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我和五姐聚到一起聊天时，经常会谈起父亲的许多往事。虽然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遗憾的是，父亲在世那些年代农村生活非常艰苦，他从未去过一次照相馆，连一张相片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年来，我很想用画笔把他的容貌勾画出来，可惜我没有这方面的特长，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还是不甘罢休，清明节前特作此篇，以做为我对父亲的缅怀和纪念。
出生何庙，“中”字辈
我的父亲名叫党长现，生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卒于一九七八年农历八月初六，享年五十九岁。父亲出生在何庙村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三人，排行老三。祖父党元卿，曾祖父名讳不详。听父亲说过，何庙党姓是清中期从大冯营姬党柳庄迁来的。
何庙村，位于社旗县城南15里。传说早在东汉时已经建村。村内有一座大庙，大庙的名称有两个传说。一是说因为庙主持姓何，所有大家称其为何庙；二是说庙东南角有一座何娘娘坟，所有大家称其旁边的大庙为何庙。随之，人们就将何庙所在的村庄称为何庙，我小时候叫何庙大队。何庙村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村庄，从东南到西北长约三、四里。每年三月二十八庙会是何庙村最热闹的时候。传说，解放前每年庙会持续半月之久，一到赶会时，何庙村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玩猴的、斗鸡的，大戏连台，炸油馍、卖农具，生意兴隆。何庙村居住有十几个姓氏，贾家、姬家是村里的大户。党姓仅有两家，都是由姬党柳庄迁来，父亲一家便是其中之一。
虽然父亲名字叫长现，但并非“长”字辈，按照《中华党氏大宗谱<三翁堂家谱>》辈分排序他应为“中”字辈。
三翁堂，是豫南南阳、驻马店、许昌三市大部分党姓人的“堂号”。因其始祖为兄弟三人，故于2012年在唐河县举行的第一届党氏家族代表大会上，由我提议将堂号取名为“三翁堂”。唐河县十八里党村清同治十一年碑文和泌阳县瓦屋庄清乾隆五十年《党氏家谱》上记载，始祖兄弟三人元朝末年自陕西迁居唐邑，至今已有640余年，繁衍子孙25代有余。辈分从清初开始为“克振景宗群，心五中元长，青春发祥太，纪广兆文明，全宪国大华，江海永世恒”。因曾祖父之前，我家就在何庙村居住，历经从唐河县栗里迁到大冯营姬党柳庄，再到何庙村的迁徙过程，到曾祖父时他对家族辈分已经不太清楚，故他在给我祖父起名时，以为是元字辈，故将祖父起名元卿，将父亲取名长现。2012年编修《三翁堂家谱》时，我们经过与姬党柳庄和栗里的辈分核对，父亲的辈分应为“中”字辈。
遭灾荒，泰和寨求生
1942年7月至1943年春，旱魃肆虐河南，河南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大约100至30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这场旱灾，老百姓称谓“三十一年年成”。宛东地区是当时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连续两年遭遇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十家有九家揭不开锅盖，连吃糠腌菜都上顿不接下顿。男女老少各个饥寒交迫，因为缺乏营养而导致全身浮肿，几乎天天都有人饿死、病死。当时父亲一家，有他老父老母、哥嫂、侄女、侄子和他，他们和本村其他家庭一样，连吃糠野菜也没有，草根、树皮、牛粪、大雁屎几乎能吃的都用来充饥，随时都有被饿死的可能。村里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逃慌要饭，不少人饿死途中，沟死沟埋，路死路埋。当时父亲23岁，为求一家活命，也想办法出外谋生。由于泰和寨南小弋庄有他的四叔家，四叔有个康姓好友与泰和寨大户李子炎熟悉，在他四叔的撮合下，把我父亲介绍给了李子炎家当上了“长工”，算是暂时有了干活、吃饭之处。
