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东莱文集》。文集。四十卷。宋吕祖谦撰。原由其弟祖从俭、侄乔年同编。(撰者事迹参见“《近思录》”条)
该集含文集十五卷、别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录三卷、拾遗一卷。为撰者各种杂篇汇聚之作。其中《易说》、《杂说》及一些往来信牍等反映了其哲学思想。
《易说》以解释《周易》诸卦而发挥撰者自己的观点。中以为天地万物生生灭灭,而唯“理”恒久而没有增损。理统天下,就如同“元气之在万物”,因而一切世上不同之事,都可以以理统一,以理看万物,则没有什么不同的。“理”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原则,凡涉“天理”,都应“了然不可乱”,顺理而动者则谓君子,反之则小人。又主张“天下事必有对”,比如盛衰、强弱、进退、荣辱等,而此则基于“太极”之生“两仪”,即“一阴一阳谓之道”。两者同而见异,而又互为其用,“相反处乃是相治”,又“盈虚消长”而互相转化等。又由于两极的这种运动,从而产生了“一之内自有新,新之内自有一”的同中有变,并提出了“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的命题。正如河水如果静止不动则日涸一日,只有常流不息,才能以至无穷。另外,又主张在发展中的适“中”,以为“凡事不可过甚”,如此等等。谈到人性,以为“吾之性本与天地同其性,吾之体本与天地同其体”,是尽善尽美的,故“当件件守初心”,“本性既失,已是私心”。
《杂说》篇也谈到人性问题,以为“性本善,但气质有偏,故才情亦流而偏耳”。又进一步区分“人心”与“道心”,以为人心是“私心”,而道心则是“本心”,即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撰者又解释“微”为精一、仔细,以为“既能精一,则信能执中耳”。该篇还谈到“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的意见,尤其强调“教”的意义,而教即教以“国政”,使子弟能从孩幼时便“通达政体”,洞晓“国家之本末源委,然后用之”。批评当时读书不讲实用,读了二、三十年圣人书,到临事时则格格不入,“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因而须有“惇厚笃实”的学风,学以致用。
《史说》参据历史而发挥之意。关于读史,以为“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盖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因而总能借古论今,借古见理。如借东汉桓帝时党锢之祸的教训而说“大抵为学须当推广大心,凡执卷皆是同志,何必与亲者方谓之同志,而疏远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个忌心”。中还谈到史书的两种传统写法,即编年体与纪传体“互有得失”,因而不可偏废。另外,如《与朱元晦书》谈治学,《与周子充》谈民间疾苦,《官箴》谈为政之道,一些墓铭志谈以富恤贫,等等,皆可反映撰者的一贯思想。
该集入《四库全书》集部。初有宋版,孝慈堂目列正集十五卷、别集十六卷、外集三卷、《丽泽论说》七卷、附录三卷,《金华丛书》即以此本刊行。《四库》本移《丽泽论说》入经部。又有一种《两宋名贤小集》辑《东莱集》为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