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恒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 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然而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 “鲁迅党”或 “语丝派”，这是“研究系”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先生，你大概是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 “名士脾气” 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 “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九，四。
【析】 大革命失败以后，一向热爱青年、教导青年的鲁迅先生沉默了。许多青年对此很不理解。时有恒就是这样的青年之一，他在1927年8月16日的 《北新》 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这时节》的杂感，慨叹“久不见鲁迅先生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他“恳切地希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鲁迅先生读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写此文作答。
鲁迅先生的这封信是以 “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的态度来写的，所以，坦诚、率直、说真话、抒真情是这封信的突出特点。在信中，鲁迅对自己毫不装扮，毫不掩饰，把自己的所思、所感，都无保留的袒露于人前。
鲁迅在信中坦率地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沉默了，“大原因之一”，是他感到了 “恐怖”，而且是一种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 ‘恐怖’。”这种恐怖自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的白色恐怖有关，但又决不完全是害怕白色恐怖，而是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解剖后所生出的恐怖。
首先，血的教训使鲁迅一向信奉的进化论被猛烈冲击并逐渐轰毁。本世纪初以来，鲁迅一直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并由此而“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但是在大革命中，他看到了相反的事实：“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甚至还个个面呈得意之色。于是，鲁迅先生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鲁迅正面回答有恒先生：“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 ‘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其次，残酷的现实使鲁迅对自己的创作在青年中的影响和作用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鲁迅从1906年弃医从文开始，就以改变中国人民麻木的精神状态为己任，他以自己的作品，唤醒了众多有血性、有抱负的青年，使他们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之中。然而，“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的。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规模最大的一次 “人肉筵宴”中，死得最惨的正是那些最为清醒，反抗最力的青年。相反，那些昏昏噩噩者、苟且偷安者却能幸免于难。为此，鲁迅先生痛切地感到，自己的作品虽然使广大青年从“麻木” 中 “清楚”过来，从“昏沉”中 “活泼”起来，但却仍然被人杀，被人吃，甚至被吃得更有滋味，更快乐，就像中国宴席上的“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而自己也就成了做“醉虾”的帮手。这是鲁迅先生始料所不及的，所以，他“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一向视为精神支柱的进化论被血的教训轰毁，一直从事的惊醒民众的工作又无非是在帮着做 “醉虾”、帮着安排“人肉筵宴”，这种清醒，使鲁迅陷入另一种惶惑的境地。他感到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无甚意义：与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战“无聊”。因为“他们不成什么问题”，在中国的吃人筵宴上，“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由此而招来种种恶语中伤，还 “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似乎犯不上。而“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一是四万万同胞中的“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知道我在攻击”，自己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激不起半点涟漪;二是因为既使民众识字，也难以理解和接受攻击社会、改革社会的主张，甚至还可能与反动派为伍，使提倡者吃苦或遭杀身之祸。于是，鲁迅先生觉得“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只用 “麻痹”和“忘却”来救助自己。这里，鲁迅有对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也是痛切的教训总结，提醒自己在今后的前进中免遭覆辙，更暗含着对残酷现实的愤激。因此，鲁迅又明白地表示：要“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表明了他将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下去的决心。
文章就是这样，真实地反映了鲁迅在旧的思想信念被轰毁，而新的思想信念还没牢固确立之时的复杂的思想状况：失望、惶惑，而又挣扎前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真实的鲁迅。
在真实地剖白自己内心的同时，鲁迅用旁敲侧击、“顺手刺之”的手法，讽刺国民党新军阀的残暴和愚蠢。他称那些“用斧劈死”“乱枪刺死”的 “得意之笔”是“血的游戏”;他把以杀戮清醒者为快，以赏玩青年人的苦痛为乐的刽子手的血腥行径比作吃“醉虾”;他故作惊恐地说自己 “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挖苦诬蔑共产党的国民党右派吴稚晖的反动论调 “近于废话”。对自己过去错误沉痛的清算和对敌人饱含憎愤的讽刺，使《答有恒先生》呈现出一种沉郁愤激的风格。
字数：4752
作者：向丹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503-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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