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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先生一见如故。凤凰卫视庞大而有效的工作系统都以他为终端，他指挥若定，一步步推动着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沟通和呼应。
他热忱地欢迎我，并建议我在这次万里历险的电视节目中开辟一个叫“秋雨录”的栏目，每天把沿途所见所感写成一段散文诗式的语录，以字幕加朗诵的方式播出。
他还告诉我，由于我的参与，海内外的一些华文报纸都要求连载我的考察日记。因此，我必须每天写日记了，每篇一两千字，与“秋雨录”一起传送到香港总部，再由
他们分别传到世界各地。
一段语录，一篇日记，每天要写，不能中断，这比主持节目的工作量还要大得多，但我立即就答应了。因为一听便知，这是很好的构思。我历来愿意在很好的构思中劳累，而不愿意在缺少构思中闲散。既然参与了一件事情，那么，多给我几个着力点，反而能让我定下心来。
我去了一次书店，买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世界地图，却找不到更多能帮助我的书籍。当时，连导游各国的小册子都还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在自己家的书架上翻了半天，找出商务印书馆尚未出齐的《世界文明史》第一卷，是两个美国人写的，觉得可能有用，便塞进了行李。
就这样，一个穿着红缎虎头鞋在中国浙东农村下地的人，要去寻找国土之外的遥远废墟了。埃及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暨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一个个都缥缈而又神圣。这些文明与中华文明加在一起，我想不起世上还剩下哪一种文明曾像它们那样宏大、活跃，并给全人类的进程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去踏访人类祖先的全部辉
整个过程已有日记《千年一叹》出版，不必重复。需要补充的是这个过程中的我，以及我的思考脉络。
2
先去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考察，到埃及开罗才坐上自己的吉普车开始万里历险。也正是在埃及，我遇到了三种“巨大”，就像三把重锤敲打在自己心上。那就是：巨大的遗迹体量、巨大的千古哑谜、巨大的现实恐怖。
每一种巨大，都是以往在书页中无法想象的。
那天我们第一次拒绝周围所有人的劝阻，坚持驾驶吉普车从开罗横穿七个省到卢克索，一路上枪口密布、碉堡林立的情景，我已作过描述。第二天看了一整天宏伟无比的古迹之后我十分困乏地回到旅馆写日记，妻子与女主持人许戈辉等人去逛小街上那些旅游商店了。过一会儿妻子回来，说：“多数是假冒伪劣商品。有几个老板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居然用蹩脚的英语向我们求婚，还掏出皮夹子来证明自己很有钱。有一个还追着我走了好一会儿。他们也太小看我们中国人了，因为我注意到，他们并没有向欧美女性这么做。”
妻子当然不会对那些无聊的老板生气，她敏感的是，在这种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地方，人们如何看中国人。
妻子还在说下去：“你记得上午在女王殿前的那个讲解员吧，他先说，卢克索可能是古代东方最伟大的都城，然后又加了一句：当然要除去长安。为此我还高兴地多看了他一眼。”
“这我也听到了。”我说，“经这位讲解员一提醒，我整个下午好几次想到长安，想到秦始皇。”
“秦始皇?”妻子感到有点奇怪。
“秦始皇。你注意到太阳神殿上那些象形文字了吧?谁也不认识。辨认古埃及留下的各种文字，是少数考古学家的事情。古代战争那么多，一个族灭了另一个族，连它的文字、记载、历史也灭了。一截截文献都不能读了，历史也就成了哑巴。古埃及文明的中断，离不开这个技术原因。所以，我在这里才明白秦始皇统一文字的重大历史意义。”
，“他自己可能只是为了一时霸权，预见不到这么重大的意义。”妻子说。
我说：“用现在的话来说，秦始皇使中国文字成了一种‘通码’，既不会在空间上遗失，也不会在时间上遗失了。这就是当年妖安高于卢克索的地方。秦始皇烧过书，这不大好，但却让我们今氏能够那么顺畅地阅读千年前的古籍，这又太好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遇到读不懂古文字的问题，但中国没有这个问题，连甲骨文者都艮快认出来了。”
“确实应该来实地考察。你看你，一见太阳神庙的石柱，一听人家说长安，就会产生这么重要的感受。”她说。
妻子在白天为了寻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恐怖分子射杀数十名外国旅客时的藏身处，在女王殿周围的山坡上辛苦攀援，累得要命，先睡了，我还有不少东西要写。
以后几天，还是在卢克索考察，然后进了荒无人烟的东部沙漠即阿拉伯沙漠，直抵红海。从红海岸，再穿越沙漠返回开罗，一路所见，枯寂狰狞，如不在人世。我的系统思考，便从沙漠中开始。
我朦胧觉得，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把握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写一部部文化史论时已经觉得自己在力求宏观了，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加入了学术研究所不可能有的感性整体，但到了埃及，才发现都还不够。以前，还缺少对比。这种对比，不是衡量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谁更伟大，而是区分它们不同的生存形态。
如果硬要比伟大，那么我从内心承认，在金字塔和太阳神庙时代，埃及文明肯定比中华文明伟大。它的历史更悠久，它的体量更雄伟，它的技艺更精巧。
但是，与中华文明不同的是，它的所有重要部位，都难以解读。
