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受吴秀波近日风波影响，由吴秀波、白百何和肖央主演的电影《情圣2》，在紧急提档1月24日后，再度紧急撤档。各大院线收到通知：停止该片预售。联合发行方华夏电影，随后发布通知称“应片方要求，因技术问题推迟上映档期。具体上映时间另行通知”。此前该片两次定档合计约400万的预售票房成绩，不敌《小猪佩奇》和《熊出没》，并不为大家看好。
《情圣2》一波三折的定档之路，让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该片的投资方——新丽传媒。而除这部电影外，在目前已知由吴秀波参演待播的10余部存货中，与Angelababy主演的都市伦理情感剧《渴望生活》的出品方，也为新丽传媒。
2018年8月，新丽传媒曾为应对高估值的质疑，就2018-2020年三年的盈利情况，与阅文集团签下对赌协议。曾经出品过《我的前半生》、《白鹿原》、《余罪》和《夏洛特烦恼》等高口碑作品的新丽传媒，近几年屡屡受挫：IPO（首次公开募股）失败三次、资金链紧张、《如懿传》失利。这次《情圣2》的撤档，对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近年来，明星们的“人设崩塌”层出不穷，道德风险防不胜防，心碎的不仅是付出了真情实感的追星粉丝，更是付出了真心白银的投资方。而能否规避此类风险，是投资方一直以来必须面对的考验。
行业“地雷”：明星丑闻，资本买单
互联网时代，明星出现道德污点、人设崩塌甚至吸毒、性侵等犯法行为，已经成为影视行业不能预测的地雷。
在吴秀波丑闻之前，2018年3月，高云翔在澳洲被曝性侵丑闻，引起国内一片哗然。他参演的《巴清传》（曾用名《赢天下》）、《哪吒与杨戬》、《阿那亚恋情》、《惊天岳雷》等多部剧集，均受到波及，按广电目前相关规定，难以正常播出。唐德影视参投其中多部作品，包括“鸿篇巨制”《巴清传》70%的投资，当属最大苦主，曾因此事一天内市值缩水8.5亿元。期间，该剧被曝临时起用李晨补拍男主戏份，后因女主范冰冰的“阴阳合同”一案再次搁浅。
此前《巴清传》的版权预售已令唐德收回成本，其中，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各以2.325亿元的费用，获得首轮播映权；优酷以4.9亿元的高价买下网络版权。但在该剧的顺利播出无望的情况下，唐德影视需向各大平台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相关损失。目前，唐德影视本月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高云翔及其公司名下的6382.4万元财产实行保全措施，并已得到查封或冻结该部分财产的裁定。
更早之前，红极一时的流量小生柯震东因吸毒被行拘，轰动全国，直接影响即将上映《小时代4：灵魂尽头》和《捉妖记》。其中，前者在上映时，删减柯震东所有正面清晰镜头只余一个背影，后者由制作人江志强在2.8亿制作成本的基础上，追加7000万，重新选角、拍摄、制作后上映。
演员王学兵因爆出吸毒，连累陈建斌自编自导的电影《一个勺子》，惨遭暴力剪辑，剧情连贯性无法保证。歌手李代沫则以一己之力，导致综艺《中国好声音》的股东浙富控股，在5个交易日内，市值缩水高达41亿元。
除了作品的播出受影响，污点艺人在丑闻被曝光前接演的作品，有幸播出后的口碑和热度也备受考验。2017年，由昔日“80后票房女王” 白百何担任女主的《外科风云》，本是预定热门，却受“一阳指”的绯闻连累，收视直线下滑。期间正在拍摄的《南方有乔木》，则在一年后的开播宣传上极力避开白百何，仍无法避免观众的看衰。
除了参演影视作品，明星代言产品是商业价值的令一有力体现。如果明星本人的气质与品牌的企业精神相契合，双方常常能达到双赢的结果。但这种基于企业品牌与代言人的形象相互捆绑的深度合作，常常风险很大。明星的道德污点，可经由媒体的传播和娱乐事件的发酵，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击企业形象和口碑。
现在深陷丑闻中的吴秀波，曾经凭借“暖男大叔”的公众形象，获得的汽车、红酒、腕表及医药等30多个品牌，此刻都因人设崩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明星代言为企业惹出的麻烦，常常防不胜防。柯震东出事后，名下代言的美宝莲、汇丰银行、佳能相机、肯德基、炫迈口香糖、雪佛兰及妮维雅等19个品牌厂商，因此事造成高达数十亿元的资金损失，其中炫迈更因“吃了炫迈，根本停不下来”的广告词，被网友进行恶搞，在二次传播中对品牌形象造成巨大的损害。
