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诺曼·梅勒(1923— ),美国犹太裔作家,生于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童年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度过。19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军队服役两年,战后从事写作。梅勒是个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小说家,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同样感兴趣。他的作品往往直接反映美国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并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全国图书奖和全国艺术俱乐部文学金质奖章等多项奖。发表于1945年的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是梅勒的成名作,因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军队中官兵之间的对立关系,被公认为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佳小说之一。《巴巴里海滨》 (1951)则象征性地描写了美国左派政治力量和右派政治势力的冲突。《鹿苑》(1955)以同样的手法描绘了好莱坞电影界的苦闷和窒息。10年后,发表的长篇小说 《一场美国梦》(1965)逼真地描写了美国社会中肆无忌惮的暴力、凶杀和强奸事件,从而揭示了美国的混乱和美国梦的破灭。《我们为什么在越南》 (1967)都是一部宣扬存在主义的作品。《古代的傍晚》 (1983)是梅勒的一部近作,主要以古代埃及为背景。自1959年以来,梅勒在创作上发生了重大转折,连续发表了多部“新新闻报导”作品,或称为“非虚构小说,主要有长篇论文《白种黑人》 (1959) ,散文集《总统文件》 (1963)传记《玛丽琳》 (1973)。《夜间的大军》 (1968)等详尽地记叙了新左派向五角大楼进军的过程。而作为 “生活实录小说”的《刽子手之歌》(1979),因深入地探讨了一名死囚犯罪的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被誉为非虚构小说的代表作。梅勒是当代美国文坛的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不少作品剖析了美国社会中的病态现象,在文体上也敢于作大胆的探索。但作品中不免有一些不健康的成份,如过分渲染了变态心理和变态情欲等。
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艘满载美国士兵的军舰趁着夜色向南太平洋的安那波佩岛进发。凌晨四时,军舰向岛上的日本守军发动炮轰,随后,师长卡明斯少将率特种分遣队在半岛尖端登陆。最初几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重大抵抗。岛上驻扎的日本兵不下5.000人。他们建造了一条牢固的防线,准备长期固守。所以卡明斯将军也不敢贸然向前推进。他从手下6.000人中抽调了三分之二的兵力,运送辎重,修筑道路,作好战前准备。一个月后,部队推进到距日军防线不到1000码的地方。卡明斯估计两周以后道路可以修筑完毕,再用一周即可突破日军防线。可就在这时,部下却象野兽一样进入冬眠状态,他的指挥不灵了。卡明斯感到心烦意乱。于是他加强了纪律要求,并首先拿自己的副官赫恩少尉开刀。卡明斯时不时地斥责赫恩,说他对勤务兵管教不严,还不断分派给他一些无聊的工作。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赫恩很有独立自主性,明白自己不过是主人膝下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一天,他完成任务回到卡明斯帐篷汇报,见帐篷内空无一人,便故意将一支未抽完的烟卷仍到光洁如镜的地板上,用脚踩碎,以发泄心中的愤懑。卡明斯回来后,见地板上乱扔着火柴棍和碎烟头,并看到了赫恩留在书桌上的纸条,知道这是赫恩干的,不禁勃然大怒: 对这种犯上行为,必须趁早收拾! 他打电话找来赫恩,问赫恩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赫恩直截了当地说: “战争不是好事情,某个人想推行他的制度,结果造成千百万生灵涂炭。”而卡明斯的理论则认为,战争是“权力道德”的表现,所有的人都转向极权,不识时务者都将被粉碎淘汰。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将军把一支烟扔到赫恩脚下,命令他拣起来,否则就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囚禁五年。赫恩在卡明斯的胁迫下,只得屈辱地弯腰将烟台捡起。对于将军这种强使部下服从的作法,赫恩少尉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非常反感,于是他坚决要求调离,卡明斯把赫恩派到达勒逊少校的部下,让他继续在那儿出乖露丑,因为将军知道,赫恩代表了一种使他的理论无法成立的反叛力量。卡明斯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派一连兵力乘小艇绕到南岸陆登,穿过安那卡隘口,打进敌后,以接应北岸的登陆行动。他命令赫恩指挥一个侦察排先去侦察,一下穿过隘口通往敌后的路线。赫恩和克劳夫特上士带领侦察排乘小艇绕到南岸登陆后,在密密的丛林里艰难地开路前进,刚到达了安那卡隘口,就遭到日军伏击,威尔逊腹部中弹,其他人只得暂时撤回安全地带。克劳夫特上士却不肯善罢干休,他虽然没有卡明斯将军的思想和理论,但支配欲之强烈则不亚于将军。赫恩也一夜没有入睡,因为如果完不成探路任务,没法回去向卡明斯交差,赫恩决定先派马丁内斯趁黑夜上前面摸摸情况,马丁内斯发现,密林里仍埋伏着许多日军,但克劳夫特不让马丁内斯把真实情况告诉赫恩,克劳夫特是个权迷心窍的家伙,对赫恩调来侦察排怀有强烈的妒意。想诱使赫恩上当,谎告他前边非常安全,没有任何日军。赫恩听说后,决定继续前进,结果进入密林不到半小时即遭到日军伏击,头一排子弹就把走在前面的赫恩打死了。