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母亲卧室里挂着一幅油画——《决斗》，使我在三岁那年认识了“我的诗人”，成为后来一辈子铭记的黑色剪影。我发誓用一生来守护这个真正的诗人，他是“我的”普希金，只属于“我”的普希金。每天我都要到附近的公园看望他，和他说话做游戏。虽然“他”只是又黑又高的纪念雕像，但却是我所有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后来我竭尽一切可能拿来诗集，并偷偷地躲在姐姐的橱柜中阅读，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我知道了茨冈人，知道了奥涅金，还有莫名其妙的黑暗势力，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普希金的“爱情”感染了我，爱的伤痛与别离成为我日后无法摆脱的生命印记。那天我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属于普希金的大海。它使我更加坚定了跟随诗人的决心，大海象征一切力量的源泉——永恒的自由的自然力，支持我永远为“诗人的名誉”而战。
【作品选录】
同我们的祖母和母亲最爱读的小说《简·爱》中的一章相仿，我就从红房间的秘密说起吧。
红房间里有一只神秘的柜子。
不过，要想走到那只神秘的柜子跟前，必须先经过母亲卧室里挂着的一幅画——《决斗》。
白雪，黑压压的树枝，两个穿黑衣的人腋下架着另一个人，朝雪橇走去。另外还有一个人背对着他们，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被人架走的是普希金，而向另一处走去的是丹特士。丹特士向普希金发出决斗的挑战，也就是说，他把普希金诱骗到雪地里来，在落尽了树叶的黑漆漆的林子里将他打死了。
关于普希金我最先得知的便是他是被人打死的。然后我才知道，普希金是一位诗人，而丹特士是位法国人。丹特士仇视普希金，因为他自己不会写诗，于是向普希金挑起决斗，也就是把他骗到雪地里，然后朝他肚子开枪。于是，在我只有三岁时就牢牢记住，诗人有肚子，于是回忆起我见过的所有诗人，我对诗人的肚子，对这些常常吃不饱饭的肚子，对使普希金送了命的肚子的操心程度丝毫不逊于我对诗人心灵的关注。普希金的决斗使我心中萌发了犹如护士一般的心态。确切地说，“肚子”这个词对我有一种神圣感，即使是最常见的“肚子疼”也会让我神情高度紧张，同情万分，没有丝毫的幽默感。这一枪着实打伤了我们所有人的肚子。
母亲的卧室只有黑白两种色彩，没有其他任何彩色，窗外的景致也是黑白两色： 白白的雪地和那些黑压压的树干。还有那幅由黑白两色构成的画——《决斗》，画中展现了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进行的黑暗的勾当： 恶棍成就了一件永恒的黑暗勾当——杀害诗人。
普希金是我知道的第一个诗人，我的第一个诗人被杀害了。
从那以后，对，就是自从我在纳乌莫夫那幅画上目睹了普希金被人杀害了以后，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便每时每刻在不停地被伤害。我把世界划分成诗人和众人两大部分，并且倾心于诗人一边，把诗人作为我保护的对象，使他不被众人所伤害，不管这些人都穿着什么衣服，都叫什么名字。
在我们的三池巷家里有三幅这样的画： 在餐厅里挂着《基督显灵》，充满了无法解开的谜： 耶稣居然这么小，又这么不可思议的近，这么近，又这么不可思议的小;第二幅画是《鞑靼人》，挂在大厅里乐谱架的上方。鞑靼人都穿着肥大的白袍子，正在没有窗户的石头房子里于白色柱子间杀头人(《头人被杀》);还有一幅画就是母亲卧室里的《决斗》。两个凶杀和一个显灵。三幅画都很可怕，都难以理解，都挺吓人的。受洗礼的那些长着不曾见过的黑鬈发、鹰钩鼻、赤身裸体的人加上小孩是那么多，以至于把河都占满了，见不到一滴水，这种可怕的景象绝不亚于另两幅画。这三幅画都可以很好地培养孩子去直面他们即将遇到的可怕的世纪。
