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期，距今约8000年，渤海湾发生了一次海浸，海水倒灌内陆，深入陆地近50公里。大约5500年前，海水开始后退，而天津陆地开始露出海面。天津陆地的形成，除了受益于气候变化海潮后退外，还得益于一条重要的河流--黄河。在远古时期，黄河自黄土高原而来，在洛阳-郑州一带的北部开始进入广袤平坦的华北平原。黄河在进入平原后，水势变缓，所携带大量的泥沙也开始淤积，导致河床不断的抬高，此外，华北平原地势卑下且平坦，于是黄河时常决堤改道，在华北平原成漫流的态势，甚至在有的时候，下游分岔，出现几条下游河流。由于受到山东西南部的泰鲁山地的限制，在历史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远古到南宋时期，黄河在魏县-深县-天津，泰鲁山地北麓之间流淌入勃海。在南宋时期，南宋朝廷为阻挡金兵南下，掘开黄河，导致黄河夺泗入淮，这种状态延续了700年，到了清代，黄河再次决堤，黄河再次回到泰鲁山地以北，就成了今天的黄河。正是由于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因此黄河的造陆能力是非常强大的，自远古到南宋时期，勃海海岸线退缩达到40公里。天津陆地的形成而成为富饶之地，导致大量人口迁移到此处。
古代黄河在华北平原漫流区域
但在历史时期，渤海还是经常倒灌而发生海浸事件，每次的海浸，必然造成巨大的破坏，而海浸区域又成为原始荒凉状态。据汉书记载，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可见此次海浸是由地震引起的海啸。在王莽时期，又发生了海浸，据载，“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直到东汉末年，海浸开始平息。另外，在此区域地势卑下，有众多河流在此汇聚入海，天津地区被称为“九河之梢”，其中的九河是指桑干河，滹沱河，拒马河等。而潴积的河水在天津附近形成一个巨大的沼泽群“雍奴薮”。所谓“雍奴薮”，四面有水称为“雍”,水而不流叫作“奴”，长满水草的沼泽为“薮”。其范围是非常广大的，大约以今天津七里海湿地附近为其中心，北至宝坻，西至武清，东至宁河。在“雍奴薮”范围内，淡水海水混杂，潮汐错乱，千里无人烟，此时的天津，当然不是什么军国重地。
“雍奴薮”大致范围
九河之梢--天津
天津的发迹，始于隋代。隋炀帝谋求讨伐高丽，需要集合大规模的军队，而要保证大规模的人口以及其补给的运输，是非常困难的。在此前，三国时期曹操讨伐河北袁氏残余和乌桓，就曾开凿白沟，平虏渠和泉州渠等水运通道。虽然历经数百年，白沟、平虏渠和泉州渠等均有淤塞，但加以修整，还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天津附近的地势低洼，桑干水，拒马河，滹沱河，漳河等河流都在直沽附近汇合经大沽口而入海，称为“九河之梢”，因此其地理条件也是适合开凿运河。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区西南隅）。”永济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的。关于永济渠的路线，据史念海先生的研究，应是引沁水入曹操所开的白沟，在天津直沽北连桑干水而达涿郡，其长度近2000里。在永济渠修好后，隋炀帝即下诏令天下兵马齐聚涿郡，永济渠上运输兵马辎重的舟船旌旗千里不断，非常的壮观。永济渠的运输能力非常强，可航行庞大的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亲征辽东时，就是乘坐龙舟到达涿郡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隋代运河
元代为天津快速发展阶段，元帝国将都城设在大都（今北京），大都的人口非常稠密，仅凭本地的物资，是无法补给京师的。此时，经济中心已经移到了富庶的江南，挽输江南的物资以给养京师是必须的。此时隋代开挖的运河虽然有些淤塞，但修整后还是可以起作用。但原来的南北运河需要绕道洛阳，已经很不方便，故后来元帝国就开挖了济州渠，会通渠进行取直，不再绕道洛阳，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在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河道是永济渠所行的永定河河道，由于永定河含沙较高，易于淤塞，且经常改道，到了金代时就已经不适合通行了，因此，金代时便开通了潞河，后蒙古攻陷燕京，金帝迁都开封，这条运河也就废掉了。元代借用金代的潞河，引昌平附近的泉水汇聚北京天安门北部的什刹海，东流至通州，再南流经天津北部的低洼地带，即古“雍奴薮”，至武清接京杭大运河。由于这条运河流经今北京通州，通州古称潞县，便叫潞河，也叫“通惠河”， 大通河，白河、北运河等。这条运河北通北京，东南通天津，与南北大运河相接，可达杭州。同时，虽然京杭运河为北京连接江南的大动脉，但运河有些段落为人工开挖的，筑有堤坝积水，有些时候，这些地方易于缺水淤塞不能通行，于是，元王朝又开通了海运，将富庶的江南太湖流域的财赋，通过海运，由江苏刘家口港，经山东半岛，在天津海河河口大沽口而到直沽，经“通惠河”运往通州，以达京城。经过元朝的一番建设，大运河已经成为北京的生命线，而天津就成为海运漕运的枢纽。此时的天津，已经成为京师的命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元末明初，明军北伐，大军下德州，克沧州，逾直沽，舟师步骑，夹大运河而进。明军很快攻下通州，元帝遂北逃。
隋代运河和元代运河
在靖难之役中，朱棣扼守直沽，则南军就无法通过大运河一线挺进燕京。明朝永乐二年，成祖朱棣下谕旨“筑城浚池，赐名天津”，天津正式建城。城建成后，周九里，北濒卫河，东绕潞河，河海运漕舟都汇于此。后来建州女真崛起，萨尔浒一役，明军大败，辽左多事，辽西走廊成为明庭抵御后金的最后防线。为保证辽西走廊关宁锦防线的补给，由直沽出海到广宁右屯卫，为海运饷道。于是明庭在天津增置重臣，屯列将领，为京师东面之巨镇。
明代天津所控制的重要通道
京杭大运河是北京的生命线，元明清时期的战争，大运河沿线往往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焦点。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移到北京后，通州为被开辟为仓储重地，以储存从南方通过京杭运河或者海运而来的粮秣。明代中后期，蒙古，后金等突入京畿，是没有后继粮饷的，多以潞河沿线的城镇为目标，尤其以通州为重点。明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率兵古北口，掠怀柔、顺义，意图夺取通州，王竱即奔入通州，将通州仓储的粮草全部焚烧，而蒙古军一无所获，不得不退出。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率军号称10余万，避开宁远、锦州，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今属河北），直指通州，进逼京师（今北京），京师震动。而袁崇焕由于长途回奔，没有补给，并没有尾随，遂在运河沿线的河西务稍作补给继续援救。
自近代以来，随着蒸汽机的发明，航海技术有了巨大的发展，古代为天险的海洋成为通途，从海上而来的威胁为我国的主要威胁。而天津则为北京的门户，盖因天津为北京的生命线京杭运河运河的枢纽，且太湖流域，登莱一带可由渤海经大沽口沿海河直入天津，连接运河潞河到通州。如《明一统志》云：“天津一隅，东南漕舶鳞集，其下去海不过百里，风帆驰骤，远自闽浙，近自登、辽，皆旬日可达。控扼噤要，诚京师第一形胜处也。”所以，由渤海湾，经天津沿运河而上通州，以攻京师，成了外敌入侵的主要方向。两次鸦片战争中，列强入侵北京城，无一不以此为孔道。甲午战争中，日本就曾构想在夺取黄河，渤海的制海权，击溃辽东半岛的清军后，即由天津直入京师，在直隶平原上和清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