一种古老文明难以解读，这就意味着这种文明难以传承，意味着生活在这种文明疆域里的后代难以获得文明自觉。
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有时乍一看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如果一种文明的遗迹只能面对后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考古学家们发现，古埃及文明的存活时期，早期和晚期发展不大，可见它一直处于保守状态，既向空间封闭，也向时间封闭，它对两方面都不开放。
与它相比，中华文明就显现出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独特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又作为历史过程被记载和传播，与社会的沟通，成了一个延绵的活体。
但是，一个庞大的文明毕竟不同于一处景点，几千年还活着，这从现代的发展观念来看，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在国内时，总是越考察越感到步履沉重，因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垃圾实在太多了。
尤其是看到许多历史不长的民族和地区反而能大刀阔斧地构建现代文明，快速走向民主和强大，内心更偏向于对历史重担的摆脱，觉得太古老的文明理应死亡。
但是，徘徊在埃及文明的遗迹间，我产生了另一番感觉。
产生得早又死亡得早，并不是什么也没有留下。留下了当年创业的地盘和脚印，留下了似真似假的神话和传说，留下了远方参观者的惊讶和叹息。但是，一切最重要的东西都没有留下，包括精神，包括理念，包括气势，包括那种埋藏后代身心深处又能随时激发出来的神奇力量。当这一切都没有留下，后代就步履失措了，他
们徒担虚名又丧魂落魄，没有理由的自傲，不着边际的回忆，使他们无法用正常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结果成了最脆弱的一群。
更何况，当年远祖开发这个地方并获得成功的地理原因、气候原因还在，因此必然会招来大量的侵略者。结果，最脆弱的一群叉成了最容易导致危险的一群。你看埃及，一会儿是罗马时期，一会儿是阿拉伯时期，铁骑狼烟，人种混血，而且每一个时期者都很漫长。到头来，不仅埃及的文字读不懂了，连埃及的血缘也找不到了。听说还有一个角落有比较纯净的法老血缘，我专门去看了，由于长期的封闭和近亲繁殖，智力和体力都非常萎弱，而且，他们信仰的也是入侵者的宗教。这种情景使我明白，有过古老的文明而又戛然中断，很可能产生更不好的结果。
那么，中华文明究竟是怎么才不中断的呢?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我在以前自己写的史论著作以及《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都没有认真分析。那是因为，在国内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文明的延续是必然的，要讨论的只是今后怎么延续。在埃及才真正体验到，不延续是必然的，延续千年倒是一种罕见的奇迹。
我的这次万里历险，从此也就有了思考的脉络。
3
概括起来，在埃及，我对中华文明产生的强烈感受有以下三项：
一、几千年的文明能够不中断地延续至今，不是常例，而是奇迹，极其罕见，极其艰难;
二、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传导技术上的原因在于早早地建立了一个既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
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传导状态上的原因在于早早地建立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的开放式对话系统。
以下的历险路程，便是这些感受的延续。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我的考察重点挪移到生息空间和精神空间上。我从这两个方面进一步来寻找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先说生息空间。从埃及穿越极其辽阔却又寸草不生的西奈沙漠去以色列，这是《圣经》中的意境，“出埃及记”。一种宗教文化产生于生命最贫瘠的边缘，一不小心便是生命的灭绝。从那里到中东，宗教发生了分化，又产生了另一种扎根于沙漠行旅的宗教。
辽阔无垠的沙漠给了他们以气魄，都想建立雄伟的王国，但再辽阔也是沙漠，他们必须去争夺那些足以生存的不多空间，争夺那条又浅又窄的约旦河，那座不知被战火毁灭了多少次的耶路撒冷。而且，永远没有和解的时日……
争夺各方，都有千年悲情，都有万条理由，都出现过大智大勇的领导者，因此，都以为有必要也有能力扑灭对方。这种恩怨，时间一长，如果出现在空旷的地域，本也容易淡化，但在这里，空间那么小，距离那么短，用我的话来说，把彼此的伤口结在一起了，谁拉动一下就会彼此痛彻心肺。于是，只好一代代地争斗下去。
那天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看到不同年龄的犹太人眼泪汪汪地吻着墙砖，把头抵在墙砖上默默祈祷，情景十分感人。正好当时有一个“中国农民参观考察团”也在那里，他们大概是去学习以色列著名的滴灌技术的吧，其中不少人是我的读者，认出了我，便围
着我说：“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真不如他们，很少看到有人把头抵在万里长城上眼泪汪汪，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了想，便说：“一个曾经建立过强大王朝的民族，居然被驱逐得两千年没有自己的国土，家乡只剩下这一堵当年宫殿的残墙了，他们怎能不哭?中国虽然也多灾多难，但从来没有沦入到这般田地。我们没有哭墙，我们不哭。”
