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译者和吃瓜群众看待翻译，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只有‘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才是好翻译，这里‘忠实于原文’先画一个问号（见实例论证翻译‘改写’论），无论如何，这种观念简直大错特错。
持此类观念的大都是实践型译者，对翻译理论一知半解，了解不多，对翻译的理解全部出自于个人的工作经历，会产生这种错误观念不难理解。然而可悲的是，有人坚信自己从浅薄的实践中得到真谛，接着自以为是地对一些译文指手画脚——不好意思，您说得还真不对。
豆瓣上不乏译者发的分享翻译经验的文章（一般是文学翻译），抨击某些译文过于‘有创造性（creative）’，‘歪曲’原作，看似有理有据，很容易引来围观群众的附和，接着面对反驳，再提出‘翻译法律文献能创造吗，翻译医学资料能创造吗，翻译政治讲话能创造吗’之类偷换概念的反问，这时候没有搞清楚其中区别的人，不得不被说服，还会感叹哇真是好有道理。事实上，文学翻译和商业翻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很少相提并论。
商业翻译大都是有具体客户的，客户会对译文提出要求，一般来说，译者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而非一味地忠于原文（详见关于翻译文体的几点看法）。如果客户是广告公司，忠实准确的直译反而不会让客户满意，他们想要的往往是华丽的文字和有感染力的措辞，甚至最好能加入创意，比如著名的麦斯威尔咖啡广告语的翻译，‘滴滴香浓，意犹未尽’(Good to the last drop),后半句显然是译者的创意发挥，如果忠实于原文，译成‘到最后一滴都好喝’，就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了。
文学翻译一直是相对自由的创作形式，除了出版社，所有潜在的读者都可以是客户，这时，译者就需要先假定目标读者，从而制定翻译策略。同样的一本书，假如目标读者是儿童，那么译者势必要对书的内容进行审查，剔除掉暴力**等少儿不宜的成分，出版社往往也会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小心处理‘敏感’成分，以便顺利出版。Howard Goldblatt在翻译姜戎的《狼图腾》时，刻意弱化了其中关于‘汉人吃狗骂狗’的讨论，以免引发外国读者的抵制；而在翻译莫言的《红高粱》时，又添加了一些原文没有的性描写，以迎合西方市场的口味。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翻译不一定是‘忠实于原文’的。可以说，无论是商业翻译还是文学翻译，译者都有‘创造’的权利。
群众还有一个误区是，翻译似乎不配具备创造性，这更是大错特错。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译者所做的工作，和作家写作具有同样的创造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怎样的。作家的语言文字，知识阅历，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习得和积累的，是从阅读他人的作品得来的，免不了受到外界影响，不能说是100%是自己的。比如：
《踏莎行赋稼轩》 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短短十句，句句用典，几乎无一句原创，但是你能说这首词没有创造性吗？作者把积累（输入）的知识在脑海中组织整合（加工），化为文字输出，这和翻译其实是同样道理。译者首先阅读原文（输入过程），理解吸收，在脑海中整理信息和逻辑（加工过程），最后转化为另一种语言输出。可以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
和作家不同的是，作家创作受到的限制较小，而译者或多或少还是会受到原文的制约，但这不代表翻译就不是创造性的活动了。翻译的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表现尤其明显，比如在翻译诗歌时，译者不仅要翻译信息，还要考虑到韵律的问题，有时不得不放弃最恰当的词，绞尽脑汁地寻找既能押韵，又符合语义语境的表达，而这往往比原创诗歌更难，更需要创造性，所以有句老话讲，‘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这对舞者的技术性要求更高了。
有人会说，何必这么麻烦，直接直译不就好了，但是读者读诗歌翻译，期待读到的往往是优美的诗歌，而不是一组干巴巴的词句组合。德国语言学家和翻译学者Reiss Katharina将文本按功能分成了三类，informative, expressive和operative，用来指导译者行为：
three text types
如图，informative text指的是以信息为主的文本，比如教材、报告等等，Reiss建议译者使用平直的语言来翻译，以传达信息为主；expressive text指的是以感情感受为主的文本，比如诗歌、戏剧，Reiss建议译者的首要目的应该是激发读者的共鸣，把原作者的感受传达给读者；operative text如广告、竞选演讲指的是需要激发读者特定反应的文本（让读者一看就想买/想投票），这就需要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primarily operative texts require an ‘adoptive’ translation）。可以说，原文并非一切，文本的功能有时更为重要，而有些译者并没有分清这些功能，只一味地认为传达了信息（‘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才会闹出逐字直译诗歌的笑话。
其他的翻译理论，比如Nida的dynamic equivalence theory，同样支持译者对原文进行修改。简单来说，动态对等指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在分别读到两个文本时，产生的反应相同。比如，翻译一首诗给非洲读者，其中有‘像雪一样白’之类的表述，如果如实翻译，非洲读者肯定难以理解，因为非洲几乎不下雪，大部分人都没见过雪，这时，可以换一种非洲读者熟悉译法，比如‘像牙齿一样白’或者‘像盐一样白’。再比如，中文‘黄色’表示**，而直接译成‘yellow’的话，英国读者肯定一头雾水，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并没有此类引申含义，译者这时更好的选择，或许是译成‘blue’而不是‘忠于原文’（blue也有‘下流的’含义）。
既然好的翻译不一定需要‘忠于原文’，那么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好翻译’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标准的答案。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你能说《白鹿原》就是比《平凡的世界》好吗？同样地，武断地说某个译者的译文就是比另一个译者的好，也是主观臆断，毫不负责的行为。判断译文的‘好坏’，应该先设定一个评判条件，比如是否达到了客户的要求，是否满足某一翻译目标，在不同评判标准下，最‘优’译文自然也不相同。
翻译没有优劣之分，但是译文质量有高下之别，高质量的译文行文流畅，表述生动，少有误译，即使采用‘异化’策略，读起来也不会带来不适，而低质量的译文往往用词生硬别扭，误译较多，比如：
低语言质量的译文or翻译腔
在实践中，我们应避免出现误译，注重语言积累，提高写作水平，从而提高译文质量。但是当译文质量相当，只是采用不同翻译策略时，对比孰优孰劣就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了。
现在我能找到的大部分翻译文章抨击的都是英译中的译文，而对于中译英的低质量译文则少有评判。我想，对中文译者吹毛求疵，奉外语原文为金科玉律，本质上还是源于对外国文化的崇拜和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再者，社会对理论知识缺乏了解，实践型译者话语权更大。如果仅仅关注实践而轻视理论，容易形成对翻译的不正确认识，反而会影响翻译实践，所以推荐阅读一些理论性书籍，入门书籍包括Lawrence Venuti的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Susan Bassnett的Translation Studies.有兴趣还可以读一下下面的几本书，相信会对翻译产生新的理解。
References：
Bassnett, S., 2006.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In: The Translator as Writer. Bassnett, S. & Bush, P., ed.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Boase-Beier, J. & Holman, M., ed, 2014. The Practic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onstraintsandCreativity. Abingdon, Oxon : Routledge.
Nida, E., 2003.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Brill Acad.
Pym, A., 2012. On Translator Ethics: Principles for Mediation between Culture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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