泰和寨，位于社旗县城东南50里，唐河东岸，现为社旗县太和镇政府所在地。泰和寨有一大户人家姓李，寨里有一座泰和楼，是早先驰名豫西南的蔚文中学。蔚文中学为李姓大户蒙裔李文秀的十七世孙李子炎所创建。清朝中叶，李子炎先祖迁至此地安家，历经五世，田产过万。晚清至民国，世代为官。为防匪防盗，兴建砖石结构寨墙一圈，取安泰祥和之意，命名泰和寨。李子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1939年捐地4000余亩作为办学资金，先建7间楼，又倾巨资创建教学楼，办起高中。取其父“名蔚如，字文炳”之首字为校名，曰“蔚文中学”，李子炎自任校长，请名师高才任教。蔚文中学招生是择优录取，无论贫富，不少贫苦农家子弟在此得以接受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民国元老于右任曾为其题写校名匾额。泰和楼古朴典雅，兼具欧式风格，中西合璧。当地称转楼，也称洋楼。目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父亲在李家当长工，因其诚实、勤劳而深受东家信任，一年打工下来，省吃俭用，除了自己吃住之外，还节约下来一石粮食，送回家中补给了父母。因此，那场天灾父亲一家人才得以勉强度日，幸免饿死。
红庙郝家女为妻
父亲25岁结婚，娶红庙村郝家女为妻，即我的母亲。母亲名德兰，贤惠善良，享年80岁。父母生养我们三男三女六个兄妹。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是老小。
红庙村,位于社旗县城东20里，现属于郝寨镇管辖。红庙村主要有郝姓、陈姓居住。听母亲说过，外祖父名叫郝红昌，身材魁梧，一表人才，娶北乡（具体地址不详）大户人家女儿。生一男一女，老大即我的母亲，其下有一弟弟。解放前,外祖母长年患病痛苦难忍，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不得已靠吸“大烟”减轻痛苦。“大烟”学名罂粟，又叫鸦片，俗称大烟，源于罂粟植物蒴果，其所含主要生物碱是吗啡。鸦片因产地不同，呈黑色或褐色；有氨味或陈旧尿味，味苦，气味强烈。生鸦片经烧煮和发酵，可制成精制鸦片，呈棕色或金黄色。吸食时散发香甜气味。鸦片最初是作为药用，主要用于镇咳、止泻等。由于有成隐性，1813年8月5日，中国严禁贩食鸦片。吸食鸦片的基本工具有烟签、烟灯和烟枪等，一般是将生鸦片用锅在文火上熬成可以用烟签挑起来的膏状物，即熟鸦片，再通过烟枪吸进呼吸道。初次吸食鸦片，并不都是有快乐感，相反还有难受的感觉，例如恶心、呕吐、头昏、乏力、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视物模糊，甚至有焦虑等，但此种难受感经几次吸食后逐渐出现了欣快感，或者两者并存，如此反复后，鸦片的依赖性已经产生了。一旦不再服用，便出现使人更加难受的戒断症状。由于外祖父长期帮助外祖母吸大烟，两人都形成了大烟瘾。大烟膏是稀有物品，价格昂贵，两人天天吸食，不久便花费完了家中所有积蓄，家境每况日下，日子难以维持，以至于后来将土地全部买尽，如此也没有挽救回外祖母的生命。外祖母去世后，外祖父为求生计，不得已将女儿早早（17岁）嫁人，撇下了年幼的儿子，自己去当了“壮丁”。外祖父走后，一直下落不明。舅舅生活上虽然得到了我父亲的接济，但后来患上了精神疾病，30多岁离开了人世。
遭飞机轰炸，幸免遇难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中国东北。此后，日本又相继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军事事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随即全面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对外必须先安内”政策，抗日不力，导致日军几乎侵略大半个中国。侵略者每到一处，烧光、杀光、抢光。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抗战形势发生转变，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1944年秋，日本鬼子像秋后的蚂蚱，自知已经蹦炸不了几天了。但是他们的野性仍不减弱，飞机到处狂轰滥炸，无辜百姓家庭饱受着妻离子散之痛。一天，父亲正在东北地砍苞谷，忽然听见天空嗡嗡巨响，接着就看见飞机乱飞，狂轰乱炸。正在地里秋收的乡亲们个个吓得不知所错。当时，母亲抱着我的大姐也在地里。每逢母亲回忆时还心有余悸，庆幸大姐当时还不满周岁，也知道不哭不闹，不敢出声。这次轰炸，何庙村有3个村民被活活炸死，父母等其他村民幸免遇难。
