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没接触这行的时候感觉保镖就是轰轰烈烈的工作,大起大落的厮杀,不是这样,在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无尽的孤独。”
如果你第一次见到保镖,你可能会感觉到反常。我见到的那个保镖学员,三十岁左右,身材不高,一股股肌肉从汗湿的短袖作训服里透出轮廓。当我问好时,眼前的男人看起来并不打算回应。他把身体微微向后靠,目光凝成一根针,警惕地上下打量我。
我是在保镖学院见到他的。那是一家专业的私人学校,在北京和天津之间。从外看,像是一个综合性体育馆。训练馆附近是高尔夫球场,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经过几秒钟的尴尬,确定我无法对他构成威胁之后,他开始拿出一个黑皮本,告诉我他正在复习上课记的笔记。
我提出想看看,他再次向后靠了一下,拒绝了。
连我都开始紧张起来。我想要他放松,表示亲切,可是结果适得其反。后来,不止一个保镖向我讲述这样的经验:如果有一辆车急刹停在面前,他们会感到极大的恐惧,甚至是愤怒。很难想象,一个人经年累月地,神经高度紧绷,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这就是我见到陈永青时留下的印象。
|陈永青在规范学员持枪动作
大部分接触过陈永青的人都会夸他,“双商极高”。他是学院的院长,能妥帖地照顾身边所有人,即使素不相识,也能从他的高昂情绪中感受到热情。只有一次例外。我和他坐在办公室长沙发的两端,下意识往他的方向靠了靠,他几乎毫不犹豫立刻起身,坐到离我更远的单人沙发上。
等到第二天,他讲到“安全距离”的概念,我才意识到我无意间对一个保镖的冒犯。他们拥有超越常识的谨慎,甚至到了夸张的程度。——很难想象,陈永青需要在家中养上十几条看门狗,安装八九个摄像头才能抓住些许安全感。
“身边路过一个人,背个包,我就认为这个包里边有刀。”他说。
|陈永青
陈永青三十多岁,身上晒得黑黑的,下巴上留一撮小胡子,头发直愣愣竖着。翻看他的履历,出身行伍,曾是部队里的“兵王”,拿过一次比武第一,两次第二,很多次三等功。在网上搜他的名字,会出现不少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和战力评测,大部分是假的——人们对这个行业总是充满神秘的想象。
那天下午,陈永青在学校一楼的训练室里指导学员,科目是拔枪射击。他让七十多名学员换上军绿色的作训服,稍显紧身,目的是防止打出的弹壳蹦进领口。训练用枪除了材质和颜色,与真枪相仿。他们在为几天后的老挝实弹射击训练做准备。
|北京,提着包的学员,开始入营第一课——站军姿
学院的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一大半是退伍的老兵。他们怀揣着士兵的骄傲和保镖的梦想来到这里,进入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体能训练,不是成为保镖的充分条件,重要的是:不断怀疑,不停思考。等他们走出这里,他们将被塑造成不同的人,强大,冷静,也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代价。
枪声参差不齐。陈永青不大满意,亲自演示了一遍。他像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军官,放松地巡视着士兵们训练,又时时释放威慑。
“你手在哪儿呢?没听明白咋地?”
“彪子,你他×老晃!晃什么呢!”
“谁慢了?”
“我!”队伍中几人喊。
|陈永青示范标准持枪动作
在学院,陈永青是“连长”,也是“指导员”,尽管他对后者的角色并不感冒。比起做思想工作,他更擅长飞起一脚让学员长记性。这不是一个表达慈爱的地方。他尽可能表现得强悍,每天绞尽脑汁琢磨的是,怎样让他的人强悍起来。
2010年,陈永青专程去以色列接受保镖培训。第一次跟教官握手,他被捏到生疼,“马上就感觉这个人练过,真牛”。后来熟悉了,教官告诉他,他没练过武术格斗,“但我一定会用全力来握手,我让你感受到我的强悍。”
|北京昌平,经历过“魔鬼24小时”特训的学员满脸泥巴
鸭舌帽不能带,阻挡视线。墨镜也一样。眼睛是发现敌人唯一、最快的武器,“带上墨镜黑灯瞎火的,你能看见啥呀?”