说完我与他们握别，便与妻子一起拐入一条嘈杂、拥挤的旧街。据说，耶稣就是戴着荆冠、背着十字架从这条小街被押到刑场的，沿路还有很多圣迹。我们找了一家极旧极小、墙壁上满是涂画的咖啡馆坐下，喘一口气，便讨论起刚才的感受。
我想，大文明是需要大空间来承载的。空间小了，原来的大文明也会由大变小，如果不变小就会被撞碎，或者流逸别处。希腊文明很大，但空间太小，后来只能流逸在外，由阿拉伯学者和意大利神职人员保存、寻找、连辑，最后在佛罗伦萨复兴，复兴在一个大空间之中。眼前在耶路撒冷互相冲撞的几种文明，本来也很大，但为了冲撞的需要都把自己削尖了，因此也由大变小。
妻子说：“大很重要，但还要适合生存。从埃及这一路过来，到处是沙漠，绿色总是窄窄的一条。过去总觉得中国的自然环境比不上欧美，但与这里一比，中国还算好的。”
我说：“环境不良，生存艰难，大家都把文明当作了武器，因此连文明也走向了极端。一切极端化的东西都大不了，尤其是那些宗教极端主义。我们在这里可以进一步读懂中庸之道。”
从咖啡馆出来，我们到犹太人的一个商业区用餐。坐下一看，周围走动的都是黑帽子、黑制服、黑胡须而又面无表情的人，相当密集。记得前两天路过这一带时听人说，附近经常发生爆炸，特别是在人群最密集的时间。于是匆匆吃完，赶快离开，来到一个人数不多的高尚社区，走一条古老而又雅致的路。
我在《千年一叹》中说过：“耶路撒冷风景太多太密，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最喜欢的一条路是从雅法门到锡安门，再经杜门进入其特伦山谷。”那天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路上看到两处古迹发掘现场，一处大，一处小。伸头一看，挖掘出来的地坑里，一层又一层，每一层都是两千年前的毁城记录。我看了一会儿就对妻子说：“真希望他们不要挖了。每挖出一点东西，都是增加一番现实仇恨。我在这儿第一次感受到，古文明也会有那么大的现实灼伤力。”
妻子说：“一有仇恨，连博物馆也变成了火药库。我的理想，整个耶路撒冷应该成为一个宗教博物馆、和平博物馆。像我们看西安的兵马俑博物馆，已经没有半点火气。”
这么边走边说，等到进入其特伦山谷，我心中已增加了对中华文明何以延续至今的两项感受，排在埃及产生的三项感受之后，成为第四、第五项：
四、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生息空间上的原因在于一直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五、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精神空间上的原因在于一直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
好，已经有五项了，我很满意。我知道每一项都可以伸发出千言万语，例如这两项，足可以建立起“文明空间对应论”、“集体精神灼伤说”之类。但我现在要寻找和梳理的，只是大纲节目。
大纲节目的逻辑结构还没有完成，我还要继续我的路程。
只是，前面的路，越来越凶险了。
4
仅仅走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我们已觉得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旅馆门口有安检设备，街口的垃圾筒每隔一会儿就有人来翻看有没有炸弹，过任何一个关口都要花费六七个小时，甚至还要举手宣誓，大声表示自己没有带枪支武器……这样的气氛，对我们来说已经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早就适应这种生活的当地人，大声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再往前走。
他们说，伊拉克断断不能去，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受塔利班极端主义分子控制，更不能去。
在埃及已经需要靠装甲车来维护普通旅客的安全了，但埃及电视台的同行们听说我们居然要往前走完这些地区，肃然起敬，特地在金字塔下开了一个欢送会，把我们当作“东方英雄”一个个介绍给他们国家的电视观众。
我问当地一位先生：“这里已经出动装甲车了，那里还会危险到什么程度?”
这位先生回答说：“这里的装甲车是政府的军队派出的，可以信任，但一到伊拉克，最不可信任的就是共和国卫队。可怕的区别就在这里。我认识的一个司机去那里，不知道应该提前为共和国卫队让路，竟然抓在地牢里关了八个半月，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能活着出来，还是因为通过政府部门的艰难交涉。”
听了这话，站在一旁的妻子快速地瞟了我一眼，却又把眼光收回，看着脚下的沙地。
一位英语很好的约旦老人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前面有些国家，城市之外的地区，政府就完全无法控制。坐飞机去还不敢到郊区，你们坐吉普车去，而且还要全部走通，可能性仅仅比零稍大一点。”
说着他伸出一个粗而短的手指，敲着另一只手的手掌，继续说下去：“不是我恐吓你们，贩毒集团、反政府武装、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包括一些地方武装，都想绑架外国人质，与他们政府讨价还价，与你们的使馆讨价还价!”
在约旦开饭馆的杜月笙的女婿蒯茂松先生，已经第三次询问我们：“能不能不去了?要考察，等局势安定一点再去不好吗?那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啊!”
那天晚上在安曼一家不大的旅馆里，几天来一直很少说话的妻子给我倒了一杯茶，要我坐下。
她笑一笑，说：‘‘我从来不害怕什么，总会生生死死陪着你。只不过，现在一想，在这么一条路上冒险，年纪更轻一点来就好了……”
她总是用最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很深的忧虑。
我说：“就我而言，应该是这个年龄。如果年轻了，我怎么可能读得完那么多中外文史典籍，经历过那么多社会和人生的灾难，让我一路上对那么多大课题作出思考呢?”
