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云,“哑吧吃黄连”,谓有苦说不出也。但又云,“黄连树下弹琴”,则苦中作乐,亦是常有的事,哑吧虽苦于说不出话,盖亦自有其乐,或者且在吾辈有嘴巴人之上,未可知也。
普通把哑吧当作残废之一,与一足或无目等视,这是很不公平的事。哑吧的嘴既没有残,也没有废,他只是不说话罢了。说文云,“瘖,不能言病也。”就是照许君所说,不能言是一种病,但这并不是一种要紧的病,于嘴的大体用处没有多大损伤。查嘴的用处大约是这几种,(一)吃饭,(二)接吻,(三)说话。哑吧的嘴原是好好的,既不是缺少舌尖,也并不是上下唇连成一片,那么他如要吃喝,无论番菜或是“华餐”,都可以尽量受用,决没有半点不便,所以哑吧于个人的荣卫上毫无障碍,这是可以断言的。至于接吻呢?既如上述可以自由饮啖的嘴,在这件工作当然也无问题,因为如荷兰威耳德(Van de Velde)医生在《圆满的结婚》第八章所说,接吻的种种大都以香味触三者为限,于声别无关系,可见哑吧不说话之绝不妨事了,归根结蒂,哑吧的所谓病还只是在“不能言”这一点上。据我看来,这实在也不关紧要。人类能言本来是多此一举,试看两间林林总总,一切有情,莫不自遂其生,各尽其性,何曾说一句话。古人云“猩猩能言,不离禽兽,鹦鹉能言,不离飞鸟。”可怜这些畜生,辛辛苦苦,学了几句人家的口头语,结果还是本来的鸟兽,多被圣人奚落一番,真是何苦来。从前四只眼睛的仓颉先生无中生有地造文字,害得好心的鬼哭了一夜,我怕最初类猿人里那一匹直着喉咙学说话的时候,说不定还着实引起了原始天尊的长叹了呢。人生营营所为何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既于大欲无亏,别的事岂不是就可以随便了么? 中国处世哲学里很重要的一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哑吧者,可以说是能够少一事的了。
语云: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说话不但于人无益,反而有害,即此可见。一说话,话中即含有臧否,即是危险,这个年头儿。人不能老说“我爱你”等甜美的话,——况且仔细检查,我爱你即含有我不爱他或不许他爱你等意思,也可以成为祸根,哲人见客寒暄,但云 “今天天气……哈哈哈! ”不再加说明,良有以也,盖天气虽无知,唯说其好坏终不甚妥,故以一笑了之。往读杨恽报孙会宗书,但记其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等语,心窃好之,却不知杨公竟因此而腰斩,犹如湖南十五六岁的女学生们以读《落叶》(系郭沫若的,非徐志摩的《落叶》)而被枪决,同样地不可思议。然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世界,其奈之何哉。几千年来受过这种经验的先民留下遗训曰,“明哲保身”。几十年来看惯这种情形的茶馆贴上标语曰,“莫谈国事”。吾家金人三缄其口,二千五百年来为世楷模,声闻弗替。若哑吧者岂非今之金人欤?
常人以能言为能,但亦有因装哑吧而得名者,并且上下古今这样的人并不很多,即此可知哑吧之难能可贵了。第一个就是那鼎鼎大名的息夫人。她以倾国倾城的容貌,做了两任王后,她替楚王生了两个儿子,可是没有对楚王说一句话。喜欢和死了的古代美人吊膀子的中国文人于是大做特做其诗,有的说她好,有的说她坏,各自发挥他们的臭美,然而息夫人的名声也就因此大起来了。老实说,这实是妇女生活的一场悲剧,不但是一时一地一人的事情,差不多就可以说是妇女全体的运命的象征。易卜生所作《玩偶之家》一剧中女主人公娜拉说,她想不到自己竟替漠不相识的男子生了两个子女,这正是息夫人的运命,其实也何尝不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一切妇女的运命呢。还有一位不说话的,是汉末隐士姓焦名先的便是。吾乡金古良作《无双谱》,把这位隐士收在里面,还有一首赞题得好:
“孝然独处,绝口不语,默隐以终,笑杀狐鼠。”
并且据说“以此终身,至百余岁”,则是装了哑吧,既成高士之名,又享长寿之福,哑吧之可赞美盖彰彰然明矣。
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现今哑吧也居然装手势说起话来了。不过这在黑暗中还是不能用,不能说话。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逊。”哑吧其犹行古之道也欤。
(1929年11月18日《益世报》副刊)
赏析 周作人讽刺性杂文的一大特点是善长于运用反语,本文又是突出一例。这篇杂文通过“礼赞”哑吧,对现实社会的黑暗专制以及对这种专制于人的自由的桎梏与压抑进行了尖利的针砭,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正常的人文环境的强烈不满。
文章开头,连续用了两个俗语,旨在强调哑吧虽不能说话,但“亦自有其乐,或者且在吾辈有嘴吧人之上”,接着对把哑吧当作残废的说法从两方面进行了否定。其一,从生理上来看,哑吧不存在什么生理障碍;其二,哑吧的病根在“不能言”上,而不能说话“实在也不关紧要”,因为“中国处世哲学里很重要的一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哑吧者,可以说是能够少一事的了”,这第二点,作者已经是转入社会学的分析了。本来语言的产生,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它帮助人类发展思维,组织社会生产,促进了人们的相互交流,但作者却说“人类能言本来是多此一举”,此语可谓惊世骇俗。这绝不是否定语言的进步力量,作者旨在指示语言产生数千年后之今天,人们反而失去正常的、合理的说话自由,或者不仅限于今天,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人们不但从来就没有过正常的言论自由,而且恰恰相反,说话带给人们的唯有“祸从口出”,只不过今天更是甚而有之罢了。否则,湖南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因读郭沫若的《落叶》而被枪决,就真的是“不可思议”了。我们看到在作者不紧不迫的语绪中,分明透露出对于摧残人性正常发展的政治现实的强烈郁愤之情。
不幸的是,数千年的压抑与桎梏生出的“明哲保身”的先氏遗训,已经演变为“莫谈国事”的具体忠告,更有甚者,装聋作哑也可被后世奉为楷模。这种哑吧得道,正常人反而忍气吞声的反常之举,不正反衬出人们的可悲境遇吗? 作者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巧妙地寓讽刺于曲笔,含而不露地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尤其是最后一段,作者说现今的哑吧放着古之楷模不学,而却“居然装手势说起话来了”。这确乎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况且孔子早已有言在先: “邦无道,危行言逊。”哑吧既然于国事无害,又何苦象常人那样说话来自找祸根呢。至此,文章于湛然和蔼之中完成了对黑暗现实的尖刻嘲讽。作者洞察之微,见解之深,令人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