解放南阳，参加土改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撕掉停止内战协议，国、共两党的军队在中原地区(湖北、河南交界)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1947年7月，驻扎在南阳的解放军开始向敌后进军，大量歼敌，扩大并巩固了根据地，壮大了人民武装。此时父亲光荣的参加了民兵。1948年11月4日下午，在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国民党南阳守敌头领王凌云弃城南逃，解放军当即占领了南阳,宣布了南阳正式解放。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共中央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广泛展开。主要政策：一是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此外，对小土地出租者也采取了保护的政策，不征收其出租的土地。三是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四是为了深入地发动群众，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组织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开展斗争，建立了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在土改中，对于地主分子，除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予以镇压外，都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当时，何庙村隶属南阳县桥头区，父亲任桥头区农会代表主任。他带领贫下中农积极落实党的土改政策，使广大农民有了房住、有了田种、有了饭吃。那时，他秉公办事，除了贫下中农得到了实惠对他感谢之外，地主富农也都留有房住和田耕，对他也没有多少怨恨。父亲家原是地主的佃户，分到了王家三间瓦房，后来两家还一直保持着来往关系。我记事时还听父亲说过，我家院墙南面的空场是土改后王十三家住过的地方，后来王十三的儿子王书长到唐河县工作，传说是“县长”什么的，父亲也不清楚。
弃官务农，当技术能手
经历过58年“大跃进”和60年“吃食堂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温饱的重要性。1960年，父亲兄弟俩分了家。父亲一家五口，三个子女年龄都很小，饥饿中熬过了“食堂饭”和三年自然灾害，他们和各家各户一样渴望着有个好收成，能够填饱肚子。当时，父亲长年在外工作忙碌，母亲身小力薄，一人在家又要领养子女，又要纺织、耕田，夫妻两人里外不能兼顾。父亲为了给母亲分担家务，种好地多打粮食，养育好子女。于是辞去了公职，开始了回家种田养家糊口的生活。父亲辞官回家后，勤勤恳恳，练就了一身娴熟的劳动本领。小时候，我清楚的记得，我们十队40多户人家200余人，劳力们每天上工干活采用计工分制度，一天两晌同样的干活时间，计分多少却有所不同，按技术等级有8分、9分、10分、13分之分。由于我父亲和其他五、六个人技术等级最高，属于特殊等级，一天13分。豫剧朝阳沟里说“农村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着”，实事上并没有那么简单，犁地、靶地、槳地、跺麦秸垛、扬场，这些都属于技术活，一个生产队也只有五、六个人会做，父亲是这其中的一个。他精益求精的劳动态度，熟练的技术本领，大家一致把他当作榜样。因父亲曾任桥头区农会主任，名字又叫长现，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县（现的谐音）长。”上地干活时应该咋干，都说“听老县长的”。
坚韧不拔，双手盖起三间瓦房
