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读精选
从历史看人口数据的神圣性
获得准确的人口数据是治国者的首宗大事。西周有“司民”之官小司寇，“掌登万民之数”，在每年孟冬之月祀司民星，“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
也就是说，小司寇准确地统计人口数据，神圣地进献给国王，王行拜礼而后接受，据以计划国家开支的增减。
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因此秦国的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荀子也认为：“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无制数度量则国贫”。
但是由于人口数据与各种利益捆绑，人口统计造假自古就存在。商鞅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元朝初年，进行了严格的人口统计，“不实者罪之”。但是忽必烈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较全面的人口统计了，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赴各地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但到明朝中期，人口和耕地“无一实数”，“天下额田已减强半”，不少地方“民间口之籍者，十漏六七”。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矛盾激化，政权“将圮而未圮”。张居正重新丈量耕地，发现过去的隐田率高达40%。
雍正年间取消人头税，才获得了准确的人口数；但是由于强化了耕地与税赋的联系，又导致了耕地隐报20%。人口从1734年的9000多万（16-60岁男丁2735万）增至1741年的14341万人，说明1734年人口隐报率极高。
现在没有人头税，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超生例外，但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上学、买房、低保、扶贫款、退休金、城乡福利），地方政府也可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医疗经费、扶贫和转移支付款等，并在争取铁路、高速公路立项等方面增加筹码。尤其是计生部门通过虚报人数继续计划生育。
1991-2000年，中国出生了多少人
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总人口为113368万人，笔者比较1990年0-9岁和2000年普查10-19岁人口，认为1990年普查低龄组存在一些漏报，实际总人口应为114403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为114333万人；联合国2008年版、2010年版《展望》公布为114209万人、114520万人。可见对1990年中国人口数争议不大。
比较一下1991-2000年的出生数，统计公报、2017年版《展望》公布为20471万人、19302万人；但是用普查和抽样调查的生育率推算只出生了17177万人。2000年普查0-9岁也只有16333万人；2010年普查、户籍10-19岁分别只有18040万人、16993万人；2015年户籍15-24岁只有17190万人。其实1990年以后的普查、户籍还存在重报，比如根据1990年的年龄结构，用存活率推算，2010年20岁以上人口还存活96290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的20岁以上人口为103872万人，说明重报了7.87%。扣除各套数据的重报，再用存活率推算到出生年份的人数，见表1。
将后面这5套数据平均，应该接近事实，那么1991-2000年出生了17333万人，其中2000年1384万人（生育率为1.32）。
2001-2016年中国出生了多少人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2001-2010年只活产了11941万人。活产数包括住院分娩和非住院分娩。比如2001年共活产了1069万人，住院分娩率（“住院率”）为76.0%，那么住院、非住院活产数分别为812万人、257万人；假设非住院活产数只登记了50%，那么“调整”后的2001年实际活产数为1326万人，2001-2010合计活产13377万人。
2008年之前，活产数还没有什么水分，因为农村生孩子是自费的。但是2008年之后活产数存在大量水分了，这主要是以下原因：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存在虚报分娩数；一些流动人口在常住地生孩子后，在原籍再“生”一次以便获得各项福利；近年取消低龄组上户限制，家长乘机虚报新生儿以获得多个户口；2013年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为卫计委之后，活产数据受计生系统影响，以“符合预期”。
从生育率角度看，2015年“小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05（生育率指总出生数与相应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之间的比例），0岁人口只有1100万人；但是联合国和国家卫计委将生育率修改为1.60，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了1655万人，比《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活产1454万人多出了201万人，意味着这201万人并非“生”出来的，而是从天而降的。
人口普查和2015年“小普查”显示，中国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为1.009、0.867、0.728、0.556，直线下降，R值高达-0.98。一方面是因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一样，社会经济发展自发地推动一孩生育率下降；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大陆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
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的一孩生育率只有0.728，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线性公式推测，即便没有生育限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6左右。那么在独生子女政策下，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可能达到联合国和中国计生委所认定的1.63，而只能达到1.30左右。
2015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为0.60、0.65、0.60、0.63，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20、1.24、1.24。中国大陆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一孩生育率分别为1.05、0.562，如此低的一孩生育率，意味着即便没有生育限制，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1.2；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生育率不可能达到联合国和国家卫计委所宣称的1.6，只能达到1.10左右。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比2015年多出生7.9%；那么将2015年“小普查”的育龄妇女年龄平移，计算2016年的生育率约为1.15，只出生1200万人左右。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2016年出生了1786万人；国家卫计委更是公布2016年活产了1846万人，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假设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32线性降至2010年的1.30、2015年的1.10，2016年的生育率为1.15，那么2001-2010年只出生了13345万人（与用教育、活产数据推测的出生数一致），2011-2016年出生7109万人，加上上述1991-2000年出生的17333万人，1991-2016年合计出生37787万人。
结论：2016年中国只有12.8亿人
1991-2016年的死亡人数，国家统计局公布为22529万人，2008年版、2010年版、2017年版《展望》则分别公布为23381万、23941万人、22411万人。实际死亡数应比统计局公布的更多，因为存在死亡未销户口现象。根据经济和医疗水平判断，中国大陆的预期寿命应该滞后台湾19-20年，那么1991-2016年应该死亡约23429万人。可见，死亡人数争议也不大。
2016年的中国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迁出=114403万+37787万-23429万-760万=128001万人，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38271万人少了1亿人口。
人口统计水分除了会延误人口政策调整外，还将动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比如说，国家卫计委宣称全面二孩生育率将上升到2.1，能拉动0.5%的经济增长率，足以遏止经济下行；但是实际生育率难以反弹到1.3，无力遏止经济下行。
依据本文，2035年的20-44岁黄金年龄劳动力、2034年的18-21岁高中年龄人口、2033年的17-19岁男性兵龄人口将只有3.50亿人、4479万人、1762万人，而依据统计公报，则分别还有4.28亿人、6658万人、2694万人，这种人口误差对经济、教育和国防的影响有多大？
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尤其是1990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生育率从1990年的2.3跳跃性降至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后经济下行和今后长期衰退的人口学基础。但是一些学者采纳统计公报的人口数据，预测经济还可以继续高速增长几十年，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经济决策失误。
1980年、2016年、2030年、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分别为22岁、39岁、46岁、56岁，而印度分别只有20岁、27岁、32岁、40岁，美国则分别为30岁、38岁、40岁、44岁。过去中国的经济活力高于美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今后中国的经济活力将远低于美国，应该适当进行战略收缩。而一些学者依据统计公报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超过美国，今后将是美国的3倍，建议进行战略扩张。
当然，由于中国人口基础数据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只是进行符合逻辑的分析，而不可能很精确地还原人口数据。2017年8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提出，要严惩统计造假。笔者建议动员国家力量，还原真实的人口数据，以便及时调整人口政策，让国家的各项决策建立在真实的人口数据基础上。
来源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