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佛教为主体、儒释道三家融合而成的圣贤文化。其所主张的学问是探究宇宙人生终极真理的心性之学、内圣外王之道；所倡导的教育是净化人心的真善美慧的教育，以道德、伦理、因果、宗教教育为内容，以使人离苦得乐、转迷为悟、转愚为智、转凡成圣为最终目的。传统文化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它的教育内容的传承、教育目的的实现，须由师弟子至诚感通、师资道合来共同达成。师道是文化之本，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极为注重师道。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与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自圣人之应机设教。世间无圣人之垂教，则万古如长夜。圣人与常人的差别何在？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安国注：“困，谓有所不通。”《论语讲要》解释说，不通即心智不开，但能发愤求学，资质便可转而改善。由此看来，圣凡的差别在于其智慧德能的不同，也就是学力的不同，并非本性有异；如能正当修学，则人格智慧可以转变，圣贤可以期许。孟子所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然而，转变人格、提升智慧的关键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关键在于净化心灵。修学就是为了实现心灵的净化。以儒道释三家来看，孔门教学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施教，首为德育，就是为了先正学者之心；《大学》所主张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三个条目即是正心的方法，心正则能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道家为学，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主张静定持心、离欲清净、澹泊无为，以此来开发智能，提升人格境界。至于佛家，则认为“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不但在教理上有着更为广博精深的认知，在修持上也是最为迅捷究竟，以见性成佛为宗。
《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妄想、分别、执着是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先圣有言，心为有情作用要具，其根据不一：下焉者，惟知意识为主；中焉者，兼知阿赖耶为主；上焉者，乃知法界性为主。前二皆属杂染心，后一始称清净心。受污染的程度不同，其人所表现的智愚程度也不相同，杂染程度愈重，则烦恼愈重，灵心愈昏迷，反之亦然，二者皆属于有漏之生灭法；清净心则灵明自在、潜力无穷，属于无漏之不生不灭法，能随缘发起种种妙用，而永远不被迷惑。一切众生皆具上述三心，但常人只知意识，智者方知阿赖耶乃至法界性。佛教的修学目的，就是要清除杂染心中的污垢，将杂染心转化为清净心，恢复众生本有的灵明自在的佛性。因此说，圣人即是具有上智之人，于宇宙人生的真理皆有相当之发明；而“佛”乃“原具大觉之人”，不惟“洞明眼前所处世界之一切事理，且更具有周知十方三世任何世界事理之‘一切智智’焉。”圣人本其大悲慈心，闻声救苦，依凡众根机之不同随缘设教，而众生惟有在世出世间圣人的指教下，方有澄明心性、离苦得乐的可能。
传统文化的内涵，在精神不在言语文字。儒道释三家，分别以孔子、老子和释尊为学问道德之崇高师表。古德以孔子为人乘之圣也，以老子则为天乘之圣。又称，“孔子仁知并称，且复无我，救世精神更超群众，古德有称为儒童菩萨垂迹者，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孟子浩然之气至大至刚，正符雄猛气概，且于绝对善源确有真实体认，亦杰出也。”孔子问礼于老聃，向弟子叹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耶？”三家虽然教乘有别，对心灵开发的层次不同，但皆以圣人之教为指归，圣人的教化是出于自性的流露。如同明憨山大师《三教源流异同论》中所说：“盖古之圣人无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从妙悟心中流出，应机而示浅深者也。故曰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此法界。”
况且，由于本土文化中的儒道两家长期注重道德伦理因果的教育，尤其是学者孝亲尊师的道德根基牢固，因此佛教东渐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善根众生、有识之士的接纳与拥护，不仅使得大乘佛法发扬光大，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儒道二教的层次，使中华文明呈现出了三教融合且以佛教精神为率导的殊胜局面。大乘佛法的精神，在于“制止妄念，断绝私利，清净居心，慈悲救世。”主张通过净化人心，开显人所本自具足的福慧定，以此利国利民，自度度人。所以说，对心性的开发，并以之为基础从事自利利他的世出世间事业，是传统文化的活力与内涵所在。
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基于传统文化有如上特质，则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无非师道之表现。“师”的涵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教人以道者之称也。”《礼记·文王世子》篇说：“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又《韩诗外传》中云：“智如泉源，行可以为仪表者，人之师也。”皆指有德有智、学有成就者而言。“道”是宇宙人生运转的规则，论及究竟，则是指众生本具之真心佛性，必经“实地行持，得诸离言绝思以外，庶可少分相应耳”。“德”者得也，“道得于心而不失”，随顺自然的规律即为德。古之圣人，道德学问境界迥超群表，通权达变，合乎中庸，故而能够设教演化，以期觉悟大众、培养传道人材；而学力未及之人则又以古圣贤所传之道为依止进德修业，资禀合格者继而可以续传圣道。韩愈《师说》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无论长少贵贱。道是一切学问德能的源头活水，师以传道以己任，学道未成时是弟子，学道有成则为师，师弟子相对而称，共同维护法脉的延续与真理的传承。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一师道的延续，尊师重道是其标志所在。古语又云，唯圣与圣相知。中华文明的传承，要在传其精髓；圣人为得其髓者，唯有圣圣相因，道道相应，其精神才能彰显不没，生机才能永葆不失。
