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玉皇庙碑记》曹振彦题名考述
红楼文化
天聪四年《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有教官曹振彦题名，是一件有关曹雪芹家世的重要碑刻史料。《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文虽然早经著录，碑阴题名也早有人一一过录，但是这一重要事实却是近年才发现。我在介绍那一件碑刻时曾经说过，曹雪芹高祖曹振彦题名的发现启示了我们“对当地碑刻的注意”[1]，文写成于一九七七年五月，同年底，我又在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拓片中发现了天聪四年《重建玉皇庙碑记》，不过只见碑阳拓片一纸，碑阴拓片尚未找到。据拓片所见，碑额篆刻“题名碑记”四字，因知碑阴必有官员等人题名。据碑文叙事，又可推知玉皇庙之重建也与敕建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宝塔一样系由驸马总镇佟养性督理工程，而具体主持施工，则“委游击李灿董治其事”。此李灿系佟养性属下之汉军官员，《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有他的题名。因此推断《重建玉皇庙碑记》碑阴题名官员也必然有佟养性属下的汉军总镇副参游备等官。玉皇庙原在辽阴，天聪年问建，《辽阳县志》有记载，庙建筑则已荡然不存。现在找到的旧拓片系本世纪三十年代所拓，碑刻原石或当存世，但是下落已不明，因建议辽阳市文物管理所的同志进一步查找。后来经过辽阳同志的不断努力，终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在辽阳城南玉皇庙旧址附近曙光大队的菜窖墙砌体中，找到了已经断碎用作石料的碑石残块。原件取出后，经过拼对，大部分还不缺失，仅仅在某些断口处糟踏掉了一些文字。不出所料，碑阴果然正有佟养性属下之汉军官员题名，名单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中的官员基本相符，并且又有曹振彦题名，列于“致政”的行列内。这是继《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之后的又一件曹振彦题名碑刻，是曹雪芹家世碑刻史料之又一重要发现。碑刻残石从墙体中取出并运回辽阳市文物管理所之后，辽阳同志立即报告给辽宁省博物馆，我随即前往辨识和抄录碑文并捶拓墨本，工作当中辽阳同志热情提供一切方便，并此致谢。
现将碑文正文及碑阴题名著录如下：
碑阳：
重建玉皇庙碑记
昔襄平西关西门外，不越数趾，有玉皇庙焉。其来云旧未审昉于何代，自罹兵燹时任其拆毁，止存金身暴露。先皇见之，甚恫乎不自安，遂命移演武厅焉，更立一殿宇，为神所栖也。仅阅二祀，又值无状者复为之毁。新皇至此，见而不胜痛疚，乃日：“人所乞灵，惟神是藉，岂以一废而至再也。又岂以再废而遂止也?”于是命下，委游击李灿董治其事，重建其祠，仍旧址也。俱各贝勒议出第银两粮石，木植砖瓦，暨丹垩之类，匠作之等，系阿吉葛、摩伦葛胎吉贝勒(汛按：此处夹行书有误，应为“阿吉葛贝勒、摩伦葛胎吉”)同发虔心，协赞大事。自己巳年四月内肇建，至庚午年九月告竣。试观大殿五楹，圣像与塑神庄严巍峨，庙貌聿新，何其壮丽也。大门一间，庙祝住房六间，犁然具备，规模宏远，何其改观也。若门若殿，有额有联，悬而张之，煜煜烨烨，烺烺辉辉，又何其掩映也。矧玉帝至尊无对，位都诸天之表，所谓上极无上者矣。至公无私，总受诸神之奉，所谓玄之(汛按：此处疑脱一“又”字)玄者矣。世间之修悖顿异，冥冥之祸福随至，感应之机若桴鼓，然未有报应既不爽，而敬崇翻不祐(汛按：“祜”疑为“祜”字之误)哉!是不然，盖上清操启衷夺鉴之权，握福国庇民之德，今我皇上、贝勒、驸马总镇佟养性，匪且敬神立祠，倦倦在抱，至于旭曛匪懈，励精图治，若将兵，若士民，靡不恩爱毁流，堪与古人媲嫩。如此众善骈集，视如尊神，按其所奏者，必大俾戬毂，则不思德业宁有涯哉?繇是国无不福，民无不庇，炎炎大宝可计日臻矣。畴谓蒙安袭庆，有不自善源种种而来耶?又有伏魔大帝，一时同建殿三楹，大门一间，侧室三间，成为之增彩，匾对亦为之辉煌。祠庙俱立矣，而贞珉可无竖乎?又勒之碑，以垂不朽焉。是为记。
天聪四年岁次庚午秋九月上浣之吉立。鸠工游击李灿。儒学生员杨起鹏撰。
碑阴：
(汛按：开头有缺失，疑当有“总镇副参游备等官”之类的文字)口口龙、麻、黑云龙、王。
