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珠海疫情防控办发布的一则通告意外上了热搜。
通告上称，“目前香港疫情严峻，我市面临偷渡疫情风险极高”，同时多地疑似明确举报偷渡线索，一经查获将获得不菲的赏金。
江门直接给出100万，惠州也有50万，不过珠海、中山、东莞好像不够积极，分别给出10万和5万的赏金。
有许多人称，这是“新时代赏金猎人”。
但在深圳工作的香港人何诗咏却觉得通告却带着一丝落寞，“时代真的变了”。
1998年，何诗咏出生在广东省某四线城市。在香港正式回归前，为了拿到香港身份，她的家族经历了3代人的努力：
从爷爷辈开始，就有亲戚想尽办法偷渡到香港去；她的妈妈，80年代淘金潮去往香港投靠亲戚，做过许多活，最终呆满30年成功入籍；而她终于在2013年、自己16岁时候入籍香港。
在何诗咏成为香港人的那天，母亲抱着她痛哭，“你的下一代就是正宗港女了”。
可当她毕业找工作时候才发现，“港女”这个身份成了她在内地发展的桎梏……
以下是关于她的真实故事：
文 | 郭子睿
编辑 | 卓然
她从来不用信用卡，哪怕她从外表上看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喜欢穿时髦衣服、染浅色头发、有丰富的夜生活，但她依然觉得自己在各种方面和内地的同龄人脱节。
“我办不了信用卡，也不能在内地买理财”，何诗咏说，原因都在于那张证明自己是“新香港人”的身份证卡片。
那张卡片是何诗咏母亲费尽几十年的努力才换来的。
作为上一代“港漂”，何诗咏母亲在80年代从广东阳江偷渡到香港，一路“黑”在香港打工，于2013年得到永久身份。
图 | 母亲心中的香港是80年代的不夜城
作为子女，何诗咏也得以在高考前得到香港居民身份证。唯一不同的是，她的身份证不享有香港永久居民的权利，需要在7年期满后凭签证身份书续约或办理永久居民身份。
一开始，何诗咏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当时觉得香港发展好，七年后我肯定转永居”，但没想到，随后几年一切都和她想象得截然不同。
凭借香港身份，何诗咏参加了港澳台联考，高考后到上海某211大学，毕业后通过校招进入深圳某互联网公司工作。
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这几年，何诗咏发现，内地生活和香港相比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速度和节奏。
“内地一支手机就能走天下，买票、点外卖、叫车，什么都能干”，何诗咏说道，但在香港，移动互联网远没如此普及。
此外，随着城市化和棚改的推进，上海的地铁按照每年5公里的距离朝着城市外围推进，“这些地铁，更明亮、宽敞”，相比之下，1979年开始兴修的香港地铁黯然失色。
图 | 香港地铁站
更重要的是，何诗咏大三找实习时发现自己已无法在香港找到满意的岗位——香港产业空心化严重，除了律师、医生等几个传统的行业收入高以外，其他的行业应届生起薪已经多年没有增长。
“香港没有互联网，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同样地段、价格的房子，深圳比香港大一倍。”
对比香港和内地抗疫的执行力、恢复力，何诗咏觉得，留在内地更让她感到安心，于是在2020年，签证身份书期满后，何诗咏没有选择办理永居，而是向公司提交申请转正申请，继续留在内地。
“香港就像曾经的快车道，现在被按下了限速键”，也按下了何诗咏内心迷茫的按钮：
曾经她的父母为了给她拿到香港身份，耗尽了青春，但她觉得，这一切都不值得了。
新一代“港漂”里，有很多人遇到了和何诗咏相同的情况。
80年代，伴随着香港电影的发展、金融业的空前繁荣，香港成了淘金者的第一站，如电影《甜蜜蜜》中黎明扮演的黎小军一样，大量内地人选择南下来香港圆自己的淘金梦。
这个情况在广东省尤为普遍。98年出生的何诗咏祖籍为广东阳江，这里距离广州223.48公里，深圳304公里，离香港仅165公里，甚至可以泅水到香港去。
优渥的地理位置，加上并不发达的经济，导致这座小城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一度成为了偷渡香港的“最优通道”，“谁也没想到，现在这也是最佳的‘反向偷渡通道’”，何诗咏怏怏地说。
一开始，母亲借住在荃湾的婶婶家，70平的房子里挤了6口人。再后来，母亲换了一份保险工作，在天水围租了一间10平米的开间，狭小的空间里包含厕所、厨房、卧室。