父亲身材不到一米七十，但他身强力壮，50多岁时还能右肩扛、左腋携两麻袋粮食，跨越一米高墙头。1978年，父亲去世时我才十五岁，我对他的了解并不算太多。但我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勤劳。父亲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每天天不亮起床，背起箩头到村边树林拾粪，拾粪回来天刚亮，又拿起埽束打扫庭院卫生，然后再去水井打水把水缸灌得满满的，等天亮“上工”钟声响时，他总是第一个上地劳动。那时家里没有时钟，大概是八点左右放工回家时，父亲都会背回一捆青草，用来喂猪、喂羊。父亲很会料理家务，房前屋后种很多枣树、桃树，小菜园种有很多时令蔬菜，养鸡、养猪，小日子过的还算殷实。1974年，长子遂安成家后，虽然在县城工作不经常在家居住，但每逢星期天回家看望父亲时，我家仅有的两间房子已不能满足全家人需要。父亲看到这里后，就开始了修房建屋行动。他和四姐两人每天起早贪黑、放工后加班加点，从刨土、和泥、磕砖胚、烧砖、烧瓦做起，三个月时间备齐了盖房用的“万砖万瓦”，来年盖成了三间起脊瓦房和一间灶火屋。那时，不管谁家盖房子都拚的是笨力，不少家庭三间瓦房盖起来都要累的一场大病。父亲和四姐累的咋样？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自己稍有的一些感受。一天傍晚，父亲、四姐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刚把晒干的砖坯摞好，突然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冒着大雨用塑料单、包谷杆盖了又盖，最后一架砖坯还是被大雨淋坏了大半。此时我的心情真的是难于言表。我知道，别人家族人多、劳力多，而我家只有父亲和四姐两个劳力干活，淋坏的砖坯再重新制作一遍，至少还要半个多月时间。这时，我想哭、想骂，想给父亲一些安慰。可是再看看父亲，他二话没说，只是又等天晴后将淋坏的砖坯再和成泥巴，重新做了一遍。
工人媳妇，给老党家长脸
我哥是何庙村三个“老三届”高中生之一，他1965年南阳三高毕业时，不幸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失去了考大学机会。回家后，先在大刘庄小学代课，后来转正调到后河县初中教学，是何庙少有的吃商品粮人。1976年与我嫂子认识，通过交往两人定下了终身。嫂子在县化肥厂上班。当时的化肥厂，是社旗县几个大型国有企业之一，工人们八小时工时制，按月发工资、发粮票、住职工宿舍，厂里有食堂凭票就餐，茶炉、浴池免费开放。在那里上班的都是各乡推荐的品学兼优青年，他们上班时身穿蓝色工作服，脚穿蓝色网球鞋，手戴白色线手套，个个英姿焕发，青春靓丽，不管走到哪里一说是化肥厂的工人，都会让人羡慕不已。父亲和母亲得知我哥谈个化肥厂媳妇那天，高兴的一夜没有睡好觉。每当与邻居们闲谈时，不自觉的音调提高了一度。为她们操办婚事前，父母两人提前忙绿了一个多月，请木匠做了一个新床、一个板箱，父亲自己动手用报纸给新房搭了顶棚，母亲邀请邻居帮忙，用早已织好的被里被面装了两套新被褥。办婚事那天，院里搭起了帆布帐篷，摆了十几桌酒席，请来了老亲旧眷、邻里朋友，共同庆贺。最为我家长脸的是，那天前来祝贺的有来自县初中、化肥厂的30多个男女青年，他们骑着自行车从东公路到村口排成一字形队伍，送来了穿衣镜、洗脸盆、茶瓶、茶杯等时尚礼品。那时，农村娶媳妇，邻里朋友祝贺礼金只不过1块钱，最多2块钱，还没有送礼品的，何况是穿衣镜？农村人连见都没有见过。的确让大家长了眼，给老党家长了脸。
爱家人，培养子女成栋梁
父亲对家人爱护有加。记得我五、六岁那年，母亲整日里咳嗽、发烧、不想吃饭。父亲急忙领着母亲到邻居姬医生家看病。姬医生与我家一个生产队，是个老中医以针灸治病为专长，大家都叫他“扎针先儿”。姬医生仔细为我母亲诊断后说“得的是肺结核”。肺结核病是由于体弱、上期劳累后感染了结核杆菌引起的，主要表现可以有咳嗽、咳痰、低热、乏力、食欲不振，病久可出现消瘦，肺组织破坏重时会出现咯血，弄不好肺结核就会要去人命。七十年代还没有特效药物，结核病病死率很高。更何况农村缺医少药。姬医生无奈的又说“我也没办法，长现你再找别人想一想法儿吧”。父亲听到耳内，急在心里，于是他去青台、上店街（赊店街简称），多方寻医问药，给母亲看病。后来得知“东北山”鱼腥草可以治疗肺结核，但效果咋样，也不好说。父亲得知后，总算有了希望，他二话没说，第二天一大早便拉着架子车去了离家百里之外的“东北山”。几天后，父亲终于回来了，拉回了两麻袋鱼腥草。他每天精心的煎药、熬药、亲手喂母亲喝药---，一年后，母亲的病奇迹般的好了。
我上一年级那年寒假，不小心左小腿摔成了骨折，父亲得知后连夜冒着大雪抬我到穆庄找医生看病。精心护理我一个多月，等到我能走路了他才放心。