普希金纪念像不是普希金的(所有格)纪念像，它就是普希金纪念像，而不是由两个都令人费解的、拆开来单独看就都不复存在的概念——普希金和纪念像组成的，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词。它永远屹立着，经受着风吹雨打和冰霜雪冻的考验。呵，我看见了压满积雪的双肩，那是承受了全俄罗斯所有积雪的双肩，是来自非洲的健壮有力的双肩!无论是在朝霞初升时还是在暴风雪肆虐的时候，也不论是我走来还是离去，跑走还是跑来，它总是站在那儿，手中握着那顶永远不变的礼帽。这就是“普希金纪念像”。
普希金纪念像是我们散步的必到之处，是我们散步的起点和终点： 从普希金纪念像出发，又回到普希金纪念像。普希金纪念像还是我们赛跑的终点： 看谁最先能跑到普希金纪念像跟前。只有阿霞的保姆有时会简略地说：“让我们去普希金那里坐一会儿。”而我总是一本正经地要纠正一遍：“不是去普希金那里，是去普希金纪念像那里。”
普希金纪念像还是我感受空间的第一个尺度： 从尼基塔门到普希金纪念像——一俄里地，这是普希金的永恒的路标，是《鬼怪》的路标，是《冬天的道路》的路标，是普希金一生的路标，也是我们少儿文选读本的路标，那些有条纹的，凸起的，不理解但却被接受的路标。
普希金纪念像已经融进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在我童年生活里，它跟钢琴和窗外站着的警察伊格纳季耶夫一样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只不过，警察伊格纳季耶夫虽然也与雕像一样纹丝不动，却没有那么高大。普希金纪念像是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散步的两个去处之一(没有第三个去处)——要么去大主教水塘，要么去普希金纪念像。而我总是更愿意去普希金纪念像，因为我喜欢敞开外公送给我的白色卡尔斯巴德蛇式“短上衣”奔向纪念像，让衣服在奔跑中随风飘舞，跑到纪念像跟前，再绕行一周，尔后抬起头仰望那位脸庞和手臂都是黑色的伟人。他从不看我，他同我生活中遇见的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没有相像之处。有时候我喜欢单脚蹦跳着围着纪念像转。别看安德留沙是细高个儿，阿霞也很轻巧，而我却胖乎乎的，但是跑起来他们都不如我。因为我总是好胜心很强： 只要能最先跑到，累趴下也无所谓。我很高兴，因为普希金纪念像是我赛跑第一次获胜的地方。
我还和普希金纪念像做一种单独的游戏，一个我自己发明的游戏： 把像儿童手指般大的白色瓷娃娃放在纪念像脚下。凡是上世纪末在莫斯科长大的人都知道，在瓷器市场上总有一些小玩意儿出售： 蘑菇下面的地精、撑着伞的小娃娃等等。我把这种小玩意儿放在巨人的脚下，慢慢地仰视整个花岗石雕像，一直到脑袋无法再向后仰为止，以此来比试个头。
普希金纪念像还使我头一回分辨了黑与白两种颜色： 黑的是多么黑呀!白的又是多么白呀!——因为黑色的是巨人，而白色的却是可笑的小玩意儿，同时我必须立即做出选择，于是我便永远地选择了黑色的巨人，而不是白色的小玩意儿，是黑的色彩;而不是白的色彩;黑色的沉思，黑色的命运，黑色的生活。
普希金纪念像使我对黑色有一种近似疯狂的热爱。这种对黑色的迷恋伴随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也会因为那些偶然闯入我眼睛的黑色的东西而感到愉快，譬如，在电车车厢里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只要我身边有黑色的东西，我心里就特别高兴。在我身上同时并存着白色的平凡和黑色的神圣。在每一位黑人身上，我都能体会出对普希金的爱，都能认出普希金的模样——我那启蒙前的童年时代的，也是整个俄罗斯的黑色普希金纪念像。
……我喜爱他，是因为无论我们是离他而去，还是迎面而来，他总是站立不动。无论是大雪纷飞还是落叶飘零，无论是朝霞初升还是碧空如洗，抑或是冬天那奶白色的昏暗的天空，他都纹丝不动地站着。
有一次，普希金纪念像来到我家做客。当时我正在阴凉的白色大厅里玩耍。这玩耍其实就是坐在钢琴下，后脑勺靠在蓬莱礁花盆边沿上，或是无声无息地从大木柜子那里跑到镜子跟前，额头正好够着镜子下端。
铃响过以后，一位先生从大厅里走过。母亲急忙从他刚刚经过的会客厅里走出来，轻轻对我说：“穆霞!你看见那位先生了吗?”“看见了。”“他是普希金的儿子。你不是知道普希金纪念像吗?这就是他的儿子。一位受人尊敬的监护人。别走开，也别闹，等他出来时，好好看一眼。他长得可真像他爸爸。你不是知道他爸爸的模样吗?”