她说：“如果早十年来呢?那时候你已经懂得很多了。”
我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写完《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世界各地的华文读者还不认识我，因此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文化牵动度。牵动华文文化，是这次行动的另一半。”她说：“那么，只能现在?”我说：“对我来说，只能现在。”她笑了，说：“这就更让我自豪了。不坐飞机，冒着生命危险断断续续地走完这条长路的记者和职业探险家，可能还会有几个，
但像你这样的教授，只会是你一个了。”
我说：“这是肯定的。从很久以来，到以后十年，都会由我保持这个纪录。”她说：“这个记录由中国学者保持，心里觉得很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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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佩特拉，队长郭滢召集大家开会，传达香港总部决定的队员轮替名单。
不进入伊拉克，当天就要从约旦回国的人员中，有我的妻子马兰，所有的机票也已预购。
妻子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她失神地想了一会儿，不知所措。她早就想好，陪着我一起闯荡险境，但这事无法争取，因为让她陪我一阵，本是凤凰卫视的一种特殊照顾，我们无法要求这种特殊照顾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一直延续下去。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真正遇险，妻子陪着并无用处。何况要离开的人有好几个，机票也已经买好。
我心里知道，这与我在北京时和王纪言台长的约定有关，我当时就不希望妻子一起闯荡最危险地区。但这一点，现在不能对妻子说。
佩特拉有一条巨大的山裂，我们在裂缝的底部走着，都不说话。
今天就要告别了。以前是经常告别的，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完全不知凶吉。难道，这条巨大的、不再弥合的山裂象征着什么?我的心在剧烈跳动，但山裂深处，有一座玫瑰色的古老宫殿。
刚刚走完这条山裂，一位朋友奔跑过来通知，回国的人出发时间提前，此刻必须立即坐车赶往安曼机场!
我在考察日记《千年一叹》中只能用最平静的笔调记述当时的情景：
告别是一件让人脆弱的事情。原来说说笑笑遮盖着，突然提前几个小时，加上告别的地方不是机场或旅馆门口，而是在探访现场，立即感受到一种被活生生扯开来的疼痛。妻子一下子泪流满面，连蒙古大汉高金光先生也泣不成声，引得大家都受不住。
因为这个考察日记要在全球那么多华文报纸上同时刊登，我不能加入太多的个人情感。事实上，当时车上车下一片号啕大哭。除了我和妻子之外，别人并无家庭亲情的分离，回国的几位反而是要回到自己家人身边去了，却为什么都要哭得那么厉害?只有一个原因，当时大家都不敢挑明，那就是谁都切身感受到了，此行实在凶险无比。
最脆弱、最伤感的焦点当然是我和妻子，但我们都不想让别人过于注目，只快速地拥抱了一下，她就上车了。我绕到她坐的那个车窗口，那车窗是密封的，摇不下来，她的脸贴着玻璃看着我，我的手掌从外面划着车窗。这里风沙大，车窗上结满灰尘，我手掌划过的地方就显得很清晰。我再划两遍，凉凉的，玻璃里边，她泪下如雨，肩膀也抽搐起来。但她没有哭出声，耳边全是几个男人的粗犷号啕。
车开动了，我急忙伸出手去，手掌只划到了一下车窗，车颠簸着走了。
后来她告诉我当时的感觉“我看着你，你还是没哭，只是像一根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别人走了，你还站着。直到看
不见你，我就从里边摸着你在车窗玻璃上留下的手掌印，然后用我的手掌贴着，很久很久。”
车开远之后，我一个人站在山口，眼泪就止不住了。编导刘星光在背后不断叫：“秋雨老师，不要太难过了，和大家在一起吧”我点了点头，却没有回身。这在《千年一叹》里也简单记了一句：
在佩特拉山口我站了很久，看着远处的烟尘和云天，心中默念着一句告别时怎么也不敢说出口的话：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妻子离开后，我们还在约旦考察。等她回到上海，我们正好向伊拉克进发。她冲进家门就打开了凤凰卫视的频道。
但是，我们在伊拉克关口遇到了巨大的麻烦。伊拉克有关部门的无理、无知、无能，我已经在《千年一叹》中有过愤怒的描述。他们不仅长时间地滞留我们，而且还封锁、焊死了我们的一切通信联络系统，使我们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了聋子和哑巴，在漫长的“死亡之路”上奔跑，在奇怪的巴格达摸索。这整个过程，在香港总部看来是考察队“整体失踪”。他们通过外交部门和各国新闻网络联系，也毫无结果，因此只能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在电视中播出了，全球华语观众震惊。
这就是妻子到家后立即打开电视看到的一切。
可以想象她的极度紧张。
她先发疯似的打电话给香港和北京的凤凰卫视的朋友们，每一个朋友都在劝她，说只要一有消息就会在第一时间播出，要她放心。但电视里永远在说，“还没有联络上，还在寻找”。
她又一次拿起电话，想告诉我爸爸、妈妈，但一想到爸爸、妈妈的年龄，又把电话放下了。她也不知如何告诉她的爸爸、妈妈。
她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
凤凰卫视的朋友们对她很不放心，不断来电话探询，她每次都急速地冲过去接听，然后感谢几句，沮丧地把听筒放下。
她想还是应该听听我爸爸、妈妈的声音，把电话拨通了，老人问起我，她说不错，又说这几天没联系上。怕自己的声调被老人听出有异，快速结束通话。当然，她更不敢上门去看望老人家。
那段时间她几乎垮掉了。她想象最好的情景是，我和同行者们一起被关押在共和国卫队的地牢里，捆绑着，被毒打。
后来，我们终于在巴格达找到了中国大使馆，用大使馆的电话与香港总部联络上了。电视立即播出这个消息，所有的观众松了一口气，包括我的妻子。
据她后来告诉我，到这时，她才哭出声来，哭了很久。
我们与香港总部联系中断那么久，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发送，用的又是大使馆的通讯工具，因此不可能挤进去打一个私人电话。但我知道，妻子会在屏幕上看到我。
突然想到，这只说明危险的升级，今后的危险必然更大。因此，还有一些更宏大的话语需要向她倾吐。这些宏大话语，在夫妻交谈中显得不太合适，但我又知道，她作为一个充满理想化追求的艺术家，再宏大也能听得进去。
正好接到王纪言台长的指示，要我为这次历险考察写一首主题歌，我就在一个弹坑边上徘徊片刻，把心中要向对妻子倾吐的宏大话语写了出来：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车轮滚滚尘飞扬，祖先托我来拜访。我是昆仑的云，我是黄河的浪，我是涅粲的凤凰再飞翔。法老的陵墓，巴比伦的墙。希腊海滨夜潮起，耶路撒冷秋风凉。我是废墟的泪，我是隔代的伤，恒河边的梵钟在何方?千年走一回，山高水又长。东方有人长相忆，祖先托我来拜访。我是-屈原的梦，我是李白的唱，我是涅椠的凤凰再飞翔!
