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6年，大思想家孟子来到魏国，面见当时的梁惠王。梁惠王久仰孟子大名，他原以为对方会和他讲一番如何富国强兵的道理，就像今天政府聘请的那些战略顾问那样。
“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的建议吗？”梁惠王问。
没想到，孟子非但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还反驳了梁惠王，“王何必曰利？”孟子说到，“我这里只有仁义而已，如果国君天天想着什么对我国家有利，那么士大夫和老百姓也会跟你一样想，如果人人都只为自己考虑，国家可就危险了！”
这是《孟子》第一章里的经典对话，每个中学生都读过。换到你做梁惠王，你会对孟子的回答满意吗？我相信不会，你大老远请人家过来，不是为了听这些大道理。别忘了，那可是群雄纷争的时代。如果我是梁惠王，我一定会反问孟子：“您叫我仁义当然可以，但如果别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能劝人家对我仁义一点吗？”
1/5 义利之辨与囚徒困境
这便是我第一次读到《孟子·梁惠王上》的感觉，当时孟子给我的印象，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道学先生。而他与梁惠王的这番对话，则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义利之辨”的序幕。
以前我总觉得孟子很迂腐，他周游列国，一生不得志，其政治主张始终不被诸侯们接受，这和孔子的经历非常相似。但仔细想想，在战争岁月，让大伙抛开切身利益，空谈仁义道德，谁会听你的呢？
但今天回过头来再读这段对话，我有了新的发现，不得不承认，孟子有他的伟大之处。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着想，那到头来每个人都过不好。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类似的悲剧都会发生。
设想你现在生活在一个部落里，你的部落要去征服其他部落。打仗需要士兵，士兵得从部落的所有成年男性中挑选，你也是其中的一员。请问你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倘若你是个“聪明人”，最好的办法是打断自己一条腿，这样就不必上战场了。等军队凯旋归来，你再分享战利品。别人做出牺牲，你摘现成的桃子。这在经济学上叫做“搭便车”。
问题是，假如人人都“搭便车”，整个部落就没人当兵了，一旦别的部落打过来，你们就只能束手就擒。所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就实行了征兵制，每家至少出一位壮丁，以组成常备军与外国作战。个别国家甚至规定，有的家庭必须世代为国家提供兵源，未经允许，不得随便转业。
除了“搭便车”以外，还有个普遍的治理难题叫“公地的悲剧”，它是在1968年由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提出的，哈丁想象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一座牧场，上面水草丰美，你是周边的牧民之一，牧场的面积有限，但每个牧民都想上去放羊，结果会怎样呢？可以想象，用不了过久，牧场上的草就被吃光了。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乱局，也可视作“公地的悲剧”的另类版本。各国之所以兵戈不息，是因为大家都想争夺公共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山林湖泊，农田矿山，甚至还有优秀的人才。从各国自身的角度出发，最优策略是把所有资源都抢到手。但每个国家都这么想，天下就永无宁日，公共资源也得不到有效利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年抢了一块地，明年就可能被人夺走，你还会在上面苦心经营吗？你只会竭泽而渔，反正这个便宜不能让别人占了。
以上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社会中，自利行为对个体是最优的，可对于整个群体却是毁灭性的。最终甚至会造成“人人为己，人人遭殃”的结局，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
2/5 对自利行为的制约
因为“囚徒困境”的存在，儒家思想对自利行为持批判态度。在古人看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始终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到了某个临界点，两者就会陷入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个社会离天下大乱也就不远了。
对此，儒家的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是“克己复礼”，借助自我修养与道德约束来压制个人欲望。还有一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希望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
不止中国的儒家，在西方世界，曾经也盛行着对欲望和自利行为的敌视。典型代表就是对待商人的态度。不错，除了中国，西方人也有歧视商人的传统。在古希腊，经商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情，贵族以做生意为耻，手工业者和商人连公民资格都没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奴隶没什么两样。
到了中世纪，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对金钱与财富的贪婪是堕落的标志。他将物质欲、权力欲和性欲视为人类的三大罪恶。很多人都知道《圣经》里的那句名言：“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堂还容易。”形象地说明了基督教对商人的态度。