时间过得真慢。这位先生总也不出来。我静坐在那里，不吭声，眼巴巴地望着。我独自一个人待在阴冷的大厅里，坐在一把维也纳式的椅子上，不敢站起身，生怕那位先生会突然一下子走出去。
他走过大厅——的确是突然间。不过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同我的父母一道。我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于是便看妈妈。但她一下子捕捉到我的目光，狠狠地暗示我去看那位先生，于是我便一下子看到了他胸前佩着的那枚星章。
“穆霞!你看见普希金的儿子了吗?”
“看见啦。”
“他长什么样?”
“他的胸前有颗星星。”
“星星!胸前有颗星星的人难道还少吗!你可真行，专拣不该看的东西……”
“好吧，穆霞，要记住!”爸爸接过话题说，“今天，在你刚刚四岁的时候，你看到了普希金的儿子。将来你可以讲给孙子们听了。”
母亲成天对我唠叨的，老保姆整天喋喋不休的，父母叫我看和记住的事物，都是些和物有关系的东西——商场里的白熊、喷泉上的黑人、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雕像等等，都不是活人。即使那次他们把我举起来，从人群上方让我看到的沙皇和约翰·喀琅施塔得斯基，也不属于人类，而属于圣者。因此，这一次便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仿佛是普希金纪念像的儿子来我家里做客。不久，没有定性的儿子这个属性也变得模糊了： 普希金纪念像的儿子变成了普希金纪念像。于是，到我们家里来做客的仿佛就是普希金纪念像了。
愈是年龄增大，我心中的这个意识愈是强烈： 普希金的儿子，正因为是普希金的儿子，因此成为纪念像。这纪念碑是双重的，既是普希金的荣耀的纪念碑，也是他的血统的纪念碑。现在，活过了这一生，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说，在上世纪末的一个凉爽的清晨，普希金纪念像来到了我们在三塘的家里。
于是，在普希金之前，在唐璜之前，我曾有过自己的领路人。
于是，我曾有过自己的领路人。
我的第一个普希金是《茨冈人》。阿乐哥、真妃儿，还有老头——这些名字我从未听到过。我只认识一个老头，那就是塔鲁萨养老院里一只手麻痹的奥西普老头。他的一只手干瘪了——因为他用黄瓜打死了自己的哥哥。我的外公亚·达·梅因还不是老头，老头们都不同我来往，他们都睡在大街上。
我从没见过活的茨冈人，但是却有一回听到过关于一个茨冈女人的故事，那是我的奶妈，她特别喜欢金子。当她知道别人送给她的耳环不是纯金的而仅仅是镀金的时候，她竟然把耳环从耳朵上连肉扯了下来，在镶木地板上踩踏。
爱情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词。当胸中感到炽热，当心窝窝里(人人都很清楚那个地方!)有股热流却又不对任何人诉说时——爱情就降临了。我的心里从来都是热乎乎的，但我却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从来都是这样。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只有茨冈人才是这样。阿乐哥爱上了真妃儿。
而我却爱上了《茨冈人》： 我爱上了阿乐哥，爱上了真妃儿，还爱上了那个玛丽乌拉，爱上了那个茨冈人、那只小熊、那座坟墓以及讲述这一切的奇特的语言。但是我却不能对别人吐露一个字： 不能对大人讲，因为我是偷偷读的;也不能对小孩子们说，因为我根本瞧不起他们。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切都是我的秘密——我的红房间的秘密，我的蓝皮书的秘密，我的胸窝子里的秘密。