石廷柱、石国柱、佟延、孙得功、佟整、金玉和、金励、李国翰、高鸿中、丁、殷廷辂、殷廷枢、鲍承先、祝世印、祝世昌、李思中、马云龙、张世爵、张士彦、李世新、张大猷、刘士璋、朱计文、金孝容、李延庚、秃赖、秃占、尤天庆、杨万鹏、柯来凤、范登仕、高仲选、吴守进、闰印、杨可大、崔应太、吴裕、甯完我、崔名信、杨兴国、李光国、俞子伟、赵梦豸、段成良、团官率太、黄云隆、郎位、张良必。
侍奉香火道士：夏天明、口必科、孙蓬蒿、口口口、祁永口。
致政：李廷隆、李应隆、孙口口、口尚口、口口善、口口举、范一口、王守舜、王光口、口口口、口口口、曹振彦、汪道光、王友功、正国栋、口尚礼、陈才口、口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薛应富、冯志祥、韩塔喇洪、孙计武、李显才。
助工信士：石应科、李应文、韩思教、芦应魁、金善口、王麻子。
画匠：张得义、杨守德、姜良口。口匠;郭彦举。镌匠;宽洪。泥水匠：口口。李木匠。
《辽阳县志》卷五《坛庙志》载：“玉皇庙在大南门外三里，清天聪年间建。即明教军场故址。”同书卷三十五《碑记志》著录有咸丰元年《重修玉皇庙碑记》，天聪四年《重建玉皇庙碑记》则未予著录，这可能是因为天聪碑字迹原不甚清之故。考《辽阳县志》之著录碑文，往往择取字迹清晰者，此为一例。喇嘛园诸碑，《县志》著录数件，惟独未录《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显然也正是因为字迹不甚清晰之故。
天聪年间重建玉皇庙之事，《清太宗实录》中两见。卷五天聪三年二月乙酉条：
车驾次辽阳，遍阅寺庙。见玉皇庙殿宇圮坏，命重茸之。仍谕察出原毁之人，令其修复庙内屋舍。
卷八天聪五年二月壬戌条：
先是，太祖时建玉皇庙于辽阳城南教场，香火不绝。后为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属下庄屯人拆毁，造棺措市卖。上闻之怒，追讯毁者偿值重建，至是落成。上以庙貌重新，给办香火牲祭银两。
这两条记载与《重建玉皇庙碑记》之记事大体相符，唯庙之落成时间，碑记为庚午秋九月即天聪四年九月，《实录》记为天聪五年二月，二者不同。显然《实录》所载应是庙成之后皇太极“给办香火牲祭银两”的年月，其中“至是落成”及上下之间文句实有语病，庙之实际落成年月应以碑为准。
努尔哈赤初建玉皇庙应在天命末年，到天聪初已被毁，前后只有二年时间。关于毁庙者，《实录》谓是贝勒阿济格等属下“庄屯人”。《重建玉皇庙碑记》出的是无头告示，谓是“无状者”。另有康熙三十年《重修辽阳玉皇庙碑序》则谓是“天聪年间饥馑荐臻，羽士逃窜，庙为土人拆毁”。拆庙时的历史背景，以康熙碑交代得最为具体、最为明确。至于造成当时“饥馑荐臻”的原因，康熙碑亦未能有更进一步交代，却有一件纯属民间所立的天聪三年《新建保安寺口》指出是由于“兵荒交至”，当时是“连年饥荒，斗粮价卖九两”，“野有饿莩，白骨满壑”。《实录》说庄屯人拆毁玉皇庙“造棺槽市卖”，也正好透露出一些死人太多的实情，原来的玉皇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毁掉的。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辽阳的兴口寺，“拆移重修”于海城滕敖堡，改名保安寺[2]。
天聪三、四年已经可以重建庙宇，情况似乎略有好转，但看这一块《重建玉皇庙碑记》，碑石打砻十分粗率，撰文辞句晦涩，书字亦不见佳，且有错误，刻工尤为拙劣——这些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当时后金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形。而同年所立的那一件《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原属“敕建”，居然也是十分寒酸，就很容易理解了。
《重建玉皇庙碑记》镌刻不精，并且刻划极浅，原来就有磨损剥蚀，加上后来又被打碎砌了墙，所以碑文字句辨识较难。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旧拓一件，拓时碑尚完整，字迹也较今清楚，可惜拓手并非内行，采用擦拓又极草率，弄得满纸墨迹滃郁斑驳，但是在碑石今已残碎不全的情况下，旧拓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依据，今据之与现拓对照，再与原碑残石反复对勘，碑文全文尚可卒读。众所周知，读碑自属不易，而碑文拓片向有“黑老虎”之称，读之尤不易，我作的推读，不敢说完全确当，在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未经整理的一些旧拓片中，将来或有可能发现精拓本，容日后再作校订。碑阴旧拓至今一件尚未发现，原石已残损，题名已无法补全，且所存者也有的一个人的名字只存一两个字，甚至一两个字中的一两笔，所幸此碑官员题名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中的总镇副参游备基本符合，故可与其相参稽。为与碑拓直观对照方便，并保持原来格式，故一仍处理《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之旧例，作摹本发表，供作进一步研究之用。碑阳摹出的是全文，碑阴无法摹全，断失之处，用细线钩勒出轮廓。