道在人心，是心法，重在向里用力，不务向外驰求。因此在中国，无论世出世法，圣贤教学都注重弟子的悟处，以契理契机之说而教人反闻闻自性，内求明德。印光大师在《四书藕益解》“重刻序”中所谓“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体究”是也。憨山大师在《三教源流异同论》中也说：“吾人不悟自心，不知圣人之心；不知圣人之心，而拟圣人之言，譬夫场人之欢戚，虽乐不乐，虽哀不哀，哀乐原不出于己有也。哀乐不出于己，而以己为有者，吾于释圣人之言者见之。”圣人言教的作用在于使学人因指见月，从而体认圣人之道、圣人之心，而不在著于文字表相。故五祖弘忍大师云“思量即不中用”，禅宗亦有“依文解义，三世佛冤”的评语。至于儒家教学，也常常重视启发学人举一反三，从实地的行持中对道的精神有所领悟。如《说苑》中记载：
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 ：“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说此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 。”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是内明之学，所教的是安心立命之道。古代为师，诚属不易。志在圣贤，能传道、弘道之人方能担此重任。
士，也就是通常所认为的古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有着一定的道德要求。《论语》中，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讲要》注，古时的民众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工商是生产者与营利者；士则不生产，不营利，而尽全力学道。道有体用，用就是行仁。士有通达时，也有困穷时。通达时，即须以仁来治国平天下；困穷时，也要尽力宣扬仁道。一日不死，一日不休。
有学者认为，士在中国古代是一知识分子群体，其社会职能在于传播文化与调适政治，而其所以能担承此种职能的内在依据是其相应的道德成就。据前文所引孔子对“士人”的定义，可知“士”在本质上乃表德之名。它的古义至少有如下规定：士在志向上须是志于道的，即张载所说“志仁无恶”；在工夫上须是祛习复性的，即孔子所说“不务多而务审”；在境界上须达到孟子所谓“有诸己之谓信”，即孔子所言“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故能“富贵不足以益，卑贱不足以损”；在表现上须是如孔子所说：“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所以，古时的知识分子实就其德行而言，这也是传统师道的一种内涵。
三、尊师之礼
师弟子之间以道相感，以道相系，恩深义重。徐醒民先生在《儒学简说》中有《谈师生之道》一文，他说：“中国古圣先贤，师生如父子。孔子对他的学生，无不‘视犹子也’。孔子去世，他的学子都服心丧三年，而子贡更在墓地庐守六年。由于圣贤如此垂范，后世做学生的无不视恩师如春风化雨，为人师者视弟子如桃李芬芳。师生关系所以如此深厚，乃因为以道结合。道虽无形，但有无上的道力。个人得之，能成己成物。国家民族得之，能光被四表。这种道力就靠师生传受，维系不坠。”
在古代，老师的地位非常崇高，弟子事师有着严格的礼节。礼，履也，由心而生并发见于行，《曲礼》曰：“毋不敬”，是人日常思想行为的准则。弟子以真诚恭敬之礼事师，一则因重道而维护师道之尊严，道因师传，不容干犯；二则因师而明道，化我顽冥，予我慧命，以此表达弟子的感恩之情。古代的尊师礼表现在方方面面，如家庭教育中的私塾拜师礼、男子行冠礼后老师对他的称呼、老师去世时的丧礼，以及皇帝接见老师时的主宾之礼，等等。其中，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古代帝王的尊师重傅的传统，这种传统从先秦到清代一直绵延不绝。《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学，觉也，效也”。帝王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影响甚巨。
《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傅在古时特指帝王之相或帝王与诸侯之子的老师。翻阅《中国礼制史》，可以看出，愈是明主在位，愈是能礼遇师傅、敬重师道尊严，由此带动整个朝野之风。例如唐太宗，据《贞观政要》“论尊敬师傅”一卷中记载：
贞观六年，诏曰：“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师之位。”
又如清朝对先师孔子的尊祭之礼。据《中国礼制史》，满族人早在入关之前就已行过祭孔大典，而入关之后则更有祭孔定制。如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回銮，诣曲阜先师庙，行三跪九叩礼，此实为臣下对皇帝所行之礼；将曲柄黄盖留给孔庙，此是将天子所用仪仗留供孔庙之用。《清志》云：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二年，“命避先师讳，加‘邑’为‘邱’”；四年，释奠献爵，改立为跪；“明年，定八月二十七日先师诞辰，官民军士致斋一日，以为常”；八年，曲阜重建庙成，“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乾隆三年上丁释奠，“凡三献，礼毕，自是为恒式”。光绪三十二年，尊祭孔升为大祀。值得一提的是，雍正二年，曲阜阙里孔庙因火灾损坏，雍正帝知道后便立即祭告孔子，并派官员赴阙里监修。八年十月，孔庙修复完毕，即命皇子赴其地告祭孔子，并在十一月设立专业官员掌管孔庙一切事务。满清诸帝对先圣孔子的尊崇可见一斑，其“崇德报功”，实已“超轶前代”。不惟如此，从史料来看，满清君臣对当时的授业之师也是尊重有加的。而且，清代的各地方书院也都设有可视为礼仪礼制的规条，如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学规》中即有“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长毁短。”的训示。师生平日以这些规条要求自己，自然“沦为无方之民、不隆礼不由礼而慢肆偷薄者鲜矣。”
另外，在佛教经典中，释尊对弟子事师之礼也有许多明确的教诫。《善生经》曰：“一者，给侍所须；二者，礼敬供养；三者，尊重戴仰；四者，师有教敕，敬顺无违；五者，从师闻法，善持不忘。善生，夫为弟子当以此五法敬事师长。”
《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曰：“弟子事师，当有五事：一者，当敬难之；二者，当念其恩；三者，所教随之；四者，思念不厌；五者，当从后称誉之。”
修学佛法就是修戒定慧三学，通过禅定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观无量寿佛经》中，释尊称“净业三福”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要以此三条为基础，这是凡夫成佛的正因。“净业三福”的第一条，首先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百善孝为先”，孝为自性第一德，尊师重道由孝敬父母而来。另一方面，不尊师则无由明孝亲之义，不重道则无以出生死之苦。所以说，尊师重道是戒，人心之净染、国家之治乱端系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