我从来都喜爱文学作品和书籍，就像喜爱我的孩子和所有的孩子，而且还特别看重分量。至今，一听到别人在赞许某个新作，我必然要问：“长不长?”“不长，一个短短的中篇而已。”“那么我就不看了。”
安德留沙的文选读本无疑是很厚的，它被其中许许多多的内容撑厚了： 有巴格罗夫孙子和巴格罗夫爷爷;有疯狂地爱自己的孩子，贴在孩子胸口呼吸的母亲;有装满年轻的傻乎乎的福清捕来的鱼的水桶;还有口中念叨着“你又睡不着啦?”的尼科连卡;有迅捷的猎狗和骏马，以及俄罗斯的抒情诗人们。
我立刻把安德留沙的文选读本弄到手，因为他不爱读书，也读不下去，可那些文学作品不仅需要阅读，还要领会，还要抄录，并且要用自己的语言转述，我没上过学，自由自在，因而文选读本成了我的心肝宝贝。母亲没有管我，大概因为她觉得，既然是文学选读，就不会有任何超前的内容。其实，所有文学作品对于儿童来说都是有点超前的，因为它们所讲的一切都是孩子们所不知道，并且也不能知道的东西。譬如：
是谁披星戴月，
这么晚还骑马赶路?
(当妈妈提出这个问题时，安德留沙回答道：“我怎么会知道?”)
……他为何对帽子那样珍惜?
因为里面有封密信。
科丘别伊向彼得皇上，
告发了恶魔黑特曼。
我不知道别的孩子怎么样，反正我在这四行诗中只懂得恶魔这个词，而且因为恶魔这个词在三个名字当中，所以我以为这三个都是恶魔： 黑特曼、彼得大帝和科丘别伊，我在这之后很长时间里都没能明白(即使现在也不完全明白)，原来恶魔只有一个，至于是谁自然也不会知道。至今我仍然以为黑特曼就是科丘别伊和彼得大帝，而科丘别伊就是黑特曼，等等。三人合在一块，这就是恶魔。自然，什么叫做告密我也是弄不明白的，不管别人怎样解释给我听，我还是不明白，内心里弄不懂，至今依然搞不懂，怎么可以写告密信。结果我脑海里出现的便是： 一个哥萨克骑马奔驰在虚幻的明朗天空下(梦境!)，繁星和明月同时高照(这是不可能的!)，他披星戴月，就是为了能让人把他看清楚!他头上戴着帽子，帽子里藏着那个秘密的东西——告密信，也就是科丘别伊向彼得大帝告发恶魔黑特曼的那封信。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历史，而这第一个历史故事是充满罪恶的。顺便补充一句，当我在国内战争期间听到“黑特曼”(说明一下，是斯科罗帕斯基)演讲时，我立刻联想到那个倒下的哥萨克。
第一次看到了大海，但我并没有爱上它，而是同大家一样，渐渐学会了利用它，在它里面玩耍： 采集石子、互相击水嬉戏，就像一个幻想获得非凡的爱情的少年一样，渐渐学会了该怎样抓住时机。
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看到： 当年我“走向大海”其实是走向普希金的胸怀，我走进了普希金的胸怀，同拿破仑、拜伦一道，伴着普希金心灵的波涛的絮语和浪涛飞溅的轰鸣，走进了普希金的心灵。自然，我在有蛤蟆岩的地中海，以及后来在黑海和大西洋，都再也没有感受到这一点。
走进普希金的胸怀，也就是走进那张容括了世界和大海的全部蓝色的明信片。
(更确切地说，就是走进那个在我耳边鸣响的小贝壳里。)
“致大海”就意味着大海+普希金对大海的爱;就意味着大海+诗人，不!诗人+大海，即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念念不忘的两种自然力：
自由的自然力的自然力，
与诗的自由的自然力共在——
在这里，诗人省略或者暗示了第三种，也是惟一一种自然力： 抒情的自然力。
但是，“致大海”也包含着大海对普希金的爱： 大海是朋友，大海在召唤，在期待，它害怕普希金把它忘却，因此，普希金像对待活人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对它许诺。大海是有回应的，那惟一的一次回应不像幸福的爱情那样空虚，而是极其充实的，超越了天际。
这样的大海——我的大海——我的和普希金的“致大海”的大海只能写在纸上和留存在心里。
还有一点： 普希金的大海是告别的大海。无论是与大海，还是与人，都不是这样相逢的。只有告别才是这样。我怎么可能第一次与大海相识就感受到普希金与大海永远诀别时的心情呢，因为那是普希金最后一次站在海边。