既然要用作主题歌，我洗淡了内心难言的悲怆、断残的意象，尽量写得通俗流畅，但是对自己这次出行的文化身份和考察视角，却已经表述清楚。正是这种文化身份，使我义无反顾。我想，这一点，妻子一听就懂。
这首主题歌，后来是由腾格尔先生演唱的。但妻子一直说，她一定会以自己心中的旋律再演唱一遍。
‘
“夫妻双双把家还”，这是她唱给祖国大地的歌，但我们自己这对夫妻回家的路，实在绕得不近。
6
伊拉克让我对文明的思考碰到了一个怪异的峰尖。
对于这个峰尖，我简直不敢正视，但它已经无可躲避地出现在眼前。
这个峰尖由两个坡面构成，都高耸入云，却互为抵牾。
第一个坡面是：我在这里看到了全人类最古老、也最辉煌的文明遗迹;
第二个坡面是：我在这里看到了全世界最混乱、也最恶劣的社会现状。两方面都位居第一。那么尖锐，那么讽刺，那么嘲谑。
我所无法违避的问题是，这两个极端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吗?仅仅这个问题，就足以使我们对人类的文明事业产生惊恐。因此，大家似乎都不愿意把这两个极端连在一起谈论。谈论人类早期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哪怕是其中比较晚一点的巴比伦文明，人们都神采飞扬，却不想提及今吞两河流域的状况;同样，谈论伊拉克的社会现状，人们都会愤懑地争论，语势滔滔，却不会想到这是人类文明最早开启曙光的地方。
现在，我必须同时面对这两个极端，一个也省略不了。伊拉克是一个艰深的课堂。它给我的第一番教育仍然是有关古老文明的中断，却比埃及更彻底，因为它连像金字塔、太阳神庙
这样的古迹都没有留下;它给我的第二番教育仍然有关宗教极端主义的互灼，却比耶路撒冷更峻厉，因为它不仅展示了不同宗教之间的极端主义对抗，而且还暴露了一个宗教内部的血腥内斗(例如在卡尔巴拉等地感受到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势不两立);它给我更重要的教育是有关军事远征对文明的葬送，这一点在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时已有感受，没有整理，却在伊拉克集了大成，又在伊朗获得了重要补充。
这真是一片被征战的马蹄踩烂了的土地。一次次大规模的出征，又一次次大规模的入侵，一个个国家全都成了一部部军事机器。这中间，有极其残酷的亚述人，也有雄才大略的尼布甲尼撒、居鲁士、大流士。耶路撒冷就是尼布甲尼撒去毁灭的，押来一大批“巴比伦之囚”，后来又是波斯王居鲁士前来征服时释放的;波斯王国又一直在与遥远的希腊作战，这便是我以前在研究希腊悲剧时常常遇到的所谓“波希战争”，即便用现代国际地理眼光看去，希腊和伊朗之间打来打去，距离也够长的了;波斯王国的独立地位，最后被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的军队所推翻，我甚至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还看到亚历山大留下的足迹……总之，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都投入了漫无边际的军事远征，更不必说后来“十字军东征”这样的无国界军事行为了。
军事远征对于文明的毁灭，非常彻底。屠城、焚城、淹城，什么也不让留下。即使是胜利者，迟早也会遭到更残酷的报复，或者引来更强大的第三者。
在军事远征中有没有永久的强者呢?没有。我在这次考察中发现，远征中的强者，也就是那些不热衷于抢掠烧杀，而擅长于战后秩序恢复，甚至着力于战胜者和被战胜者双方友好的国君和统帅，但他们，也没有能够维持和弘扬自身文明。他们依存的文明也许十分伟大，但一旦投入远征也就被包装成了军事部件，背离了文明的自然生态。这中间最成功的要算是亚历山大了吧，他的东方远征拓伸了“泛希腊化”时期，但历史证明，这也正是希腊文明的衰落期。由此可见，在古代，哪怕是站在发动者的立场上，任何军事远征也都是文明自杀。
我在作这些思考时，仍然以中国作对比。中国历史上战争不少，但大多是内部争权夺利或边关防守进退，几乎不作跨国远征。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西征，似乎是例外。但应该看到，在他的有生之年尚未灭金，至于他的后人灭宋建元，更是他去世几十年之后的事，因此很难看成是中华文明的主体行为。我随身带来的那本美国人写的《世界文明史》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文明的形成尽管比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河流域晚得多，但仍然是现存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其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历史的。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伦理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它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
??????EdwardMcNallBurns.PhilipLeeRalph
这里所说的地理原因，我想主要是指中华文明与那些互相征战的古文明之间，有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天山、昆仑山的阻隔。更重要的原因，是文明形态，其基础，则是精耕细作、季节轮回的农业生态。不好远征的心理，与这种生态有关。
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一看就能明白，那是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标志。
这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但显而易见，中华文明避免了远征
即是自杀，被征服即是毁灭的命运。