《重建玉皇庙碑记》碑首碑身为一石，圆首，碑首宽出碑身。碑下部已打碎，从断13情形推断原有距，故亦当另有方趺。碑为青泥板岩制成，碑身宽69.高约165.厚约14厘米。碑阳刻《重建玉皇庙碑记}--十三行，满行为三十七字的格式，但第七行下部“止也于是”四字占两个字格，第十行上部“阿吉葛、摩伦葛胎吉”排成夹行，也只占两个半字格。第十七行开头前刻“皇上贝勒驸马总镇贝勒佟养性”，后改成“皇上贝勒驸马总镇佟养性”，因此是十一个字占十三个字格。这些地方也都可以见出当时之草率从事[3]。今将佟养性衔名改文部分作大样摹出，前刻部分摹成双钩。
碑阴一面右上角有大块断失，推断原来应当有“总镇副参游备等官”之类的字样，现在见到的是十三行，每行也是三十七字的格式。从右边开始，上面的“口口龙、麻、黑云龙、王”诸人应是总镇，下面石廷柱、石国柱等分九列横排，依次左行，每列五人。末二列内各挤入一人，最上二列又各外加一人，总计四十九人(第三列祝世昌之左是否还加一人，不得知)，这些人显然是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官。他们当中除孙得功、李国翰、丁、张良必、马云龙、柯来凤等六人外，全都见之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而《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阴第十一至十五行的官员亦几乎全部见于此碑碑阴，仅李灿因系鸠工人员，名字已两见于碑阳，故碑阴未列。此碑官员题名虽然有断失及泐失处，前面说过有的人名只剩一两个字，更有的只剩一两个字中的一两笔，但将它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相对照，仍然可以补齐即全部推定出来。凡是推断所补，皆有足够依据[4]，但是录文中仍然一律外打口，摹本则一概不补，以示矜慎。录文推补正确与否，亦留待日后找到碑阴全拓时再作检验。“侍奉香火道士”及“致政”各一组中人名断失泐失处，因无从核对，只好打口，付诸阙如了。
曹振彦之名列于“致政”的行列内，“致政”一组共有三行，推断每行满行十一人，第三行不满，总计原有二十七人。这一部分题名因碑下部有断失，故已不全。曹振彦题名列于其中第二行的首位，碑打断后恰好留在一大块的当中，因此得以偶然幸存下来。若不是这样，如果是遇上断失处，那就要音沉响寂，也就无法被人发现了。曹振彦的“彦”字下部字画似较零乱且已不甚清晰，但仍可辨识，末笔实作一捺，刻作“ ”。“彡”的这种结体布白形式，旧日书法中习见。此碑题名中“彦”字凡三见，除曹振彦之外，官员当中有张士彦，匠人当中有刘彦举，三个彦字都刻作“ ”。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有曹振彦题名，结衔为教官，此碑又有曹振彦题名，列在“致政”的行列内，这就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况，即曹雪芹高祖曹振彦在天聪四年四月还任“教官”，但到同年九月却已经“致政”了。和曹振彦情况完全相同的还有一冯志祥，也是先作“教”，后来“致政”的。
我在介绍《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时候，曾拟出一张曹振彦年表，直到那篇小文发表的时候，《重建玉皇庙碑记》原石当未找到，因而天聪四年九月致政曹振彦题名尚无由得知。现在可据这一新材料将那张年表的开头一条，补充修订成以下两条：
天聪四年(一六三O年)四月，教官，隶佟养性。
天聪四年(一六三○)九月，已罢任，但仍隶佟养性。
