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川剧赴京演出团上演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笔者有幸看了一场《乔老爷奇遇》。也许是多年来饱尝帮八股之苦的缘故吧,这次尽管是“故戏”重睹,却犹如乍见瑰宝,耳目顿觉一新。
这“新”,可以这样那样说出许多,但我认为最突出的,是“新”在乔老爷的白鼻梁上。
按说,打从乔老爷在川剧舞台上呱呱坠地之日起,他老先生的鼻梁上就有那么一块白,应该说是“古已有之”,算不得什么“新”。然而,比之于前些年“四人帮”统治的文艺舞台,却又的的确确非常之“新”。你看,戏的“第一号人物” ,竟然是个“又丑又穷,象个狗熊” 的书生! 他不仅行动迂阔,呆头呆脑,而且脸上还醒目地带着那道丑的标志——白鼻梁。对于这位丑相公,作者偏偏赋予他扶危济困、刚直不阿、诚实憨厚、心地善良等种种美德,赋予他出众的才华,最后还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天官府小姐许给了他。这不是很奇特的吗?
林彪、“四人帮” 曾经给传统剧目判以种种罪名,加以禁锢。这出《乔老爷奇遇》,别的不说,光是给“一号人物”乔老爷抹上白鼻梁这一条,就足够“枪毙” 的了。试想,“英雄”居然长相丑陋、行动可笑,置“三突出” 原则于何地? 岂非给英雄脸上抹黑而何? 并非笔者有意耸人听闻,回首“四人帮” 猖獗之时,那些按“三突出”模式铸造出来的各类作品的头号主人公,哪个不是“高大完美“、“止于至善”? 他们说的是带韵的豪言壮语,走的是豪迈的坚定步伐,头上闪着光圈,浑身都是胆识,完全是一些高踞群众之上的超人,身在云端的仙人。这样的人又岂能鼻梁上有白!
其实,生活是复杂的。人物外形和内心并不是一回事,现象和本质之间也往往存在矛盾。有时,美丽的外衣掩盖着丑恶的灵魂; 有时,丑的外形下却有着一个美好善 良的内心。而乔老爷这个形象之所以感人,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写了这个外表和内心的矛盾。外观丑而内心美,行动呆、迂而性格刚、强,……这些矛盾着的东西和谐地粹于乔老爷一身,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在强烈的对比中,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完全是黑格尔老人说的 “这一个” 。观众们正是从这样的典型形象中获得思想教益和艺术享受。而这种外形丑内心美的艺术形象又何止乔老爷! 《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看守人加西莫多不就是一个?
也许有人要问: 你就乔老爷的白鼻梁发了这么一通感慨,是不是认为写英雄必须写他的缺点错误、通通带上“白鼻梁”呢?答曰:否。照我看来,要不要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错误,这不是可以做硬性规定的事情,而要以生活现实为根据,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依塑造人物的需要而定。笔者的意思仅仅是,希望解脱“四人帮”强加于创作的枷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人物塑造上,则希望抹去“英雄”头上的光圈,把他们放回人间,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的活人、真人,而不是神。如果需要的话,有人(敬请注意,是“有人”,而不是“一切人” )的鼻梁上也不妨带一点“白”的。总之一句话,就是希望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进行写作。如此而已。
(1979年1月14日《北京日报》)
赏析 假如现在来谈论“一号人物”鼻梁上是否可以有“一块白”,自然是陈芝麻、烂谷子了;但在1978年底,极左思潮的乌云还压在思想界、文艺界头上,敢把“头号主人公”的鼻子弄得那么丑,还真得有点吃螃蟹的勇气呢!
替佳作捧场,是文艺批评的差事;杂文也可以呐喊几声,只是它太不安分,总还要借机议论一番。《有感于乔老爷的白鼻梁》便是如此。它死盯住这位相公的鼻子,由旧到新,又由新到旧,喋喋不休。乔老爷原本其貌不扬,是为旧;在十八层地狱里蹲了十几年,又登上舞台,是为新。这新却也还是旧,但这旧,正是真理之所在——作家不正是应该“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进行写作”么?显然,这新与旧的更易,并不只是文艺舞台的幕起幕落,也不只是政治舞台的上场下场,还有虽非深奥,却易为人忽略的生活哲理:人不可貌相。乔老爷如此,加西莫多如此,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不也一样么?
杂文有感而发。引发者多不是什么军国大事,妙手却能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出既带普遍性,又具深刻性的道理,使人恍然大悟,或为之一震。本篇就有这个特点。杂文犀利,常在于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倘有偏颇,原因也往往出在这里。本文抓住乔老爷的白鼻梁,直攻“高大全”,可谓锋芒毕现,但它又决不赞成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律鼻子涂白,甚为严谨。这又是一个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