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军需长又要做喜事了——不,与其说是做喜事,倒不如干脆说他又要弄一个女人了。说他“又要”,这就是,自从他委任军需长以来,纵然还不到两年,是已经弄过七八次了,而且是每次准弄到手的。照这样情形,说不定以后还要弄多少次呢。这弄女人似乎就等于军需的一半职务。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弄,那倒不必研究。极简单的理由就是: 由一个人变成了这样的军官,并且在全武力占据着某一个地方时候,弄多少个女人却是并不在乎的,这在他们的生活中,简直比开一门步枪还要平常。
对于弄,各人所采取的手段并不一样,有的用欺诈,有的用诬赖,有的用野蛮,终于都免不掉威吓的。但是我们的军需长一个人独独冠冕多了,他用钱——钱并不多。关于这方面的耗费是也有账目可观的,这自然因为他是当军需的缘故,所以在一本另外的流水簿上写着——
第一个四十元
第二个三十五元
第三个四十四元
第四个二十元
第五个五十元
第六个三十元
第七个五十五元
假使不因为这样挨一个的记着价目,恐怕到后来,连他自己也会记不清白究竟曾弄了多少个吧。像这一本账簿,虽说并不特别珍惜似的也和“马料开支簿”放在一起,但有一个生朋友来的时候,总难免又故意去翻开,让别人知道,好像这账目正不亚于那少校肩章的光荣。
我们的书记官对于这本账簿有一句很好的赞叹:
“这比委任状好多了!”他说。
这真不是一句过誉的话。一张委任状在现职的军官眼中已经是寻常的东西了。可是这一本账簿却不寻常,它实在有它的新鲜异样的地方。譬如说,那账目中,虽然所记的全是多少元,但是元之中就有那各别的意义——如同四十元等于一个女人,三十五元则又等于别一个女人。而且这四十元和三十五元的每一元又等于这个或那个女人的某一部分。单在这一点上,当然,比起那死板板的委某某某为什么什么什么的委任状,好多了。所以我们的军需长对于这一句话是十三分地受用的。
那末在他写着第几个和多少元之时,那心中的快乐和骄傲,实在不是别的人所能够知道了,至少总比他从军需上揩油的欢喜,要增加好几百倍吧。
那末这一夜我们的军需长又有了这种心情,因为他又在这本账簿中加上一笔了。这一笔是挨着那“第七”添下去的,不消说是“第八个”,并且数目是“七十元”——这是比其余的价钱都大。
“这一个可不贱!”我们的军需长是这样觉着的。其实呢,七十元在他的身上真不算什么,他哪一夜不在赌博中输赢一两百。
不过女人究竟比不上麻将牌。我们的军需长是能够在牌桌上并不在乎地输上两三百,但他总不肯弄一个女人用上一百元。这一个七十元的确算是很不贱了。
为什么我们的军需长会这样的贱视女人? 自然,这有他的理由。他觉得无论怎样女人都不能和麻将牌相比的,打牌有输也有赢,钱是来来往往的,说不定昨天输了一百今夜反赢了两百。女人呢,可就不同了,花去了四十就是四十,一百就是一百,是永远捞不回半个铜板的。因此在他的灵魂中便有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真理,这真理又变成格言了,是:
“宁肯在一付麻将牌上尽输,却不能只和一个女人在床上尽睡!”
所以还不到两年的光阴,我们的军需长,截至此刻为止,是一个又一个,没有间断地把女人弄到八个了。在每一个新的女人弄到时候,那旧的,便像一床旧毡子似地弃掉了,于是由军需长个人取乐的玩具落为兵士们共同撒野的游戏场了。
在这里,谁能够不这样的承认么?一个女人,纵然七十元,但是你看多便宜!
【赏析】 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出现了不少以揭露反动军阀的暴行为题材的小说,胡也频的《便宜货》也是属于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没有直接去写反动军阀如何挑起战乱、如何残杀无辜、如何抢劫百姓,而是写了一个军需官的生活侧影,从一个比较具体的角度来透视军阀的某些本性特征。一个军阀的军需官,在“不到两年的光阴”里,就“一个又一个,没有间断地把女人弄到八个了”,在他看来,女人根本不是人,而只是等于“流水账簿”上的“四十元”或“五十元”的身价,而“在每一个新的女人弄到的时候,那旧的,便像一床旧毡子似地弃掉了,于是军需长个人取乐的玩具落为士兵们共同撒野的游戏场了”。作品通过军需长的这一生活侧面,揭示了他身上的一种人性沦丧的本质特点;这种揭示不仅具有“个体”意义,这实际上涉及了军阀们共通的本性: 军阀所从事的种种害人的勾当虽然各不相同,但根源于人性的丧失则是一致的。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尽可能地融自己的分析、评判于事件叙述之中。就事件本身,如果简单道来,则几句话即可说完; 但当作者将自己的分析和评判夹杂在这种叙述中时,就常常赋予了简单的事件以深刻的含义。例如,作品一开头在交代了军需官“又要弄一个女人” 之后,紧接着写下这样一段分析:“由一个人变成这样的军官,并且在全武力占据着某一个地方时候,弄多少个女人却是并不在乎的,这在他们生活中,简直比开一门步枪还要平常。”这段分析,不仅直接显示了这个军需官频繁更换女人的“理由”,而且也说出了一个带普遍性的事实: 军阀们在用武力占据一方后,凭着金钱、权势为所欲为、胡作非为乃是一种必然的行为。这段分析一下子把对军需官个人生活的揭露深化为对所有军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的揭露。又如,作品在列举了军需官的“流水簿”上的价目记载后的一段分析,直接帮助读者了解了作品中写“流水簿”的目的,是在于以此明示军阀不把人当人,而仅视人为玩物的兽性。总之,作品中几乎在每一段叙述之后,都要或多或少插入一些分析和评判;虽然这种“夹叙夹议”式的写法更常见于散文而鲜见于小说创作中,但这篇小说却因采用了这种写法而加强了思想深度。
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还很善于运用反语,而且,这种反语带有讥讽的机制,通过这些反语,常常鲜明地表达出了作者自己的情感态度。例如作品在交代了军需官“又要弄一个女人”后,接着就有这么一句:“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弄,那倒不必研究。”这看似顺带的一句话,实际上暗含讥讽意味:这种事只有少见者才会多怪,而在军需官这类人身上却是家常便饭,无需什么理由。又如作品最后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在这里,谁能够不这样的承认么?一个女人,纵然七十元,但是你看,多便宜!”这句话的反意更为明确,这里满含着作者的愤怒: 一个女人,在这帮禽兽们眼中,竟是一件“便宜货”,人的价值在他们眼中是这样地遭到贱视! 在作品中,作者的情感态度和评判,正常常是借这类反语表达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