从以色列回来后,保镖学院真正专业起来了。不像早年,他们发了疯地挑战生理极限。他意识到了,保镖和士兵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士兵学习如何进攻,保镖最重要的是防守,能打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眼睛和脑子。
第二天下午的理论课上,陈永青突然发问,“今天训练用的那两辆车,车牌号是什么?”——在这之前,他们刚刚进行了突发情况应对训练,之前车一直停在大门口,没人想到还有道考试题在这儿等着。
没人说话。教室前的陈永青扫视他们,然后双手撑在讲台上,拉下脸,像是在生气。几位学员在良久的沉默后鼓起勇气举手回答,没一个答对的。
陈永青冲他们挥挥手以示肯定,突然提高声量说,“你们质疑了吗?”他左手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保镖就是要质疑全世界。”
保镖学院里至少三个月的基础培训,放弃是常有的事。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一问就是“练不动了”。学员里大部分是退伍士兵,身体上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找陈永青聊,说胳膊疼、腿疼。陈永青明白他们在想什么,部队里没有刻意制造的精神压力,不用辩论、不用上礼仪课、不用揪着一件小事来回琢磨,“(没想到)我真他×练他”。
|在泥泞中摸爬滚打的学员们累倒在操场上
一天下午,学员集合在学院门前,一辆用于训练的白色SUV停在那里。学员们分班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陈永青提前在车上设置了十处安全隐患,比如轮毂上少了颗螺丝,底盘上放置了追踪器。七八个学员忙前忙后,倒腾来倒腾去,陈永青坐在一边捂着嘴偷笑。
“不是我说你扯后备箱垫子干嘛啊!我真服了你了彪哥,真的。”
21岁的王彪来自内蒙,训练三个月后,已经把目标从当保镖调整到了“减减肥”。陈永青把他叫到面前,照他胸上捶了一拳,然后凑到他耳朵边说,“我给你泄个题,你去看看车上有没有电子产品”。
王彪就又到车里捣鼓了半天,找出一根数据线,“报告!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这干什么用的?”
王彪愣了。陈永青拿起那根数据线,大拇指推开接头处,“看见了吗?”
“只要我充电状态,它就源源不断向外播出电话(信号),车辆内部所有的语音全部被录音,它是一个录音的东西,并且往外发送,可怕吧?”陈永青说。
对于那些社会上的体面人来说,打打杀杀是不入流的套路,个人隐私才是让对手身败名裂的利器。
|学员在进行车辆特种驾驶
正在东南亚某国执行任务的李正阳向我证明了训练的必要性。李正阳35岁,学院第十期学员,有九年保镖经历。类似记车牌号这类事是他的日常。——他出任务的地方,在商场里就能买到枪。去任何地点之前,他都要摸清附近的环境,找到至少两条撤退路线。
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老板司机的电话,说有人搜他们的车。他赶到司机所在的酒店,要求司机把装着重要物品的钱包交给他。等他绕过大堂来到约定的地点,发现门外停着两辆不认识的车,玻璃黑黑的。再打司机电话,对面说话变得吞吞吐吐。
他察觉到司机“已经被别人控制了”。
过了一会儿,他面前的三扇电梯门同时打开,里面站满了人,司机正在其中。他一直在躲避李正阳的眼神,李正阳没再说话,上前拿过钱包。几乎同时,电梯里的人一涌而出,“不许动!”