儒家认为，若社会放任个人追逐私利，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以古希腊为例，希腊人曾为他们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而自豪，但自由的反面就是放纵，希腊耗尽了自然资源，道德开始败坏，政治秩序也日渐混乱，最终被比他们更具集体主义精神的罗马人给打败。
与儒家持类似观点的，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霍布斯假想了一种“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摆脱了社会约束，就会像野兽那样陷入自相残杀，从而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就需要一个集权国家来垄断暴力机器，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霍布斯认为，一个强大的第三方是遏制个人欲望泛滥的前提条件，这个第三方只能由政府承担。
从中国儒家、中世纪基督教到近代的霍布斯，他们对人性都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要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矛盾，要么诉诸道德与宗教，要么求助于集体主义或强制管理。在这些思想家的语境里，欲望即便谈不上罪恶，至少也是有损社会利益的，一个社会无论如何都不能鼓励逐利行为。往小处说，这会腐蚀淳朴的民风。往大处说，这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然而，仅仅依靠压制，并不能彻底消灭欲望，因为那是我们的生存本能。再往前想一步，即便我们的确把个人欲望给压制了，社会真会变得更好吗？很遗憾，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始终没找到让两者实现共赢的最优解。
3/5 找到破局点
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国富论》。如今，《国富论》被视为经济学的里程碑著作，但很多人忽略了这本书对人性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这才是斯密最最了不起的地方。
提起《国富论》，大家马上会想到“看不见的手”，斯密有句话被大家反复提及：“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这句话的特别之处在于，斯密首次肯定了自利的价值。不仅如此，斯密还说，我们平时所得的一切，都是别人“自私”的产物，对他人如此，对自己也一样。没有金钱的激励，就没有大规模的物质交换，我们绝大部分人只能过自给自足的生活。社会得以有效运行，靠的不是大家的无私奉献，而恰恰是每个人的利己之心。
《国富论》不再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的对立面，它开始替利己主义正名。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已经在个人利益与社会繁荣之间找到了破局点。
斯密的学说打开了个人欲望——这个道德家眼中的“潘多拉魔盒”，还提出了一个关键假设：如果人类利己心不被刻意压制，而是充分释放，只要我们能把它引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每个人就会比原先活得更好，整个社会都会因此而进步！
而这个正确的轨道，就是自由市场主导下的商品经济。
其实在早些时候，另一位英国哲学家曼德维尔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曼德维尔写了一本书，名叫《蜜蜂的寓言》，在书中，曼德维尔就大胆地提出，自私自利与公共利益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还有助于公共利益的改善，增进全社会的福祉。
《蜜蜂的寓言》的出版时间比《国富论》早了半个多世纪，在当时，曼德维尔的观点不受待见，遭到了欧洲学术界的不断抨击，也许这就是思想先驱需付出的代价。
放到今天，你会肯定觉得这些思想稀松平常，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吗？市场经济不就是这回事吗？那我们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这个道理如此显而易见，为何过去的哲学家没有想到？难道他们都蠢吗？
所以，背后的事实没有这么简单，《国富论》首次提出了市场的价值，但斯密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市场”本身并非天生就存在于人类社会。换句话说，所谓“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不是人们自古以来就拥有的，它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4/5 市场秩序的建立
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之前的年代，看看人类过去的经济活动是怎样展开的，以及为何我们的传统思想总是排斥个人利益。
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了近代市场经济诞生前的三种经济形态。第一种是互惠型，比如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不同的部落结成一个政治同盟，定期将贵重物资赠送给对方，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与此非常类似。不过请注意，这种互惠关系不同于今天的市场经济，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稳固的政治合作，无论是交易的规模还是频次，都无法与近代市场经济相提并论。
