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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道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佛教为主体、儒释道三家融合而成的圣贤文化。其所主张的学问是探究宇宙人生终极真理的心性之学、内圣外王之道;所倡导的教育是净化人心的真善美慧的教育,以道德、伦理、因果、宗教教育为内容,以使人离苦得乐、转迷为悟、转愚为智、转凡成圣为最终目的。传统文化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它的教育内容的传承、教育目的的实现,须由师弟子至诚感通、师资道合来共同达成。师道是文化之本,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极为注重师道。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与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自圣人之应机设教。世间无圣人之垂教,则万古如长夜。圣人与常人的差别何在?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安国注:“困,谓有所不通。”《论语讲要》解释说,不通即心智不开,但能发愤求学,资质便可转而改善。由此看来,圣凡的差别在于其智慧德能的不同,也就是学力的不同,并非本性有异;如能正当修学,则人格智慧可以转变,圣贤可以期许。孟子所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然而,转变人格、提升智慧的关键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关键在于净化心灵。修学就是为了实现心灵的净化。以儒道释三家来看,孔门教学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施教,首为德育,就是为了先正学者之心;《大学》所主张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三个条目即是正心的方法,心正则能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道家为学,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主张静定持心、离欲清净、澹泊无为,以此来开发智能,提升人格境界。至于佛家,则认为“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不但在教理上有着更为广博精深的认知,在修持上也是最为迅捷究竟,以见性成佛为宗。

《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妄想、分别、执着是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先圣有言,心为有情作用要具,其根据不一:下焉者,惟知意识为主;中焉者,兼知阿赖耶为主;上焉者,乃知法界性为主。前二皆属杂染心,后一始称清净心。受污染的程度不同,其人所表现的智愚程度也不相同,杂染程度愈重,则烦恼愈重,灵心愈昏迷,反之亦然,二者皆属于有漏之生灭法;清净心则灵明自在、潜力无穷,属于无漏之不生不灭法,能随缘发起种种妙用,而永远不被迷惑。一切众生皆具上述三心,但常人只知意识,智者方知阿赖耶乃至法界性。佛教的修学目的,就是要清除杂染心中的污垢,将杂染心转化为清净心,恢复众生本有的灵明自在的佛性。因此说,圣人即是具有上智之人,于宇宙人生的真理皆有相当之发明;而“佛”乃“原具大觉之人”,不惟“洞明眼前所处世界之一切事理,且更具有周知十方三世任何世界事理之‘一切智智’焉。”圣人本其大悲慈心,闻声救苦,依凡众根机之不同随缘设教,而众生惟有在世出世间圣人的指教下,方有澄明心性、离苦得乐的可能。

传统文化的内涵,在精神不在言语文字。儒道释三家,分别以孔子、老子和释尊为学问道德之崇高师表。古德以孔子为人乘之圣也,以老子则为天乘之圣。又称,“孔子仁知并称,且复无我,救世精神更超群众,古德有称为儒童菩萨垂迹者,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孟子浩然之气至大至刚,正符雄猛气概,且于绝对善源确有真实体认,亦杰出也。”孔子问礼于老聃,向弟子叹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耶?”三家虽然教乘有别,对心灵开发的层次不同,但皆以圣人之教为指归,圣人的教化是出于自性的流露。如同明憨山大师《三教源流异同论》中所说:“盖古之圣人无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从妙悟心中流出,应机而示浅深者也。故曰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此法界。”

况且,由于本土文化中的儒道两家长期注重道德伦理因果的教育,尤其是学者孝亲尊师的道德根基牢固,因此佛教东渐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善根众生、有识之士的接纳与拥护,不仅使得大乘佛法发扬光大,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儒道二教的层次,使中华文明呈现出了三教融合且以佛教精神为率导的殊胜局面。大乘佛法的精神,在于“制止妄念,断绝私利,清净居心,慈悲救世。”主张通过净化人心,开显人所本自具足的福慧定,以此利国利民,自度度人。所以说,对心性的开发,并以之为基础从事自利利他的世出世间事业,是传统文化的活力与内涵所在。

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基于传统文化有如上特质,则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无非师道之表现。“师”的涵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教人以道者之称也。”《礼记·文王世子》篇说:“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又《韩诗外传》中云:“智如泉源,行可以为仪表者,人之师也。”皆指有德有智、学有成就者而言。“道”是宇宙人生运转的规则,论及究竟,则是指众生本具之真心佛性,必经“实地行持,得诸离言绝思以外,庶可少分相应耳”。“德”者得也,“道得于心而不失”,随顺自然的规律即为德。古之圣人,道德学问境界迥超群表,通权达变,合乎中庸,故而能够设教演化,以期觉悟大众、培养传道人材;而学力未及之人则又以古圣贤所传之道为依止进德修业,资禀合格者继而可以续传圣道。韩愈《师说》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无论长少贵贱。道是一切学问德能的源头活水,师以传道以己任,学道未成时是弟子,学道有成则为师,师弟子相对而称,共同维护法脉的延续与真理的传承。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一师道的延续,尊师重道是其标志所在。古语又云,唯圣与圣相知。中华文明的传承,要在传其精髓;圣人为得其髓者,唯有圣圣相因,道道相应,其精神才能彰显不没,生机才能永葆不失。

道在人心,是心法,重在向里用力,不务向外驰求。因此在中国,无论世出世法,圣贤教学都注重弟子的悟处,以契理契机之说而教人反闻闻自性,内求明德。印光大师在《四书藕益解》“重刻序”中所谓“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体究”是也。憨山大师在《三教源流异同论》中也说:“吾人不悟自心,不知圣人之心;不知圣人之心,而拟圣人之言,譬夫场人之欢戚,虽乐不乐,虽哀不哀,哀乐原不出于己有也。哀乐不出于己,而以己为有者,吾于释圣人之言者见之。”圣人言教的作用在于使学人因指见月,从而体认圣人之道、圣人之心,而不在著于文字表相。故五祖弘忍大师云“思量即不中用”,禅宗亦有“依文解义,三世佛冤”的评语。至于儒家教学,也常常重视启发学人举一反三,从实地的行持中对道的精神有所领悟。如《说苑》中记载:

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 :“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说此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 。”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是内明之学,所教的是安心立命之道。古代为师,诚属不易。志在圣贤,能传道、弘道之人方能担此重任。

士,也就是通常所认为的古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有着一定的道德要求。《论语》中,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讲要》注,古时的民众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工商是生产者与营利者;士则不生产,不营利,而尽全力学道。道有体用,用就是行仁。士有通达时,也有困穷时。通达时,即须以仁来治国平天下;困穷时,也要尽力宣扬仁道。一日不死,一日不休。

有学者认为,士在中国古代是一知识分子群体,其社会职能在于传播文化与调适政治,而其所以能担承此种职能的内在依据是其相应的道德成就。据前文所引孔子对“士人”的定义,可知“士”在本质上乃表德之名。它的古义至少有如下规定:士在志向上须是志于道的,即张载所说“志仁无恶”;在工夫上须是祛习复性的,即孔子所说“不务多而务审”;在境界上须达到孟子所谓“有诸己之谓信”,即孔子所言“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故能“富贵不足以益,卑贱不足以损”;在表现上须是如孔子所说:“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所以,古时的知识分子实就其德行而言,这也是传统师道的一种内涵。

三、尊师之礼

师弟子之间以道相感,以道相系,恩深义重。徐醒民先生在《儒学简说》中有《谈师生之道》一文,他说:“中国古圣先贤,师生如父子。孔子对他的学生,无不‘视犹子也’。孔子去世,他的学子都服心丧三年,而子贡更在墓地庐守六年。由于圣贤如此垂范,后世做学生的无不视恩师如春风化雨,为人师者视弟子如桃李芬芳。师生关系所以如此深厚,乃因为以道结合。道虽无形,但有无上的道力。个人得之,能成己成物。国家民族得之,能光被四表。这种道力就靠师生传受,维系不坠。”

在古代,老师的地位非常崇高,弟子事师有着严格的礼节。礼,履也,由心而生并发见于行,《曲礼》曰:“毋不敬”,是人日常思想行为的准则。弟子以真诚恭敬之礼事师,一则因重道而维护师道之尊严,道因师传,不容干犯;二则因师而明道,化我顽冥,予我慧命,以此表达弟子的感恩之情。古代的尊师礼表现在方方面面,如家庭教育中的私塾拜师礼、男子行冠礼后老师对他的称呼、老师去世时的丧礼,以及皇帝接见老师时的主宾之礼,等等。其中,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古代帝王的尊师重傅的传统,这种传统从先秦到清代一直绵延不绝。《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学,觉也,效也”。帝王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影响甚巨。

《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傅在古时特指帝王之相或帝王与诸侯之子的老师。翻阅《中国礼制史》,可以看出,愈是明主在位,愈是能礼遇师傅、敬重师道尊严,由此带动整个朝野之风。例如唐太宗,据《贞观政要》“论尊敬师傅”一卷中记载:

贞观六年,诏曰:“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师之位。”

又如清朝对先师孔子的尊祭之礼。据《中国礼制史》,满族人早在入关之前就已行过祭孔大典,而入关之后则更有祭孔定制。如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回銮,诣曲阜先师庙,行三跪九叩礼,此实为臣下对皇帝所行之礼;将曲柄黄盖留给孔庙,此是将天子所用仪仗留供孔庙之用。《清志》云: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二年,“命避先师讳,加‘邑’为‘邱’”;四年,释奠献爵,改立为跪;“明年,定八月二十七日先师诞辰,官民军士致斋一日,以为常”;八年,曲阜重建庙成,“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乾隆三年上丁释奠,“凡三献,礼毕,自是为恒式”。光绪三十二年,尊祭孔升为大祀。值得一提的是,雍正二年,曲阜阙里孔庙因火灾损坏,雍正帝知道后便立即祭告孔子,并派官员赴阙里监修。八年十月,孔庙修复完毕,即命皇子赴其地告祭孔子,并在十一月设立专业官员掌管孔庙一切事务。满清诸帝对先圣孔子的尊崇可见一斑,其“崇德报功”,实已“超轶前代”。不惟如此,从史料来看,满清君臣对当时的授业之师也是尊重有加的。而且,清代的各地方书院也都设有可视为礼仪礼制的规条,如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学规》中即有“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长毁短。”的训示。师生平日以这些规条要求自己,自然“沦为无方之民、不隆礼不由礼而慢肆偷薄者鲜矣。”

另外,在佛教经典中,释尊对弟子事师之礼也有许多明确的教诫。《善生经》曰:“一者,给侍所须;二者,礼敬供养;三者,尊重戴仰;四者,师有教敕,敬顺无违;五者,从师闻法,善持不忘。善生,夫为弟子当以此五法敬事师长。”

《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曰:“弟子事师,当有五事:一者,当敬难之;二者,当念其恩;三者,所教随之;四者,思念不厌;五者,当从后称誉之。”

 

修学佛法就是修戒定慧三学,通过禅定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观无量寿佛经》中,释尊称“净业三福”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要以此三条为基础,这是凡夫成佛的正因。“净业三福”的第一条,首先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百善孝为先”,孝为自性第一德,尊师重道由孝敬父母而来。另一方面,不尊师则无由明孝亲之义,不重道则无以出生死之苦。所以说,尊师重道是戒,人心之净染、国家之治乱端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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