我的大海——普希金的自由的自然力的大海，是最后诀别时的大海，是最后看一眼的大海。
是否是因为我小小年纪就多次亲手写下了“再见吧，自由的自然力!”的诗句，或者没有任何原因，我不过是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
完全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与大海的相逢正是与它的诀别，是双重意义的诀别——是与那从未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转身背对真正的大海、用白色的石头在灰色岩面上再现出来的自由的自然力的大海的诀别，也是与那曾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我看了第一眼就无法再爱它的真正的大海。
再补充一句： 我由于年幼无知而把“自然力”与“诗歌”当成一回事，现在看来恰巧是具有洞察力的远见：“自由的自然力”原来并不是大海，而就是诗，也就是人们无法与之诀别的，永远不会与之诀别的惟一的诗。
1937年
(董晓译)
【赏析】
玛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极具艺术气质但命运多舛的女诗人，除了众多的诗歌作品外，她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散文体自传。1927年至1937年间，茨维塔耶娃创作了《回忆录》，追忆早年生活中重要的人与事。当时正值女诗人流亡法国，因此整部作品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郁色调。茨维塔耶娃用诗性的思维和语言重温了为尘俗所遮蔽的经历，她希望能够借助对往事的回忆稍稍摆脱命运沉重的压迫。
《我的普希金》历来被视为《回忆录》较特别的作品。与一般传记作品以描述真人真事为目的不同，茨维塔耶娃笔下的普希金并非活生生的人物，而只是她建构出来的形象，一个存活在女诗人心底的“影像”。通过这篇散文体自传，我们可以触及一个天才女诗人之所以义无反顾地选择诗歌道路的心理根源。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的普希金》是一段纯粹的“精神自白”，它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童年回忆，而是直截了当地深入自述者童年的内心世界。这一场“童年寻梦”，是茨维塔耶娃与自己内心诗歌灵魂的对话。普希金是女诗人的诗歌灵魂，他深刻地影响了茨维塔耶娃的生活，包括她的爱情观。
三岁那年，母亲卧室里的一幅黑白油画——《决斗》使茨维塔耶娃与普希金结缘，她与这位诗人“私定”终生。茨维塔耶娃的母亲有罕见的音乐天赋，她非常希望把女儿培养成一个真正的钢琴家，因此茨维塔耶娃与生俱来的诗歌天赋，常遭到母亲的奚落和嘲讽。但茨维塔耶娃继承了母亲身上坚定强硬的品格，她不允许自己对普希金有任何背叛，因为那位画中人已经成为她一辈子追逐的“梦想”。
为了躲避母亲的责难，茨维塔耶娃把对普希金深刻的爱恋隐藏心底，每天偷偷摸摸和他“约会”。茨维塔耶娃童年时居住在著名的普希金纪念像附近，她经常去看望那位终年屹立在莫斯科特维尔街林荫花园里的巨人。黑色的普希金纪念像是茨维塔耶娃唯一的朋友，也是她唯一的听众，茨维塔耶娃喜欢对着普希金纪念像说话，围着它做游戏。在小女孩看来，这是一位精神领路人。在茨维塔耶娃的眼中，只有真正的诗人是值得认识和尊敬的，其他人根本不值一提，哪怕是人人敬仰的至高无上的沙皇。黑色的普希金雕像使茨维塔耶娃对于“黑”产生近似疯狂的迷恋，黑色是一种单纯，更是一种抗争的气质。童年的茨维塔耶娃并不能预见自己的人生，但这种“黑色般”坚贞的信仰实际上已深深地植根在她的心里。日后的流亡经历证明，“黑色”是描述她人生的最恰当的颜色，“黑色的一课”是普希金带给茨维塔耶娃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课。
