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摩船长的主要事迹是什么
凡尔纳最初设定的尼摩船长是波兰人，因参与反对沙俄的起义而失去了亲人的生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祖国沦丧，失去了自己热望与信仰的一切。但因为凡尔纳的出版商与俄国有良好的商业往来，因此书中隐去了船长的身世。
由于凡尔纳在创作海洋三部曲的同时也在构思着神秘岛中探险家们的形象，所以尼摩船长的形象与神秘岛中人物的形象会彼此相互影响。凡尔纳也在《神秘岛》中几易其稿，并“极其谨慎地对待因尼摩船长在岛上出现而不为人发觉所引起的兴趣，以便造成一种出色的渐强效果，就像对一位引您到您所知道的地方去的漂亮女人所作的爱抚那样!”最终形成我们所看到的船长的形象。
《凡尔纳传》的摘录：人物设定问题的探讨(选自第二部第二十二章)
尼摩这个人物就这样从1865年酝酿的最初方案中突现出来了。这部小说原先的题目叫《水底旅行》，后来改为《海底旅行》，最后又从《海底两万五千里》改为《海底两万里》。
起初，他只想写一首诗去赞美大海。倘若他原先的主题是大海和对大海的爱，那么，他大概不得不承认，大海的波涛、愤怒和风暴只不过是它向我们呈现的外貌。为了把握昂菲特里特的心灵，为了洞悉它蕴藏着的全部宝富，那就得深入到遮蔽住它的雄伟的表面波澜之中，探测这些浪涛掩盖着的海底深渊。
《水底旅行》，这就是提纲。但如何去实现这种梦想呢?当时，能潜入水底的器械已经发明出来，正如多尔菲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潜水艇的概念，海员和科学家都是熟悉的。儒勒·凡尔纳不可能不知道富尔敦和他1797年发明的诺第留斯号。由于他密切注视美国南北战争的发展变化，他肯定知道美国人已经使用了潜艇，其中维勒鲁瓦的那艘潜艇，作为一个南特人，他是不会忘记的。从那以后，他无需像多尔菲先生所说的那样，需要借助菲基埃的启发才能想象出潜艇来。
儒勒·凡尔纳固然保存有菲基埃的《科学的奇迹》的1867年至1869年版本，但在1865年和1866年，这部著作根本不可能向他提示出潜艇的概念，尽管后来他从该书中吸收了不少资料。如果说他本人没掌握水底航行的资料，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上，他曾经详细地跟他在海军服役的弟弟保尔探讨过这艘幻想的船只的特点。他的诺第留斯号比已经发明出来的潜艇要完善得多，但这终究不是他的主题：这只不过是实现他的海底探索的手段，而对他的主人公尼摩来说，也不过是要成为征服大海的天才的手段。他将这只钢铁纺锤描写得那么引人入胜，以致将读者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使读者对它比对旅行和尼摩更为关心。这也许是因为理想的潜艇当时还没有完全制造出来，尽管可利用面更为可观的原子潜艇的出现，使人联想到这是计日可成的事。
当然，我们还仅仅将这艘潜艇当成一艘战舰。可是，西蒙·拉克却将尼摩的潜艇当作第一艘民用潜艇而对它表示欢迎;他受到小说家的这种观点的影响，毕生都在这条道路上追寻它的踪迹。众所周知，在目前来说，用以实现海底探察的各种器械都已经发明出来;这是尼摩亲自实行了的其中一种主意。他认为，海底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和取之不尽的能源——仅利用各层海水的温差所产生的能量就非常可观。
也许是受了他在《海底两万里》所塑造的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人物的影响，凡尔纳终于能突破他原先给自己的想象所划定的过于狭小的范围。既然尼摩的高大形象一直在他的脑际徘徊，他热情地爱着大海，“海是包罗万象的。海的气息纯净而卫生;海之为物是超越的、神妙的生存之乘舆;海是动，海是爱。”但他接着又说：海不属于压迫者。在海面上，他们还可以使用他们的暴力，在那里互相攻打，在那里互相吞噬，把陆地上的各种恐怖手段都搬到那里。但在海平面9.06米以下，他们的权力便达不到了……只是在海中才有独立!在海中我不承认有什么主子!在海中我是完全自由的!