他飞奔出酒店,跑到提前规划好的一条下坡路。一公里后,对方依然穷追不舍。他钻下水道,翻墙,最后靠背和脚支撑在两面相距一米,高约三米的墙中间,追击者就在他屁股下面来回找。他大气也不敢喘,硬撑了二十分钟,等到同伴来接他,他已经完全动不了了。
|在横木的负重下进行持枪动作训练
有关保镖的电影,让他们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定格:棱角分明的脸,不苟言笑。黑色墨镜是标配,打架时也不用取下来。他们保护女主角穿越枪林弹雨,从不转身看爆炸。但这一切可能全是错的。
陈永青看不上那些左青龙右白虎,公司摆一尊关公像(“黑社会啊?”),动不动就要打10个的“保镖”。保镖的精髓在于,用相对较小的成本抵御危险。
戴墨镜的坏处是无法释放威慑——老板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都意味着危险指数骤增,比如嘈杂的会场,或人挤人的电梯里,保镖会与每个人眼神相接,四目相对,意味着“我在关注你”和“你的犯罪成本很高”。
他津津乐道的,是专业上的细节——双手摆放的位置,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是为了出手方便;双脚站姿一前一后,遇到突然袭击不容易倒下来。甚至保护明星时也有独特的规定,掌心向下来阻隔粉丝。
不过陈永青的性格,保护明星这麻烦事,他懒得干。
陈永青的学校试图向更专业、更规范靠拢,但总有人误解他们的职业属性。曾经有一个东南城市的工厂老板找他要保镖,最能打的那种。陈永青派去一个体校毕业的。到了之后,他发现这位老板没有被保护的需求,但有看别人打架的需求。他带着保镖四处打架,这位学员也很争气。
陈永青听说,让他赶紧回来。
这是一份防患于未然的工作。陈永青对于任务是否成功有独特的判定方式,“枪声一响,即告任务失败。”
|2013年8月16日,北京,学员们刚刚经历一场冲水匍匐
陈永青手下的一名保镖曾经服务过一位正在住院的人物。当时保镖在病房外看护,他看见一个男人背着手在楼道一端左顾右盼——对于保镖来说,视觉盲点就意味着危险——他装作若无其事,走过去,斜眼一瞥,发现那人手中握着一把匕首,他扑上去,就地制服。
后经查证,此人的确是仇家派来的。
成为私人保镖和学院的教官之前,徐少帅曾在部队服役。他88年生人,身高一米九,体重220斤,平常看起来总是乐乐呵呵的,相当随和。但严肃起来(比如瞪着别人的时候),会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要说打,像他们这样的,我可以打四个,”徐少帅指着正在训练的学员说。“但再能打也打不了十个八个的,对吧?”他补充。更重要的是,“把这些事情做到一个防范,不让它发生就OK了。”
|2019年4月,北京,一个公司老总正在挑选保镖
徐少帅曾服务过一位遇到债务纠纷的老板,他怕对手报复,连上厕所都让他跟着。一次债务谈判之后,一辆载着五个人的银色捷达与老板的车同时启动,少帅故意绕了几个弯,捷达车依然尾随。这种情况说明,他“今天晚上肯定是要负责这帮人了”。
打是不能打的,毕竟在别人的地界。他心里有了打算。下午四点,徐少帅把车开到预订的酒店,让老板进房间休息。捷达车里的五个人也随同他们一起上楼,停留在楼梯拐角处观察老板房间的方位。少帅斜瞄他们,心里有底了。
六点多钟,徐少帅带着老板从车库绕行到一家餐馆吃海鲜。他对老板说,前台通知今晚要停电,我又给您订了一家酒店,吃完饭就过去。老板没察觉什么异样,饭后,他把老板送走,自己回到原先酒店的房间里。
晚上十点多,不出所料响起敲门声。他去开门,捷达车里的五个人愣在门前。
“怎么了?”他说。
“不好意思,敲错门了。”他们说。
“你不是不好意思,我知道你想干什么,离这儿远点,听懂了吗?”
