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
我和八子一起去的那家影院，叫“交道口影院”。小时候，我家附近，方圆五、六里内，只这一家影院。此生我看过的电影，多半是在那儿看的。
“上哪儿呀，您?”“交道口。”或者：“您这是干嘛去?”“交道口。”在我家那一带，这样的问答已经足够了，不单问者已经明白，听见的人便都知道，被问者是去看电影的。所以，在我童年一度的印象里，交道口和电影院是同义的。记得有一回在街上，一个人问我：“小孩儿，交道口怎么走?”我指给他：“往前再往右，一座灰楼。”“灰楼?”那人不解。我说：“写着呢，老远就能看见--交道口影院。”那人笑了：“影院干嘛?我去交道口!交道口，知道不?”这下轮到我发懵了。那人着急：“好吧好吧，交道口影院，怎么走?”我再给他指一遍;心说这不结了，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醒悟：那电影院是因地处交道口而得名。
八十年代末这家电影院拆了。这差不多能算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我很少看电影了，一是票价忽然昂贵，二是有了录象和光盘，动听的说法是“家庭影院”。
但我还是怀念“交道口”，那是我的电影启蒙地。我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是《神秘的旅伴》，片名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我只记得一个漂亮的女人总在银幕上颠簸，神色慌张，其身型时而非常之大，以至大出银幕，时而又非常之小，小到看不清她的脸。此外就只是些破碎的光影，几张晃动的、丑陋的脸。我仰头看得劳累，大约是太近银幕之故。散场时母亲见我还睁着眼，抱起我，竟有骄傲的表情流露。回到家，她跟奶奶说：“这孩子会看电影了，一点儿都没睡。”我却深以为憾：那儿也能睡吗，怎不早说?奶奶问我：“都看见什么了?”我转而问母亲：“有人要抓那女的?”母亲大喜过望：“对呀!坏人要害小黎英。”我说：“小黎英长得真好看。”奶奶抚掌大笑道：“就怕这孩子长大了没别的出息。”
通往交道口的路，永远是一条快乐的路。那时的北京蓝天白云，细长的小街上一半是灰暗错落的屋影，一半是安闲明澈的阳光。一票在手有如节日，几个伙伴相约一路，可以玩弹球儿，可以玩“骑马打仗”。还可在沿途的老墙和院门上用粉笔画一条连续的波浪，碰上院门开着，便站到门旁的石墩上去，踮着脚尖让那波浪越过门楣，务使其毫不间断。倘若敞开的院门里均无怒吼和随后的追捕，这波浪便可一直能画到影院的台阶上。
坐在台阶上，等候影院开门，钱多的更可以买一根冰棍骄傲地嘬。大家瞪着眼看他和他的冰棍，看那冰棍迅速地小下去，必有人忍无可忍，说：“喂，开咱一口。”开者嘬也，你就要给他嘬上一口。继续又有人说了：“也开咱一口。”你当然还要给，快乐的日子里做人不能太小气。大家在灿烂的阳光下坐成一排，舒心地等候，小心地嘬--这样的时刻似乎人人都有责任感，谁也不忍一口嘬去太多。
有部反特片，《徐秋颖案件》，甚是难忘。那是我头一回看露天电影，就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票价二分，故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家长的赞助。晚霞未落，孩子们便一群一伙地出发了，扛个小板凳，或沿途捡两块砖头，希望早早去占个好位置。天黑时，白色的银幕升起来，就挂在操场中央，月亮下面。幕前幕后都坐满了人。有一首流行歌曲怀念过这样的情景，其中一句大意是：如今再也看不到银幕背后的电影了。
那个电影着实阴森可怖，音乐一惊一乍地令人毛骨悚然，黑白的光影里总好象暗伏杀机。尤其是一个漂亮女人(后来才知是特务)，举止温文尔雅，却怎么一颦一笑总显得犹疑，警惕?影片演到一半，夜风忽起，银幕飘飘抖抖更让人难料凶吉。我身上一阵阵地冷，想看又怕看，怕看但还是看着。四周树影沙沙，幕边云移月走，剧中的危惧融入夜空，仿佛满天都是凶险，风中处处阴谋。
好不容易挨到散场，八子又有建议：“咱玩抓特务吧。”我想回家。八子说不行，人少了怎么玩?月光清清亮亮，操场上只剩了几个放电影的人在收起银幕。谁当特务呢?白天会抢着当的，这会儿没人争取。特务必须独往独来，天黑得透，一个人还是怕。耗子最先有了主意：“瞧，那老头!”八子顺着她的手指看：“那老头?行，就是他!”小不点说：“没错儿，我早注意他了，电影完了他干嘛还不走?”那无辜的老头蹲在小树林边的暗影里抽烟，面目不清，烟火时明时暗。虎子说：“老东西正发暗号呢!”八子压低声音：“瞧瞧去，接暗号的是什么人?”一队人马便潜入小树林。八子说：“这哪儿行?散开!”于是散开，有的贴着墙根走，有的在地上匍匐，有的隐蔽在树后;吹一声口哨或学一声蛐蛐叫，保持联络。四处灯光不少，难说哪一盏与老头有关，如此看来就先包围了他再说吧。四面合围，一齐收紧，逼近那“老东西”。小不点眼尖，最先嗤嗤地笑起来：“虎子，那是你爷爷!”