黄海波的嫖娼丑闻，使服装厂的相关产品发生滞销，南极人品牌方和服装经销商，因此就赔偿问题对簿公堂；周立波的“涉毒”风波，令其即将出版的自传《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很低调》不了了之，凤凰联动文化传媒的投资由此落空；陈羽凡的吸毒案件，则令羽泉20周年演唱会独家冠名商的小米有品有苦难言，除了高额的冠名费用，价值999元的千套限量纪念公仔尽数滞销。
面对不可预知的代言人丑闻，品牌们的危机公关也愈加高效。曾经因现象级综艺《中国有嘻哈》而大火的歌手PG One，在与李小璐的绯闻爆出后，其代言的雅诗兰黛、OPPO、宝洁及麦当劳等品牌将相关商品紧急下架，品牌官方微博上相关视频、歌曲等也被迅速删除；甚至对于被不幸误伤的节目导师吴亦凡，华为公司也未雨绸缪地提出解除其与荣耀手机的代言合约；曾被福布斯评为“以个人身份签约运动员品牌的中国羽毛球队第一人”的林丹，在广州车展开幕的前一天被曝出轨，东风日产在12小时内，尽数撤下各种物料、slogan和节目环节；薛之谦在李雨桐爆料后，肯德基、奥利奥及膜法世家等品牌，相继下架和删除薛之谦有关的信息；杨幂因“诈捐事件”被《中国青年报》点名批评后，也在第一时间受到其仍在代言期或已到期的雅诗兰黛、Gucci等奢侈品品牌的抵制。
明星道德风险，行业能否重新制定“契约规则”？
明星的负面丑闻一经爆出，往往影响着其背后一系列代言、演唱会及剧集，令众多品牌方、主办方，乃至参投的娱乐资本受损。如何有效的规避艺人道德风险，就成了相关公司和品牌在商业合作中必须思考的难题。
在产品代言方面，《广告法》等法律做出了相关明确规定，保障品牌的权益：如代言人因个人的丑闻和公众形象坍塌，影响广告商的利益的话，严重情况下，广告商有权要求代言人退回已经支付的代言费，并追诉经济赔偿。而且品牌方与艺人签约时，也会在合同里就负面影响，设置相应附加条款，协议相应的赔偿。
在具体的实施上，相比于阿迪达斯、耐克等国外企业，相对成熟地利用法律条款约束明星行为，国内的很多企业，在与明星的力量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特别对于某些当红的一线明星，许多企业出于大牌明星出事可能性不高的侥幸心理，为签下明星不惜主动删去附加的违约金条款，造成风险漏洞。但随着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如今不少企业选择缩减与艺人签约的合同年限，降低风险。
与广告行业相对成熟的体系相比，影视作品的制作方面，投资方对于明星道德风险的防控，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规章条文。一些影视制作公司，也会效仿企业选择明星代言人，在选角时，对明星进行详尽的背景调查和风险评估，结合其声誉测评、作品表现和商业表现等进行综合评估。但明星本人的行为，终归存在不可控风险。任何调研机构，无法动态全面地窥探明星的私生活，而且代言后的明星行为，仍旧无法预测。
业界也有不少声音，提议将相关风险付诸于合同，写入“作品未播完之前不得发生有违道德的恶劣负面事件”道德自律条款，保障作品因明星个人原因无法播出后，退回全额片酬且赔偿相应损失。但可行性在实施上，仍面临如前文所述的困难，且界定负面事件的恶劣程度和赔偿额度，业内也并无规范。
不少人创造性提出了共担风险的“保险思维”，如将明星变成投资方或出品人，共摊利益与风险，或者直接与保险公司合作，策划所谓的“明星意外险”。国外现行的好莱坞的电影完片保险制度，大多侧重投资管理，涉及明星作风丑闻的案例较少。此前《速度与激情7》因主演保罗·沃克的意外离世资金不足难以完成拍摄，所幸保险公司所赔付的保额，负担了电影后续拍摄及补充的绝大部分费用，影片得以顺利如期上映。但国内市场环境下，令保险公司为明星的道德准则担保，不但双方意愿有待协调，在法律层面上也值得商榷。
明星的道德风险的具体防控，难度不小。而且现阶段，堵不如疏，或许形成健康正向的风气引导，才是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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