克劳夫特立刻成了侦察队的头,他命令,改变路线,攀越安那卡山峰,山路崎岖,山峰高耸入云,克劳夫特凶恨无情地驱赶着士兵,大家累得幽灵般地挪动着脚步。在距离顶峰不到一千呎时,遇到了一条四米宽的深涧,士兵们所处的位置极糟,只能横着跳,到对山后又必须马上站稳,任何一点差错就意味着粉身碎骨,侦察队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跃到对岸,只有犹太兵罗恩极度疲劳,双腿发软,没能跳过去,惨叫着摔下了悬崖,到了第二天早晨,原本就十分低落的士气消失殆尽,克劳夫特睡觉时,大家商量决定,拒绝继续前进。瓦尔森当着克罗夫特的面宣布,说他不走了。克劳夫特威胁要以违抗军令枪决他。瓦尔森告诉他,除非枪决每个人,因为大家都不走了,但遗憾的是,其他士兵都被克劳夫特镇服,没人敢站到瓦尔森一边。在克劳夫特的枪口下,瓦尔森最后只得屈服,侦察队又向上攀登了几小时,就连克劳夫特自己也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他透过浓密的树叶看到了阳光,知道山顶就在眼前。就在这时,他昏昏沉沉地撞着一个形状如足球的大蜂窝,被激怒的黄蜂成群结队地向士兵们袭来,士兵们被螫得哇哇直叫,跌跌滚滚地逃下山去,克劳夫特自己也对付不了这些可怕的黄蜂,只得跟在大家的后面往回撤。他最终放弃了登山计划,一队人踏着丛林中的老路,默默无言地返回营地。第二天,由前来接应的登陆艇送回部队,回来后不久,克劳夫特就了解到,他们的侦察任务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卡明斯少将煞费苦心地制订好周密的作战方案,并亲自离开海岛去争取海军支援,可是,没等他回来,安那波佩战役已不战而胜。原来日军早已弹尽粮绝,他们的军需仓库早在五星期前就中弹烧毁,整个防线支离破碎,有的阵地已经撤空,可卡明斯对此一无所知,他过去接到的军事情报没有一份是真实的。虽然,战事已经结束,海军却照样派来军舰,照样进行炮击和登陆。随后,电台广播了攻克全岛的胜利捷报,并把胜利归功于卡明斯将军的正确指挥和海军的有力支援。这一结论还将写进美国历史。
作品鉴赏 在众多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的小说中,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是出类拔萃的一部。小说的深度在于它不是简单地记叙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而是以战争为背景来反映更为深广的社会和历史主题。
与其它战争小说不同,《裸者与死者》并没有笔酣墨畅地描绘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战场,其激烈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内部——在卡明斯将军和克劳夫特代表的一方与赫恩(有时也包括瓦尔森)代表的另一方的两个阵营间进行。卡明斯将军是个带有浓郁的法西斯色彩的军人,他鼓吹权力至上,自命未来的世界必定是一个极权世界。他相信自己的理论,更迷信手中的权力,常用自己的职务和权威强行压垮下级军人的精神和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卡明斯将军可谓政治、军事统治力量的代表,他的权力可以渗透到人的存在的任何一个方面,这种权力也因此构成了对人类的威胁,至于克劳夫特也同样具有主宰他人的强烈欲望。他虽不懂卡明斯将军的思想,却是其理论不折不扣的忠实的执行者。他是暴力和兽性的化身,不仅憎恨敌人,同时也憎恨自己人,并让这种仇恨蔓延滋生,以至导致自相残杀的恶果。
作为他们的对立面存在的赫恩少尉则代表了自由理想主义,他来自哈佛大学,对整个战争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情士兵的处境,甚至敢于 (不自量力地) 同权力象征进行抗衡,而代表虚无主义的士兵瓦尔森实际上也等于站在他这一边。战争的特殊环境把双方的较量推向顶点。随着战役的不断展开,卡明斯唯权力论的铁腕统治更加强硬,代表这种权力的下士克劳夫特更加凶残无情,企图维护人类尊严和信仰的赫恩等更加无力抵抗。尽管较量似乎一边倒,但最后并没有得出胜负结局,因为双方都以失败而告终: 赫恩可以说是死在自己人设置的圈套中,从此和他代表的信仰一起在小说中销声匿迹;瓦尔森不得不在克劳夫特的淫威下屈服; 自认为作战骁勇的克劳夫特连一座山峰也不能征服,反而在一群黄蜂面前出尽丑态、抱头鼠窜; 至于所谓杰出的战役指挥者卡明斯将军本质上则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最后的胜利与他周密的计划毫无关系,而是他不在场时,由一系列他权力控制之外的偶然事件造成的。我们注意到,小说貌似悲状的战争场面中,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没有可歌可泣的业绩,甚至也没有真正的敌方。日本军队的存在只是为了增添气氛,从来也没有成为作家描写的重点。小说的结尾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战争早已结束,匆匆赶来的海军却照样对没有敌人的海岛进行炮击和登陆。《裸者与死者》属于美国文学创作主流的现实主义和社会批判小说,但也具有浓烈的自然主义色彩。诺曼·梅勒以军队生活中的恐怖和压力,集中反映了社会生活对美国人的威胁和压迫,以军队的森严等级象征战后的美国社会等级,以战争的荒唐代表整个社会存在的不合理性。在卡明斯和赫恩的对立上,作者以高超的手法对战争的历史和哲学含义,甚至对整个人生和社会的存在及意义进行发掘。最后赫恩被摧垮,权力打倒理智,兽性战胜人性。这一结局代表了作者对未来的悲观看法,梅勒似乎以此来告诫美国公众,要警惕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国家的复苏和蔓延,除非人们有足够的力量扼止它,否则必将带来严重恶果。这种有刺激性的主题冲破了以往战争小说的创作思想,或许这正是《裸者与死者》格外受到公众欢迎的一个原因。小说的创作手法也是十分成功的。语言是士兵们熟悉的粗犷的“战壕语言”,毫无做作之感。艺术上作者采用多斯·派索斯“时间机器”的手法,自然的插入和倒叙使作品的层次丰富鲜明,结构严谨有序,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艺术整体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