这种公开发表信仰的方式无疑是诗人和哲学家所采用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当尼摩船长发现他用船首冲角撞翻的那艘战舰沉没的时候，他的确是在反对压迫者，而且显示出他是一个“可怕的裁判执行人，是真正的仇恨天神。”这艘战舰没有挂国籍旗，因而无从知道它的国籍。这是否是出版商出于谨慎抑或别的更深刻的用意呢?这场战斗显然是象征性的，因为无论哪一个压迫民族都可能在后桅的斜析上悬挂国籍旗。
给赫泽尔的那封信证实，赫泽尔在发现尼摩这个人物和他那深仇大恨时曾大吃一惊。儒勒·凡尔纳想尽可能磨掉尼摩船长的一些棱角，试图平息他这位敏感的朋友的激动。在从克罗托瓦发出的一封信中，他答应抹掉“结尾部分尼摩对阿龙纳斯厌恶，取消尼摩在注视着那艘战舰沉没时所表现的那种仇恨态度，甚至不让他去观看这次沉没。”
但他又说，他无法接受出版商向他提出的那种解决办法：您说要将诺第留斯号迫入一个深水区，它只能撞沉挡住它去路的那艘战舰才能从那里逃脱，这种意见蛮不错。但有两个困难需要重新考虑：第一，倘若诺第留斯号被迫驶入一个深海沟，那么它实在算不得无与伦比的高级船，算不得比任何船只都要快、都要牢固的船;第二，倘若它果真落到这种境地而只能浮在战舰上面逃走，那就谈不上水深问题。没有水深，沉船的情景又该如何描写呢?根本无法描写。接着，这封信还告诉我们关于那艘铁甲舰本来可以悬挂的国籍旗问题。亲爱的赫泽尔，您在继续读这封信的时候，可千万别忘了，挑衅是来自那艘国籍不明的战舰的。它千方百计地要摧毁诺第留斯号，它属于尼摩所憎恨的那个国家，尼摩要替他死难的亲人和朋友报仇!您想想，必须摆在首位的、读者可能预感到的是什么……您想想，尼摩是个波兰人，而那艘沉没的战舰是一艘俄国船，这难道有一丝一毫值得提出异议的理由吗?不!一百个不!因此，亲爱的赫泽尔，请您耐心地重读一遍，然后再将稿子给我寄回来，我将在上面作些必要的修改，但别忘了我上面给您说过的东西。这部作品的真正的、合乎逻辑的、完整的第一个用意是什么?那就是一位波兰人与俄国的对立。既然我们不能明说——从某些观点来看，这是很令人讨厌的——那就让我们作这样的设想，这可能就是那么一回事。
在1831年那次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起义失败之后，许多波兰人纷纷移居法国。1863年，又发生一次反对俄国独裁统治的起义，但这次起义受到引起列强震惊的残酷镇压;在英国和奥地利的支持下，法国徒劳地对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干涉，但在普鲁士对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年)的战争中，亚历山大袖手旁观以示对法国的报复。
这就是说，在1866年，法国人对于俄国对波兰人所采取的种种做法无不表示愤慨。波兰人所遭受的苦难深深地触动了他们。拿破仑三世的军队曾经残暴地镇压过起义者，共和党人认为无法忍受他的专制统治，因此，他们身上蕴藏着的这种激情，必然会发展为对这位独裁君主的激怒情绪。
赫泽尔肯定赞同他的这位作者的这些观点，并且跟他一样，认为沙皇的镇压惨绝人寰。但由于他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切身体会，他估计到法国政府可能遇到的麻烦，因而不得不谨慎地对待俄国;使法国的外交活动变得复杂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假若尼摩是个波兰人，这部作品就具有某种挑衅的性质，政府或许不让出版。因此，他希望作者只把尼摩写成一个反对农奴制和搜捕黑奴贩子这样的人物。儒勒·凡尔纳对比提出不同看法：倘若我无法解释他的仇恨，我将如同对这位主人公的生平及其国籍等所作的那样，对产生这种仇恨的原因缄口沉默;如有这种必要，我将改变小说的结局。我不愿意使这部作品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但请您稍为想一想，如果尼摩过着那种出于对农奴制的仇恨而要扫荡根本不 存在的海上黑奴贩子的生活，我认为，这将是误入歧途。您肯定会说：但他作了一件可耻的事!我回答说，不!您 再想想，这部作品的最初意图是什么?是要描写一位波兰领主，他的女儿一个个被强奸，他的妻子被用斧头劈死，他的父亲被用俄国皮鞭抽死，他的朋友全都在西伯利亚丧生。在俄国人的暴虐统治下，他的国籍行将在欧洲消失!如果此人没权将他遇到的俄国三桅战舰一艘艘撞沉，那么，他的复仇将只是一句空话。倘若我处于这种境地，我必然毫无内疚地将这些战舰击沉;要想不产生我的这种情感，那就永远不该仇恨!但我们还是撇开这位波兰人和俄国吧。读者根据他的性格，必然想象得出他要作的事情，我不再提及俄国皮鞭和西伯利亚，因为这似乎过于直截了当。我压根儿不想搞政治，我自认没什 么资格过问这种事情，但这里边跟政治毫无关系。至于结尾，被卷进陌生的海域、驶入大漩涡而阿龙纳斯及其同伴竟毫无觉察，他们听到大漩涡这个词儿时仍想活下去，但由不得他们作主，小艇和他们同归于尽，这实在太妙了!对!太妙了!接着是关于诺第留斯号和它的指挥员的永恒秘密!我在给您写这封信时，感到浑身都在发热!”
我们对这封措辞尖锐的信未免感到有点惊愕;作者的热情首先成为他的热诚的保证，并且使我们明白，虽然罗列了赫泽尔感到不满而又使情节悬了起来的一大堆东西(从文学观点来看，这无疑是一种缺陷)，但我们为什么还会觉出这部作品跳动着剧烈的脉搏。列举出来的这几点成了这位小说家必须克服的额外困难;事实上，剔除文中具有爆炸性的内容，这不正是一种高明的手法吗?
这部作品是在专为青年人编辑的一套丛书中发表的，年轻人必须在得到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阅读，这使人颇觉惊讶。尼摩所讲的话，可能使心地善良的人和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的人感到高兴，但有些话必然会使注重固有秩序的宁静的资产阶级感到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