那么，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却始终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对大洋彼岸产生领土要求，也不必让我们觉得羞愧难言了。
我还曾以长城、郑和，以及不好远征的历史，沿途反驳“中国威胁论”。
由此，我对中华文明何以延续至今的另一项感受，也就形成了：
六、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外部关系上的原因在于一直因地理阻隔和农耕生态而并不过度热衷于对其他文明的军事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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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项感受中已经交错着第七项感受，但第七项感受的完整获得，要等到穿行过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后。
那真是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我想，还是先把第七项感受说出来吧，然后再补叙产生的原因。那么：
七、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内部关系上的原因在于一直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我在那个地区，真正领略了整体性无序。这种无序对我是如此陌生，回忆自己以往的经验，有过专制的秩序、极左的秩序、保守的秩序，我们一直努力想改变这些秩序，建立一种民主、理性、开明的新秩序，但从来未曾设想过，没有秩序是怎么回事。
我对整体性无序状态的陌生，反证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征。
中华文明的主体非常人世，因此总能伸发出一个个比较有效的社会管理网络。这也许与农业社会的治水、管水有关，由于黄河、长江水系庞大，因此覆盖广远，又由于水情年年有变，因此无可懈怠。后来，由农业水利生态上升为行政管理生态，产生了各种整合机制和监督机制，使整个社会不至于因无序而破败。当然，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接受极权、减损自由等等，利弊得失，各有短长。
这次我面对的无序，有些还与极权互为表里。那种极权并无建立秩序的力量，反而成了破坏别人秩序、最后破坏自己秩序的原因，从伊拉克到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都是如此。至于像伊朗、巴基斯坦那样，对国土的管理能力薄弱，大片地域混乱不堪，结果成了恐怖主义分子、贩毒集团的重要活动场所。我们眼前，由无序而上升为实实在在的恐怖的，是在伊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特别是阿富汗边境这辽阔的地域。在德黑兰工作的一位中国记者对我们说：“我在这里已经十四年，也从来不敢到那个地区去。有一个北京的地质工程师和两个外国同行坐飞机到了那里，只是到郊外看地形，就被恐怖集团绑架，外国同行一个逃走了，一个在逃跑时被击毙，他太胖，没逃掉，在匪窟里搬了半年多弹药，后来终于逃出来了，须发全白，精神失常，现在还在北京养病。你们如果不信，我有他北京家的电话，可以打过去问问。”
当然，这位好心的记者没有能劝住我们。我曾在伊朗的设拉子与妻子通过电话，她说，这个地名好难听。但我没有告诉她，在伊朗一般人心目中，我们接着要去的地方，更难听，几乎全是幢幢鬼影的所在，那就是克尔曼、扎黑丹等处，所有在伊朗工作的中国人都反对我们驾车过去。
到了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的奎达，我试图与妻子通一个电话，
却没有接通。那个边境小城的恐怖，现在是世人皆知了。
我当时在每天发表的考察日记中判定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可能会有读者认为是危言耸听，直到“九一一”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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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在日记中对这方面的描写十分含蓄，一是为了保持住一个男子汉临危不惧的笔底定力，二是怕吓着了能够在报刊间读到这些日记的妻子。
但是，各地华文报纸的读者还是能从我含蓄的文字间读出一些端倪：
近两个月内，在这条路上，已有三批外国人被绑架，最近一批是在五天前。刚刚又接到消息，就在昨天，扎黑丹地区三十二名警察被阿富汗的贩毒集团杀害，作为对该集团一个首领被捕的报复。
上午五时起床，六时出发。克尔曼是个小城，刚离开几步就是沙漠了。
这里的沙漠从她形上就会让人提起警觉：路边有很多七八米直径的不规则石墩、石台，像地堡。又有不少自然的石坑，像战壕。
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行进，心一直悬着，设想着不久前三批外国人被绑架的各种情景。这些外国人现在都还关着吧，至少五天前绑架的那一批，他们会关在哪里?
离开北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到了沙漠风暴。只见一片昏天黑地，车窗车身上沙石的撞击声如急雨骤临。
车只能开得很慢，却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条条黄龙一般在沥青路面上横穿。风声如吼，沙石如泻，远处完全看不见，近处，两边的沙地上出现了很多飞动的小白气流，不知预示着什么。
处在这种风暴中最大的担忧，是不知它会加强到什么程度。车队一下子变得很渺小，任凭天地间那双巨手随意发落。
沙漠风暴终于过去了，刚想松口气，气又提了起来：夜幕已临，而眼前却是一片高山!