曹振彦在玉皇庙碑上题名之后，于入关之前，还作过旗鼓牛录章京，入关之后又作过知州、知府及盐法道，至顺治十五年尚在世。这也就是说，天聪四年以后曹振彦至少还有二十九个年头在世，并且数任官职。据康熙六十年刊本《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曹振彦之子曹玺“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及壮是三十岁，征山右指平定姜壤，事在顺治五年(一六四九年)，故知曹玺实生于泰昌元年即天命五年(一六二0年)或稍前，到天聪四年时是十一岁或稍大一点，因此天聪四年的曹振彦是三十来岁的壮年。《礼记·王制》：“七十致政”，正值壮年的曹振彦此时“致政”，可见绝不是告老还家，而只是一时罢任。曹振彦罢去教官之后，仍然隶属佟养性，所以才又随佟属下的汉军官员们一起在碑上留名。他这时大概在等候另任新职。
曹振彦原来作教官，隶佟养性，为汉军官员。当时的汉军称乌金超哈，直接对译为“重兵”之意，也就是使用红衣大炮的部队。曹振彦在这支部队当教官，无疑是炮兵教练官。《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正月戊子条载：“上出行幄，观新汉兵。谕日：‘若辈不耐寒，甚苦野处;可令栖宿村庄’，乃命八旗兵、炮手兵同赴庄村居住。”同日另条又载：“上令新入伍汉兵各缀白布于背，书新兵字样，驻御营外。”根据这两条记载，可知天聪四年正月曾有一批汉兵新兵入伍，称为炮手兵，这批新入伍的炮手兵需加以专门的技术操练，教官一职正是为此所设。但是至迟到同年九月，新兵训练已告完成，于是教官曹振彦、冯志祥等就都罢任，需听候另委新职了。
我在介绍《大金喇嘛法师宝记》时曾说起过天聪八年四月辛酉，后金将官名“易以满语”，“凡赏册书名悉为厘定”，于是备御改为牛录章京。同一天，“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又说起过天聪八年那一次论功序爵，大都是追叙天聪五年从征大凌河诸将所立的军功。现在再来对照《重建玉皇庙碑记》，天聪四年九月，曹振彦已罢去教官，但罢任之后仍与佟养性保持隶属关系，所以可能不久就又被起用，作了备御或旗鼓备御[5]，参加了大凌河之战。天聪四至八年问，曹振彦由教官而作了旗鼓备御，中间一度罢任，正是一个转折和过渡。当然从天聪四年九月到天聪八年四月之间曹振彦官职任免可能还有其他情形，不过现在是一时还无法得知而已。
曹振彦作了教官又罢任，这当然是适应乌金超哈部队的实际需要，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教官一职，只是临时所设，而与备御、游击等世职是显然有所不同的。这表明曹振彦即使在明代已经作了军官的话，也只能是下级军官，大约还不曾做到备御或相当于备御这一级的世职。从另一个方面看，金德纯《旗军志》载皇太极“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曹振彦之父曹世选在明代是做沈阳中卫指挥的，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沈阳为后金攻下，当时的曹振彦还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可能在明朝还没有担任过正式的官职，而只是以指挥使之子被俘后编入汉军的。因其为将家之子，自幼习武，有一技之长，所以后来便一度被任命为教官。曹振彦在明朝是否任职，以及怎样入后金，怎样作了教官等等详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新的材料加以论证，此处不便多作推测。
这件《重建玉皇庙碑记》不仅可以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互相印证，而且作出了补充，使我们对于天聪年间的曹振彦在汉军里面，在辽、沈一带的具体活动，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的发现，为研究曹雪芹上世的祖籍、旗籍和家世等方面，又提供了二件重要实物资料。其难能可贵，自不待言。象这件《重建玉皇庙碑记》，有关曹雪芹家世的碑刻史料，在辽、沈地区已相继发现四件，除《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以外，还有沈阳明成化二十三年《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和辽阳清崇德六年《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记》。综合分析这些碑刻史料，按迹寻踪，看来曹雪芹上世“著籍襄平”(辽阳)，“世居沈阳”的问题，可以说是相当明朗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初稿
一九七九年五月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