每年暑假，何诗咏都要和姐姐商量错开来香港看望母亲的时间，“不能两个人一起去，没地方睡”。
当母亲最终在2013年得到香港身份，并为自己以“未成年子女亲属投靠”换得香港身份证时，母女俩喜极而泣。何诗咏想到港剧TBV里那些雷厉风行的职业女性，她幻想自己未来也会成为那些高楼大厦里穿梭的一员。
一开始，香港身份确实带给何诗咏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跃层，还有一些“隐形”的荣誉和光环。
上海读大学后，何诗咏每个月帮同学回香港做代购，当时香港因免税政策成为内地人心中的“购物天堂”，产品专柜的定价比内地便宜，遇到百货周年庆时，价格更是低至内地2-3折的水平。
此外，加上母亲按香港在读大学生的标准每月给她5000块钱的生活费和住宿费，何诗咏每个月生活费能达到1.5万元左右，比上海许多女白领的工资还高。
过海关拿出证件则是何诗咏最高光的时刻，她可以走人更少的香港居民通道，“内地居民会排着长队，用羡慕的眼神看我们这边”。
图 | 香港街头的匆匆人群
但也不知从何开始，何诗咏发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大二左右，找何诗咏代购的同学变少，大家都反映内地的商品和香港差别不大。相反，那些生活在香港的亲戚开始拜托何诗咏返港时帮忙从内地代购一些东西。
2018年开始，主攻“五环外”、源头工厂模式的电商模式兴起，低至几块钱就能买到包邮日用品，价格只要香港的零头，内地产业链的优势在制造业凸显，价格低廉。
何诗咏曾经帮亲戚从内地带过一个小家电，香港售价4000多港币，换算成人民币要3600元左右，而在内地售价仅2000多元。
与此同时，何诗咏还发现深圳海岸口排队的孕妇少了。
孕妇们去哪儿了呢？何诗咏最终在上海浦东机场找到答案。2013年香港政府禁止内陆双非（夫妻双方均非非香港人）孕妇赴港生子的申请赴港生子后，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赴美、赴加生子。
浦东机场正是出入这两个国家的重要航站楼，“这也意味着，香港户籍没那么吃香了”。
大学毕业前，何诗咏人生的道路上出现了一道必选题：留香港？还是留内地？
她大三本计划考回香港读研，但面对高昂学费和生活费、内地和香港发展速度的日益悬殊，何诗咏打消了这个念头。
“回去一辈子住公屋吗？”何诗咏所学的专业在香港，应届生薪水比街边小店洗碗工高不了多少，还有明显的天花板，对应香港高昂的房价，几乎没有安居的可能。
何诗咏的母亲也觉得有些懊悔，她年轻时没钱，无法在香港置业，也因不想回内地错过了深圳房价起飞的阶段，导致自己空有一张香港永居身份证而没有实际的房子可以落脚。
对于讲究“落叶归根”的中国人来说，“房子”有着比居住更为深远的意义。何诗咏母亲对女儿的期待也逐渐变成了让女儿留在深圳工作、买房。
最终何诗咏选择到深圳实习，“内地机会多一点，有机会买楼，不再飘来飘去。”
图 | 何诗咏上班的深圳粤海街道
靠着深圳城中村低廉的租金，8000块月薪的何诗咏第一年就攒了3万块，第二年工资就升到了1万多块，月薪赶超留在香港做了几十年保安的亲属，还前途无量——这些更加剧了她不想回香港的念头。
但留在内地，香港身份又成为束缚她职场发展的根源。
为了方便香港人在内地发展，国家针对港籍制定了许多政策，这些政策普遍适用于大湾区，“但大部分互联网企业总部都在北京和上海”。
对于持有非永居身份的何诗咏来说，这些地方充满了竞争和未知。最终她不得不因为身份留在深圳公司里继续“熬”，等待微乎其微的升职机会。
“读了硕士又怎么样？还是无法离开大湾区，除非我可以落户北京、上海。”
但何诗咏不敢告诉妈妈这个“疯狂的想法”，“3代人的努力才给我拿到香港户口，怎能说换就换？”
更多焦虑，是来源于何诗咏无法解决关于城市归属感的问题——房子及背后的附属意义。
在香港，她是非永居，购买房子需要多付30%的费用。在内地，香港身份居民如果想置业，只能通过港资银行贷款或全款购买。
如今她七年居住期已满，可要申请成为永居，何诗咏至少需要在香港呆一个月，等待证件办理下来，她不敢请假，“哪家公司能让你请一个月的假呢？”于是她匆匆办理了身份证，便回到内地。
对此，何诗咏计划攒够100万就裸辞，然后在附近的城市供一套房子，踏上这轮大湾区的红利，再决定是否的要继续保留香港身份。
比起香港身份，她更想成为有房的“本地人”。
她不想像自己母亲一样，在城市漂泊几十年、奉献完青春后，兜兜转转回到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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