评价就必须删去。
《东阳市志》重修，重修之义，在于重新审视，重起炉灶，不能因循蹈袭，一抄了之。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人物，非第一手资料只作参考，这是重修的本义所在，也是职责所在。
人物的撰写
人物的遴选，第一手资料的掌握，资料的搜集、甄别、考证、取舍，其目的是为了人物的撰写，其成果也体现在人物的撰写。同时，撰稿者不过是资料的搬运工和组织者，笔下的文字讲究句句有出处，字字有来历。
如何搬运和组织资料，形成最后成果——人物传记和简介，涉及的方面甚多。概言之，无非是古人概括的德、才、学、识四者。“德”“识”是从品德和思想方面提出的要求，“才”“学”是从基本功方面提出的要求。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认为，德是著书者的心术。心术就是思想品质和居心，对于入编人物而言，“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要求动机纯正，正直客观地修志，字斟句酌，慎重下笔。所谓才，即修志应具备的才能，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并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撰写文章的能力，亦即文字方面的才华和编史修志的技能技巧。学，是指掌握丰富史料、历史知识和与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识，即历史家的观察力，它既包括敏锐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能用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判断各种历史现象，又包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和精神等等。史与志虽有区别，但对修史编志者而言，德才学识方面的要求并无二致。
但要达到德才学识兼备的要求，是非常不易的。章学诚曾言：“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三者之中，“识”尤为重要，章学诚说：“学问文学，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他还用一连串的比喻说明才与识的被支配和支配的关系——文辞（才）与志识（识），如同三军之于将帅，舟车之于乘者，品物之于工师，金石之于炉锤，财货之于良贾，药毒之于医工。
德才学识既然难以兼备，且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我们就只能向这个方向努力，竭尽所能将人物写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环境下加以系统地考察，把东阳人和东阳人的社会活动作为一个有机系统的整体来研究，作为一个运动、进化、发展的整体来研究，在辨别材料真伪优劣的前提下决定取舍详略，力求真实客观地反映人物。按照王庸华先生的要求，就是文史哲贯通，融文学的笔法、史学的观点、哲学的思辨于一体，经历、事功、德行、品格兼顾，立体地表现人物。
真实是志书的生命，对人物资料中难以决定真伪却又无法割舍的情况如何处理？就应该像司马迁作《史记》那样，信以传信，疑以存疑。《史记·卷六十三·列传三·老子韩非子列传》有段话：“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关于老子的身份，两说并存，就体现了这种精神。
人物的要素，有人物的姓名、生卒、性别、籍贯（乡镇街道办事处村落）、民族、党派、学历、学位、职称、职务、简历、业绩、著述。能反映人物思想风貌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和言行。古代人物还有庠名、榜名、字号等。
志书的语言，是表现人物的最后手段，人物的经历事功，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呈现。章学诚曾言：“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文史通义·史德》）市志的语言，讲究规范、简洁、典雅，恰如其分地展示人物，富有表现力。这就与辞书体语言相通。市志本身具有一定的工具书职能，人物写法不妨参照辞书。下面以生于东阳长于金华的许谦为例。
《辞海》缩印本2009年第六版2150页的条目：
许谦(1270-1337)宋元之际学者。字益之，学者称白云先生。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受业于金履祥。不仕于元。潜心研经著书，教授弟子。通贯经传，对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文字、音韵等，都有研究，旁及释、老之言。讲学“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立身之要，以分辨义利为处事之制”为主。提倡程朱的圣人“心传”说，强调“圣人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著有《读书丛说》、《治忽幾微》、《白云文集》等。
《辞源》2015年第三版3793页的条目：
【许谦】公元1270-1337年。元金华人。字益之。受业于金履祥,尽得其所传。延祐初，居东阳八华山讲学，学者甚众。里居四十年，公卿屡荐，皆不起。晚年以白云山人自号，世称白云先生。有《白云集》。元史载《儒学传》。
这两部权威的工具书，虽然在学问家眼中是“二手货”，根据编纂要求的不同，对许谦的介绍篇幅也有长短，但都句无可删,字不得减，笔势峻健，语义醇厚，简洁而典雅。惟《辞海》的介绍偏重于许谦的学术主张，有两处引用。引用之文，为人物语言，期于适如其人；其他为叙述人语言，应当期如其事。章学诚有言：“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随着高中教育接近普及，全民族文化素养大幅提高，人物卷的语言不妨向上述两部辞书靠拢。近年出版的各地志书中，2017版《金华市志》人物卷的语言颇近似之。
结 语
作为社会关注度极高的人物卷的重修，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资料的搜集，是战役的第一仗，必须竭尽所能多方搜集。而第一手资料，更如同大厦的基脚，必须充分重视。必须了解人物所处的大小环境及其上下左右的联系，有时还得研读其著述。因此，形成传记只有区区几百字，但搜集和处理的材料可能达几万或几十万字，相当于对传主作了专题性研究。就这个意义而言，人物卷的撰写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撰写人物，用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处理材料，以规范、简洁、典雅的语言客观真实地呈现人物，以期使人物卷成为信史，是对修志者德才学识的全面考验。笔者德薄才疏，学浅识陋，肩此重任，诚惶诚恐。唯愿在王庸华先生的指导下，不断学习，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一丝不苟，竭尽所能，完成这一任务，以期无负于历史，无负于市志重修这一伟大工程。
完稿于2018年10月20日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