两边的山峦狰狞怪诞，车道边悬崖深深。没有草树，没有夜鸟，没有秋虫，一切都毫无表情地沉默着，而天底下最可怖的就是这种毫无表情的沉默。
进入巴基斯坦后我们向一个叫奎达(Quetta)的小城市赶去。距离为七百多公里，至少也得在凌晨一时左右赶到。
这条路，据曼苏尔医生说，因为紧贴阿富汗，比扎黑丹一带还要危险，至少已经险过缅甸的“金三角”，是目前世界上最不能夜间行走的路。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等到明天，只能夜间行走。理由很简单，边境无法停留，而从边境到奎达，根本没有一处可安静歇脚的地方，只能赶路。
危险的感觉确实比前两天夜间赶路更强烈了。
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荒芜人烟，恰洽相反，倒是来自人的踪迹。
路边时时有断墙、破屋出现，破屋中偶尔还有火光一闪。
过一阵，这个路口又突然站起来两个背枪的人，他
们是谁?是警察吗?但他们故意不看我们，不看这茫茫荒原上惟一的移动物，因此故意得让人毛骨悚然。
正这么紧张地东张西望，我们一号车的马大立通过对讲机在呼叫：“右边山谷转弯处有人用手电在照我们，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朝右一看果然有手电，但又突然熄灭。
对讲机又传来五号车袁白的呼叫：“有一辆车紧跟着我们的车队，让它走又不走，怎么办?”
前面路边有两个黑色物体，车灯一照，是烧焦的两个车壳。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个人。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蹲在这里做什么?
正奇怪，前面出现了一辆崭新的横在路边的小轿车，车上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我们的心一紧，看来必定会遇到麻烦了，只能咬着牙齿冲过去。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冲，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五号车的车轮爆了。车轮爆破的声音会响到这种程度，我想是与大家的听觉神经已经过于敏感有关。其他四辆车的伙伴们回过神来，当然也就把车停了下来。这架势让那辆横在路上的小轿车紧张了，立即发动离去。……
在我们换轮胎的时候，走来两个背枪的人，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我抬头一看，是两个老人，军装已经很旧，而腰上缠着的子弹带更是破损不堪。
竟然是这样的老人警卫着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我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从脸色到服装都很像沙漠老树根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们没有岗亭，更没有手机，有了事管什么用呢?
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们的车队一定遇到了好几批不良之徒，因为我想不出这么多可疑人迹在这千里荒漠间晃动的理由。但我们蹿过去了，惟一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快速判断这样一个吉普车队的职能、来源和实力，而车身上那个巨大的凤凰旋转标志，又是那么怪异。
半夜一时到达奎达，整个小城满街军岗，找不到一个普通人。
除了早晨在曼苏尔医生手里拿到过一个煮蛋外，中餐和晚餐都没有吃过。可能饿过了劲，谁也不想动了。
几个伙伴一路在劝我，让我一个人拐到某个城市坐飞机走。我说如果我这样做，就实在太丢人。
伙伴们说：“你是名人啊，万一遭难影响太大。”
我说：“如果被名声所累，我就不会跨出历险的第一步。放心吧，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文化人都是夸夸其谈，又临阵脱逃的。”
我在这里写到的北姆，就是不久前发生惨烈地震的巴姆，成了全人类近年来死人最多的地方。当时我在那里已感到极大的慌乱：一个除了灰蒙蒙一片泥土色便没有其他颜色的所在，居所、道路、生态都像是刚刚从原始社会出来不久，十分简陋，却又已全然朽腐。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机构在进行着管理，遇到灾难，几乎是束手无策。
至于一路黑影、一路老枪、一路宵禁，现在知道，都与塔利班极端分子有关，与恐怖主义的基地组织有关。
我们能够全身通过，十分侥幸，因为两天之后，又有了激战，
又有了外国人质被绑架。
回来后曾有人问“你们穿越这么危险的地区，为什么不带武器?”
我回答说：“如果带了一件武器，也算是武装闯入，任何匪帮和地方集团就有了消灭我们的把柄。”
又有人问：“为什么不向当地政府求助?”
我回答说：“他们那里，警匪枪战，很少有警察胜利的机会。连贩毒集团都能轻而易举地把几十名警察全部杀害，更不必说像基地组织那样的强势武装与雇佣警察之间的力量悬殊了。如果向当地政府求助，反而增加危险。何况我们根本不是什么政府代表团，而是纯粹的民间传媒考察，没有理由寻求特别帮助。”
“那可是毫无安全感啊!”提问者叹息道。
我说：“平常的安全感靠什么建立?靠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也能找到医院、警局、旅馆，或者通过电话找到相关的机构。但在那里，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即使见到一张笑脸，也怀疑是什么恐怖组织的探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都要在刚刚能喘一口气的时候就见缝插针，既主持电视节目，又写“秋雨录”，还要写一篇长长的日记发给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实在太难了，几乎很少有睡眠的时间。往往是，我惊慌地看了一下四周环境之后刚刚拿笔，车队里的技师也在惊慌寻找安置卫星通讯设备的角落，然后满头大汗地调节。终于听到他在叫我：“秋雨老师，通了，赶快!”我立即把才写了一半的篇页交给他，自己再屏住呼吸疯了似的写后面一半。
完全没有时间看第二遍，更不可能锻字炼句。我想，这是由悬崖边上的文化考察带出来的悬崖边上的写作状态。使命、知识、学问，连同文笔、修辞、节奏，全都逼迫成一种即时进发。即便可能有差错或陋笔，也是来自于生命直觉的真实和写作环境的真实，比躲在书房里引经据典、反复修改而得到的所谓“准确”，珍贵多了。几个世纪前欧洲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游历非洲和中东，在记述上产生过很多差错，但这些差错的造成，本身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原因，所以也成了后代进行正面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么一想，我也就放心了，只顾在生死一线间纵笔万里。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再一次要对凤凰卫视表示钦佩了。他们的许多精彩报道，都是以巨大的生命勇气换来的。连沿途与我一段段合作的女主持们，也毫无畏怯。新时代最有力量的文化话语权，来自于生命边缘的考察现场。
