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亲爱的全国同胞：
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①!
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我们友邦所要求于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而举国上下，对此却不见动静，回看一下十六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 在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 “读经” “尊孔” “礼义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 的“奇迹”! 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 “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亲爱的全国同胞父老，急迫的华北丧钟声响，惊醒了若干名流学者的迷梦，也更坚决地使我们认清了我们唯一的出路。最近胡适之先生曾慨然说他“过去为九·一八的不抵抗辩护，为一·二八的上海协定辩护，为热河失陷后的塘沽协定辩护②，现在却再不能为华北的自治政府辩护了”。他已觉悟了过去主张 “委曲求全” 的完全错误，相信唯一的道路，只有抵抗。因此胡先生是希望负有守土之责的华北长官能尽力抵抗不要屈服妥洽③。亲爱的同胞，我们却还要比胡先生更进一步说： 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赖负有守土之责的长官，尤其希望全体民众，也都能一致奋起，统一步伐，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事实告诉我们： 在目前反帝自卫的斗争中，民众的地位更为重要，民众的力量更为伟大，也只有民众自己，更为忠诚而可靠。看吧，曾煊赫一时的民族英雄，抗日将军，都已化为 “神龙”了，唯有山海关外，英勇的民众自己组成的义勇军，始终不屈不挠，在用鲜血写着中国民族的光荣斗争史。
亲爱的全国同胞，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我们，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疮痛的经验教训了我们： 在目前，“安心读书”只是一帖安眠药，我们决不再盲然地服下这剂毒药： 为了民族，我们愿意暂时丢开书本，尽力之所及，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际工作。我们要高振血喉，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 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 起来吧，水深火热中的关东同胞和登俎就割的华北大众④，我们已是被遗弃了的无依无靠的难民，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 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 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 中国是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 “退让” 和“屈服” 的! 唇亡齿寒，亡国的惨痛，不久又要临头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 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 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 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和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
清华大学救国会
【鉴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国，以军方为支柱的右翼势力把持国政，早已成为一个极富侵略性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其狼子野心是要武力侵占全中国和全部东南亚国家，然后称霸世界。它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全境后，又相继发动一· 二八事变，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我国的察哈尔，并于1935年的下半年唆使汉奸奴才出来炮制冀东傀儡政权，妄图把我整个中原大地“日本化”。让人忧虑的是，面对日本国的豺狼行径，中国最高当局不但节节退让，而且还准备成立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要求。十分明显，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已经成了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华夏子孙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抗日救国才是我们惟一的选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走抗日救亡的道路。12月9日，北平六千多名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不料政府竟出动大批军警予以镇压，打伤、关押不少学生。第二天，北平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北平的学生、市民万余人再次举行爱国示威游行。为此，“冀察政务委员会” 只好被迫延期成立。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决战终于拉开了大幕。这篇以清华大学救国会名义发布的《告全国民众书》，便是12月9日当天出现的一个历史性文告，北平和全国各大报章纷纷加以刊载，其中“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时间成了众口盛传的警语。统观全文，字字是血泪，句句是愤火，全从胸臆中涌出，不愧为觉悟民族的仰天长啸，令人感奋不已。三十年代的中国人真的觉悟了。那么，他们觉悟到了什么呢?就是“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 这里所说的“自己”，内涵很明确，即作为整体的“全国民众”和作为个体的 “人人”。历史的和现实的无数次教训，使得这一代的华夏子孙终于懂得： 进行“反帝自卫的斗争”，“民众的地位更为重要，民众的力量更为伟大，也只有民众自己，更为忠诚而可靠”。我们的前辈们，他们肩负着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直面于国土沦丧却仍然要 “委曲求全” 的严峻现实，能觉悟到这一点，完全是石破天惊的大发现，它喊出了中国的心声。我们还注意到，《告全国民众书》的执笔者并没有摆出真理垄断者的面孔来宣布他们的发现，而是自始至终把握着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角色来同“全国民众”平等地对话，谈现状的危殆，谈自己从“读书救国论” 中蝉蜕出来的心路历程，造语明白而剀切，讲得真诚，讲得实在，一点也不搔首弄姿，这就摆脱了一般宣传文字所看重的煽动性，让读者心悦诚服，能够接受。血性文章固宜如此，而这，恰恰是难能可贵的。自然，说到这儿，关于胡适其人，不能不交代几句了。三十年代的胡适，他无党无派，以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相标榜，多次拒绝国民政府的高官，在知识界的影响确实不小。不过，正如1933年4月8日他复函汪精卫所自述的，“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有时在紧要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在华北危机中他确实批评过政府的对日政策，但就在1935年12月30日，在北大校长蒋梦麟主持的全校大会上，立刻就改变调子，公然说“冀察政务委员会乃由许多人几度努力所获得之结果，表面已避开 ‘自治’ 字样，同学等应认为相当满意。爱国表示已可告终，罢课之举应即结束” (参看耿志云《胡适研究论稿·年谱》)。《告全国民众书》只讲了胡适的一面，并没有直接涉及他的另一面，显然是从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这一策略来考虑的，似不必拘执于句读之间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