第二种形态是再分配，这在世界各国的古老帝国中都很普遍。所谓再分配，就是拿出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给另一部分人使用或消费。比如在中国，古代政府会建立粮仓，以便在灾年救济民众。当然，再分配最大的受益者是特权阶层，比如到了明朝后期，社会上存在大量的皇族后裔，他们被分封在小小的土地上，不事生产，专食皇粮，成为社会的寄生虫。
第三种形态就是自给自足，早期人类文明都经历过这一阶段。中国的小农经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都是这种经济模式的代表。自给自足最显著的标志，是只为使用而生产，我用多少，我就做多少。自给自足环境下不可能有精细的分工，家庭成员往往身兼多职，生产效率极度低下。
以上这三种经济形态，都曾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它们是在生产能力低下，市场规模较小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它们都受制于社会的存量，一旦对存量的消耗大于存量的增长，整个经济体入不敷出，社会就会濒于崩溃。
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从根本上都遵循着这一规律，社会初期，生产力蓬勃发展，国家欣欣向荣，可到了中后期，随着人口增长与特权阶层的膨胀，对存量的消耗渐渐增加，如果再遇到天灾或者外族入侵，政府财政吃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很多大帝国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在近代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人类文明无法走出这个困境，因为长距离的贸易网络尚未建立，国与国之间无法通过大规模的商业交换发挥比较优势，在各自的文明圈里，大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在严重依赖存量的经济体中，就会出现一种批判私欲，抵制享乐的文化。我们不难看到，全世界很多古老的宗教，都是奉行禁欲主义的。因为有限的存量经不起过多消费，当一个社会的上层出现奢靡之风时，往往以蚕食或掠夺大部分人的收入为代价。所以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才会说：“一个国家生于禁欲，死于享乐。”物质匮乏的年代，利己主义就是洪水猛兽。
5/5 企业家与市场经济
那什么是市场经济呢？前面已经说过，仅仅有了交换，不足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市场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设计，不过，它既非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安排，也不是全靠人们自发地形成。确切来说，它是两者结合的产物。
卡尔·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的物理前提是大范围的远距离贸易。只有市场足够大，经济互利才能触达到每一个人，而不是少部分人。
但光有这个前提还不够，为何近代欧洲能够崛起？很多人会想到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掠夺。的确，远洋贸易帮助欧洲国家建立了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免费的，它需要高昂的成本，从过去的西班牙和英国，到今天的美利坚，这些海上霸主都是通过军事实力来维持世界秩序。因此，所谓的全球市场，并不是大家心平气和坐下来商量就能搞定的，它其实是霸权的衍生品。
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金本位。这涉及到金融史的话题，本文不做赘述。简单来说，金本位能够将不同的货币放在统一的尺度下衡量并兑换，这使得跨地区的贸易大大方便了。设想一下，在物物交换的年代，人们根本无法准确衡量物资交换的具体价值，统一标准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低，更有助于凝聚商业共识，金本位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制度保障。
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权力运行的共同结果。它以价格为杠杆，增进了资源的流通，使人类打破了过去的存量限制，将区域间的存量给盘活，使每个人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你想获得更多的财富，可以不靠偷，不靠抢，不靠特权的庇荫，而是正大光明地给别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你为社会创造了多大的价值，社会就会给予你多大的回报。
当然，除了经济回报，市场经济也离不开竞争。为了让资源更有效地聚集和流通，市场就需要企业家。市场的规模越大，企业家作为调配生产要素的枢纽才显得越重要。只有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水平越高，企业家的创新才会更有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人类一直到19世纪末，当西方的全球贸易与大规模工业化初见雏形，我们的思想家才开始赞颂商人，崇拜企业家，从马克斯·韦伯到熊彼特，商人不再是自私自利的吸血鬼，而是成了勤勉、克制、责任感乃至创新精神的代言人。
一个社会推崇什么，反对什么，往往是由它的生存模式所决定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看清历史对我们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