8
在印度，我集中考察的是佛教遗迹，这又与中华文明有关了。佛教，不仅是古代印度的最高智慧，也是全人类宗教文化的极致形态。但是，早在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已基本消亡。现在虽然还有余绪可寻，但与土著的印度教一比，在体量上已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甚至还远远比不过外来的伊斯兰教。
在一个地域之内，几种文明的消长起伏不值得大惊/l、怪，但是伟大佛教的故乡却没有能够好生维护住佛教，却是人间一大恨事，更是那片土地对文明的重大遗失。
细想起来，佛教所达到的智慧高度确实是一般民众难以抵达的，茫茫人群由于时间的流逝渐渐对它敬而远之，也属正常现象。与它相比，作为中华文明主干的儒家文化就出现了不同的后续状态。
两者几乎产生于同时，两千五百年前。后来，也都经历过经院化锤炼和权力化弘扬，成为气势如虹的东方文明标帜。但是，儒家文化遇到了一种聪明的社会设计，成为了全体书生问鼎仕途的惟一教材，于是演化成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科举制度有节律地选拔管理人才，这是中国社会没有长时期失序的重要原因，也是绝大多数书生追求的人生出路。因此，作为惟一教材的儒家文化也就在无数人一代代的记诵、复述、阐释中渗入大地，融入人格。这真是人类文明延续史上最不可思议的长篇传奇。佛教以僧侣集团作为传播网络的格局，本也厉害，但与之一比，就显得弱了。
由此产生了第八项感受：
八、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的原因是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然而，固守精神主轴，并不排斥多方联动，包括与外来文化的联动。在这方面，中华文明欢迎佛教文化的热忱发人深思。事实上，现在佛教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风光，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华文明圈里。
中华文明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不会抵拒其他文明，更多的是努力寻找其他文明与自身精神主轴之间的同化可能。中华文明在吸纳其他文明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愿意看到像“原教旨主义”那般的分毫必究、斤斤计较。以佛教而论，到了中国的信众间就洗淡了走出家庭的色彩，或以艺术为魂，如敦煌、云冈、龙门，或与山水为邻，如五台、普陀、九华、峨眉，又有了禅宗那样的中国智慧介入，成为一个很难脆折和断裂的弹性结构。这种弹性结构，既是佛教文化的延伸，也是中华文明的延伸。这就随之形成了第九项感受：
九、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的原因是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
任何“原教旨主义”都会抱怨，各种文化进入中国时间一长，都渐渐变得不纯粹、不本真了。可能是这样吧，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也很难出现耶路撒冷式的“认真”。
9
就这样，我在万里历险间获得了有关中华文明的一系列感受。
如果要把这些感受再重新集中表述一遍，那就是，中华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一些综合眭生命力，主要表现为??
在传导技术上建立了一个既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
在传导状态上建立了一个对社会、对历史的开放式对话系统;
在生息空间上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在精神空间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
在外部关系上因农耕生态而没有过度热衷于军事远征;
在内部关系上没有让社会长期陷于整体性无序状态;
在固守精神主轴方面借助于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种广泛的生命化遗传;
在汲取外部资源方面采取了一种粗糙而又松软的弹性态势使各种文明成分大致相安无事。
很难说这些感受全部都是在考察途中形成的，但实地考察使
我淘汰了很多从小接受的赞美中华文明的惯用词汇，在对比中找到了真正属于中华文明的特质。对我本人而言，这是走向文明自觉的一项大工程。
不错，我沿途见到的每一个古文明的废墟都埋藏着各自极为深刻的玄机，我也试图一一参悟，但参悟的终点，总是中华文明这似乎有点狭隘，却又无可奈何。
我无法为了假装胸襟无限，来掩藏自己的真情实感。
为此，我从尼泊尔的丛山间进入国境时产生了一个有关母亲的联想。本来，把祖国比作母亲是一种做腻了的小学生作文题目，但我在如许年龄产生这种联想，却有另一番苍凉之情。那就是，我们过去太不懂事，总是在左顾右盼之间责怪母亲的诸多不是，一会儿是她缺少风度，一会儿是她不够富裕，直到访遍她同龄人的种种悲剧，才让我从心底里默认：母亲这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中华文明的同龄者几乎都找不到了，这次我只看到了他们溃败的荒路、失踪的山谷、陨灭的大漠，以及早已读不懂前辈遗嘱的成批遗孤，神色紧张而慌乱。这一切，延绵不绝，全在眼前，使我产生了对中华文明的遥远认知，比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强烈得多。
这种认知带有情感，而情感总是不公正的。因此，我至少还必须投入另一次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来矫正这次的不公正。新的实地考察，计划尚未形成，地点却已确定，那就是欧洲。这是一个能让中华文明照见自身诸多短处的地方。我的考察重点仍在古代，因为只有古代，才能将各大文明的自在形态作互相比较。
中华文明只有在两种不同坐标的辉映下，才能显出立体而完整的形貌。
突然，从母亲的比喻，我联想到了自己真实的妈妈。妈妈，真是好久没见了。她怎么恰恰会在我万里历险之前，把我出生后穿的第一双鞋子送给我的妻子呢?莫非，这里真有某种宿命?多么漫长的路啊，烟尘弥漫、枪林密布，却始终晃动着一双软软的中国红缎虎头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