|保镖训练生在进行持枪要员保护项目
第一次作为私人保镖出任务时,徐少帅曾在一个“只有有身份的人才会住”的地方发现了针孔摄像头。它藏在酒店客房的电视机开关后侧,是个黑色球状物体,不到指甲盖大小,如果不带任何恶意地揣测,几乎所有人都更愿意相信这是个电视信号接收器。
他还在老板车座下方,发现了窃听器。“安的地方太不专业了。”他的对手是位私家侦探,徐少帅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对方尝试跟踪过他,不过专业技能不过关,“不知道换车”,被他甩掉了。
他不动声色将窃听器拆除,放到另外一辆无关紧要的车上。之后翻出公司监控,发现安装窃听器的是老板的一个下属。老板怒火中烧,要处理内鬼,被少帅劝住了,之后按兵不动,避免对手采取下一轮进攻。九个月后,所有纠纷尘埃落定,内鬼被揪出,那名私家侦探也消失了。
|学员们在进行要员保护实训
5月21日上午八点,北京,国贸大酒店地下一层,来自圣卢西亚的四名要员将在这里参加一场商务发布会。徐少帅穿着黑色西服,把一只连接着对讲机的透明耳机塞进耳朵。他手上拿着一张酒店的便签纸,上面用铅笔横平竖直地画着会场平面图。一天前,他踩点了最近的医院、超市和派出所,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规划了几条撤退路线。
如果你胆敢像我一样背着手在会场外瞎晃悠,保镖们的眼神必然会让你产生不适——事实上我们前几天刚见过面,还聊了几句,但这不能成为被豁免的理由。
|等待面试的保镖
徐少帅从部队复原回家后,在一家国企过了几年安逸生活。他受不了,希望能刺激点。几年后,他住进了保镖学院的宿舍,另一头床位的稍稍响动就能把他惊醒。
成为梦想中的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安全感。现在,所有离开过徐少帅视线的食物,他都不再入口,他养成了一口喝完一瓶矿泉水的习惯。他确切无疑地“开始不相信任何人”。即便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如果中途上厕所,回来之后就一口也不吃了。
“但是离开之前我一定会吃饱。”他说。
“保镖多多少少会有点被迫害妄想症。”白天的训练结束后,陈永青难得露出一丝疲态。逐渐微弱的阳光照在二十多平米的办公室里,墙上摆放的坦克模型逐渐暗下来。陈永青来回踱步,突然转头告诉我,“我走路永远是没有声音的”,“你要保证自己在黑暗中,你要是‘趿趿’的,别人会有准备对你,对吧”。
“我们时刻保持强悍的一面,但是内心其实很脆弱的,或者很孤独的,对吧。”陈永青说。
|2019年3月23日,老挝万象,学员在泳池内秀肌肉
远在东南亚执行任务的李正阳提醒我,“跟保镖聊天的时候,不要问他们家庭的事,懂吗?”很多时候,他们去陌生的城市,没有认识的人。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屋子里就你自己,很无助的一个感觉。”
他想起一位相识的保镖,在陌生的城市跟随老板多年。老板不喜欢张扬,从未承认自己有过保镖。他一个人住在雇主家附近,每次老板出门办事,他就远远跟着。每天的任务结束后,他独自回家,锻炼、举铁,一下一下,把自己累到筋疲力尽,才能安心睡去。
李正阳在学院训练的第一周结束后,院长组织大家一起喝酒。他给学员放他们训练的视频,大家看了都挺感动,“今天都放开了喝!”陈永青说。一场大酒之后,学员们各自回宿舍睡觉。
没过一会儿,陈永青在楼下大喊“紧急集合!”
一分钟时间,从三楼到一楼,要穿戴完毕,列队整齐。陈永青拉着他们在操场上来回冲刺,做俯卧撑,一边做一边喊“我是保镖!喝酒没有战斗力!”
“所以我从学校出来以后,跟老板出门再也没喝过酒。”李正阳说。
他们尽可能不被任何情况干扰,永远保持紧绷的注意力。李正阳有时回学院代课,跟学员讲,“你们没接触这行的时候感觉保镖就是轰轰烈烈的工作,大起大落的厮杀,不是这样,在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无尽的孤独。”
|北京,学员结束一个月训练,高歌一曲送别“战友”
* 本文李正阳为化名。
撰文丨崔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