后来，普希金从一个“玩伴”变成诗集里奇特的诗句，六岁的茨维塔耶娃如痴如醉地读着茨冈人、奥涅金和塔吉娅娜，她必须偷偷地躲在姐姐的柜子里读那些有趣的故事才不至于被母亲发现。一个六岁的孩子并不能懂得“爱”的真正含义，但是普希金告诉她，“爱就是走了不再回来，但它曾经来过。”真妃儿和阿乐哥让茨维塔耶娃体味到爱的伤痛，塔吉娅娜和奥涅金让茨维塔耶娃懂得了爱的沉默不语。这种模糊的“爱的忧伤”在后来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茨维塔耶娃从小就体现出一种诗人的敏感与热情。强烈的感情需求使她渴望被火一般的爱恋所包围，并大胆而真诚地向自己所爱的人奔去。遗憾的是，她一辈子都没有能完全得到她心目中向往、诗篇中抒写的爱情，爱情总是在最后一刻悄悄地离开，包括她与丈夫的生死离别。感情上过于热烈的人注定没有幸福长久的爱情，这种性格从六岁的回忆中，从普希金的诗集中找到了最初的影子。茨维塔耶娃并不是在模仿普希金笔下的爱情故事，而只是从这些故事形象中认出了自己。因为普希金，茨维塔耶娃明白，属于自己的爱情注定是悲伤的，这似乎是每一个真正的诗人必经的爱情之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因此更偏爱离别与死亡的主题。
除了揭示茨维塔耶娃与普希金的灵魂上深刻的亲缘性，这篇传记还体现了文学大师之间的“血脉传承”。每个文学大师都能找到他潜在的亲属，那些影响过他的人，以及将受他影响的人。但丁把维吉尔看作引路人，金斯堡把惠特曼称作父亲，而茨维塔耶娃则把普希金称为兄长。文学的血脉体现一种承续的传统。普希金将诗的精神传递给茨维塔耶娃，而茨维塔耶娃把这种信仰通过诗句留给读她的后人。这是诗人的使命，是一代又一代诗人相互传承的理想。
但这种文学血脉的传承并不意味着茨维塔耶娃要仰视“普希金”。普希金并不是茨维塔耶娃膜拜的对象，即使在普希金面前，她也力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两个同样伟大的灵魂一样平等地交往。传记中她把普希金称作兄长，而不是父亲。她说：“我可以握着普希金的手，但决不吻他的手。”或许在茨维塔耶娃心目中，普希金确实还活着，并且与自己的生命相伴始终。普希金是她诗歌的兄长，又是她精神上超越时空的情侣。因此，坚定一个真正的诗人的理想，才是茨维塔耶娃与普希金最相像的地方。
诗人爱伦堡曾评价茨维塔耶娃说：“她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说：‘作为一个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对于茨维塔耶娃则可以换一种说法：‘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 茨维塔耶娃是在普希金的陪伴和启蒙之下开始她的人生之路的，多年来，“普希金”始终居住在茨维塔耶娃的身体里，她与普希金的亲缘性和亲密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是作为一个诗人而生的。正是普希金的引领和支持，她能够始终高昂不屈的头颅，保持一个人的品格。
创作《我的普希金》时，茨维塔耶娃已经45岁。岁月的沧桑并没有在她的文字中留下风霜的印痕，相反，诗人的笔调充满了孩童般的天真与直率，且具有一种略带俏皮的黑色幽默。对诗人与诗歌的真诚之爱，对自由的自然力和抒情的自然力的炽热之爱，使茨维塔耶娃能够在流亡的日子里依旧保持一种高贵、尊严和从容。
(庄加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