父亲没有上过学，但他在太和镇“扛长工”时有所耳闻目染。太和镇李子炎特别重视教育，家里办有学堂。父亲在那里“扛长工”受到了一定感染，他自学悟性很好，能读书看报、算账打算盘。同时父亲深知读书对孩子成长的重要。当时，农村人比较愚昧，很少有人家鼓励儿女上学，很多家小孩没有上学，仅有少数上到“高小”就辍学在家放羊、干农活了。而我父亲却不然，吃罢饭就催我们去上学，放学在家他也很少让我们干活，一有空就催我们“写字”。我大姐在源潭镇上学期间，父亲又接又送；我哥在南阳三高上学时，父亲拉着架子车给他送红薯、黑窝头，了解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为求减少花消，100多里路程，他一天跑个来回。在他的关心和督促下，我大姐初中毕业，先是当了妇女队长，后来在社旗三小当了小学教师；我哥一九六五年南阳三高毕业，当了教师，七八年高考名列全县第二升入大学，后成为南阳市政协干部；五姐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直至高中毕业；我于七八年参加中招，成为当年全县考入中专的十个人之一。
爱憎分明，虽死犹荣
父亲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的眼里容不进半粒沙子。他痛恨那些损公利己的人，遇到损害集体的人和事他会当面指责，当场制止。一九七八年农历八月初五那天下午，当他放工后和往常一样在苞谷地里割草时，咋听见有“咔嚓、咔嚓”的响声，他马上意识到有人在偷队里的苞谷棒，就大声喊:是谁在偷苞谷棒，赶快滚开!这时“小偷”不但不走开，反而继续掰，还与我父亲争吵，强词夺理。父亲又气又恨，便到大队会计家反映情况。正说话间，他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当晚被邻居们抬到县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1944年毛主席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父亲是为维护集体利益而死，他的死就比泰山还重。
英灵永存，感召后人
父亲的突然离世，给我们一家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全家人陷入了悲哀之中。但是，在他的英灵感召之下，我们没有一蹶不振，我哥和我两人被大学录取的通知书先后收到，又给我们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好消息不径而出，瞬时间传遍了何庙全村，光荣榜张贴到了大队部最醒目位置。我是何庙村学校毕业的唯一一个直接被中招录取的学生，校长组织全校师生敲锣打鼓在全村游行宣传，老党家兄弟两个考上大学的消息，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聊天的主要话题。
1979年正月初六，我上学走时，母亲对我说“国安，你哒（对父亲的称呼）走的突然，没有给你们留下一句话。但是他有两个遗憾，一个是你二哥出生时，家里特别困难，无能力抚养含泪送给了人家。另一个是你四姐小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吃食堂饭，没有送到学校上学。总觉得对不住她俩。以后你们兄弟姐妹要对她们俩多给予关照，弥补你父亲的遗憾。”“你父亲没有给你们留下财产，今后就靠你们自己努力了。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为老党家争光，不辜负他的希望”。我们知道，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遗产，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直、坚强、勤劳、拼搏----这已使我们享用不尽。在他的影响下，使我们形成了光明正大，刚直不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不为人后的品格。
如今，我们兄妹六人，个个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子孙满堂，没有让他老人家失望。
清明节前，拙笔辑文。愿父亲英灵永存，名垂千古！
2020年3月20日
作者简介：党国安，主任医师，中国骨伤学会水针刀专业委员会理事，南阳市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南阳市中医康复（针推）学会副主委，社旗县颈肩腰腿痛专业学会主任，原社旗县卫生职业学校副校长，原社旗县唐庄乡卫生院院长，中华党氏文化研究会会员，《党氏家族报》特约通讯员，《三翁堂》党氏家族理事会秘书长，中华党氏大宗谱《三翁堂家谱》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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