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农书》是一部关于明清浙西太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的农书。清初张履祥撰。本书系为补充明崇祯末年的《沈氏农书》而作,成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沈氏农书》也曾经张履祥校定,所以,乾隆年间,朱坤重刻张履祥的《杨园先生全集》时,开始把《沈氏农书》也列入其中。乾隆四十七年(1782)陈梓刻印了勤宣堂藏版补刊本,同治十年(1871)江苏书局发行了陈克鉴原校、万斛泉编次本,这是现存最完整的版本。“昭代丛书”、“通学斋丛书”、“学海类编”、“皇朝经世之编”、“丛书集成”等丛书和然藜阁的单行本中,也都是把《沈氏农书》和张履祥的《补农书》一起刊印,并以 《补农书》或《农书》为总书名。然藜阁单行本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从《杨园先生全集》中抽印出来的。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恒力、王达的《补农书研究》一书,其下编为《补农书校释》。1961年农业出版社再版。1983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的 《补农书校释》增订本。
沈氏已失其名,涟川(今浙江吴兴县东境的双林、涟市两镇之间)人。生平事迹不详。张履祥,字念夫,一字考夫,号杨园。浙江桐乡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青年时代张曾习八股文,年15,补县诸生 (秀才),后屡考未中举人,遂在乡间教书。崇祯末年拜家居御史刘宗周为师。明朝灭亡以后,张参与了反清复明活动。从顺治四年(1647)起,张一面教书,一面留心农事。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动手将 《沈氏农书》抄录了1篇,与家人共同研究,并有意把它奉为最高的准则。同年8月,应徐敬可之约,有感于《沈氏农书》与桐乡本地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相同,如桐乡的蚕桑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就比涟川要大。因此,便把自己平时所亲身经历过的,还有与老农所讨论过的,写出来作为《沈氏农书》的补充,供徐敬可选择使用。这便是张氏 《补农书》。
现在通行的《补农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沈氏农书》,下卷《补农书》。《沈氏农书》又分为 “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六畜附”、“家常日用”、“张履祥跋”等部分; 《补农书》则由 “补 《农书》后”和 “总论”两部分组成。全书约2.5万字。
《补农书》以水稻、蚕桑生产为主,兼及粮食种植、家禽家兽饲养、水产养殖、蔬菜栽培、农产品加工、农场管理等多方面内容。上卷《沈氏农书》中的“逐月事宜”,用简单的文字将每个月的农事活动,按天晴、阴雨、杂作、置备等项进行安排,属月令体裁。“运田地法”以种植业为对象,讨论了水田、旱地的耕作方法,主要包括水稻、麦、油菜、桑等的栽培种植,养猪、羊积肥,以及农场雇工管理、救灾等内容。最早提出了水稻看苗施肥技术,水稻移栽技术,水稻稀播壮株技术,系统地总结了选种搭配、合理密植、烤田灌溉、桑园管理等农业生产技术。在农场经营管理方面,仔细地计算了雇佣劳动力的收支情况和雇工伙食供应标准,这在古农书中是少见的。“蚕务、六畜附”以养殖业为对象,讨论了蚕、羊、猪、鸡、鸭、鹅等的饲养方法和收支情况,以及与之有关的织绢和酿酒等加工业的成本和利润。“家常日用”着重在于农副产品的加工和烹调。下卷 “补农书后”对于种桑、养蚕、稻麦二熟,麦田整地施肥,水稻品种以及梅豆、麻、苎麻、芉、萝卜、甘菊、芋艿、百合、山药、树木、瓜蔬、白扁豆等的种植,鱼、鸡、鹅的养殖,酿酒等进行了论述,取得了一些新成就,如麦田开沟、桑树压条繁殖、松棚式木架养蚕等等。“总论”讨论了农具的重要性、农场的经营管理、雇工的选择使用、主佣关系、家庭手工业等项内容。
《补农书》从内容来说,它属于综合性农书。但又与先前的综合性农书不同,它是属于地方性的综合性的农书。其次,《补农书》改变了原来农书重技术轻管理的倾向,把技术与管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总结出了许多经营管理经验,突出了农业不仅是自然再生产,也是社会再生产的特色。
地方性农书的出现是明清时期农书写作的特点,而《补农书》又是其中的典型,它对中国传统农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张履祥在《沈氏农书》的跋文中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并“奉以为高矩”。他说:“其艺、栽桑、育蚕、畜牧诸事,俱有法度,甚或老农蚕妇之所未谙者。首列月令,深得授时赴功之义。以次条列事力,纤悉委尽,心计周矣。”正因为如此,《补农书》出版之后就流传到了太湖沿岸的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对这些地方的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浦东、南汇、奉贤等地的农民多采用此书中的耕作法。本世纪50年代,陈恒力、王达等人为了整理此书,曾到嘉兴、桐乡一带从事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发表了 《补农书研究》一书,于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补农书研究》分上、下两编,上编 “补农书整理研究”,下编“补农书校释”。“补农书整理研究”主要包括社会经济背景和自然资源条件、农桑产量水平推测、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分区治水与改造自然、农业技术思想的基本原则、农业生产技术等等内容。这项研究成果后又收进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农学史(初稿)》之中,代表着 《补农书》研究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