几十年后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徐秋颖案件》是根据了一个真实故事，但“徐秋颖”跟虎子他爷爷那夜的遭遇一样，是个冤案。
模仿电影里的行动，是一切童年必有的乐事。比如现在的电影，多有拳争武斗，孩子们一招一式地学来，个个都像一方帮主。几十年前的电影呢，无非是打仗的，反特的，潜入敌营去侦察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必是胜利大反攻，咱的炮火愤怒而且猛烈，歼敌无数。因而，曾有一代少年由衷地向往那样的烽火硝烟。(“首长，让我们上前线吧，都快把人憋死了!”“怎么，着急了?放心，有你们的仗打。”)是呀，打死敌人你就是英雄，被敌人打死你就还是英雄，这可是多么值得!故而冲锋号一响，银幕上炮火横飞--一批年轻人撂倒了另一批年轻人，一些被怀念的恋人消灭了另一些被怀念的恋人--场内立刻一片欢腾。是嘛，少男少女们花钱买票是为什么来的?开心，兴奋，自由欢叫，激情涌泄。这让我想通了如今的“追星族”。少年狂热古今无异，给他个偶像他就发烧，终于烧到哪儿去就不好说。比如我们这一代，忽然间就烧进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革命了，造反了，大批判了，电影是没的看了，电影院全关张了，电影统统地有问题了。电影厂也不再神秘，敞开大门，有请各位帮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报，发现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帮”，看来看去心里怪怪的。“黄世仁”和“穆仁智”一类倒也罢了，可“洪常青”和“许云峰”等等怎么回事?一旦弯在台上挨斗，可还是那般大义凛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员和角色择开，但是明白归明白，心里还是怪怪的。
电影院关张了几年，忽有好消息传来：要演《列宁在十月》了，要演《列宁在一九一八》了。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又响了，这一回给咱送来了什么?人们一遍遍地看(否则看啥)，一遍遍复习里面的台词(久疏幽默)，一遍遍欣赏其中的芭蕾舞片断(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气看瓦西里夫妇亲吻(这两口子胆儿可真大)。在我的印象里，就从这时，国人的审美立场发生着动摇，竭力在炮火狼烟中拾捡温情，在一个执意不肯忘记仇恨的年代里思慕着爱恋。
《艳阳天》是停顿了若干后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片。该片上演时我已坐上轮椅，而且正打算写点什么。票很难买，电影院门前彻夜有人排队。托了人，总算买到一张票，我记得清楚，是早场5点多的，其它场次要有更强大的“后门”。
还是交道口，还是那条路，沿途的老墙上仍有粉笔画的波浪，真可谓代代相传。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辆轮椅，是父亲淘换了几根钢管回来求人给焊的，结构不很合理，前轮总不大灵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因为那是一条永远快乐的路吗?)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惟蒙眬地都怀着希望。她把我推进电影院，安顿好，然后回家。谢天谢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运总算有怜恤她的时候--交道口离我家不远，她只需送我来，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过几年，有了所谓“内部电影”。据说这类电影“四人邦”时就有，惟内部得更为严格。现在略有松动。初时百姓不知，见夜色中开来些大、小轿车，纷纷在剧场前就位，跳出来的人们神态庄重，黑压压地步入剧场，百姓还以为是开什么要紧的会。内部者，即级别够高、立场够稳、批判能力够强、为各种颜色都难毒倒的一类。再就是内部的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东洋西洋的都有，据说运气好还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据说又有洁版和全版之分，这要视内部的级别高低而定。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检票员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员没办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难免也有其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国人民就都有机会当一、两回内部，消息于是不径而走。再有这类放映时，剧场前就比较沸腾，比较火爆，也不知从哪儿涌出来这么多的内部和外部!广大青年们尤其想：裸体!难道不是我们看了比你们看了更有作用?有那么一段不太长久的时期，一张内部电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领的证明。
“内部电影”风风火火了一阵子之后，有人也送了我一张票。“啥名儿?”“没准儿，反正是内部的。”无风的夏夜，树叶不动，我摇了轮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内部电影。从雍和宫到那个内部礼堂，摇了一个多钟头，沿街都是乘凉的人群。那时我身体真好，再摇个把钟头也行。然而那礼堂的台阶却高，十好几层，我喘吁吁地停车阶下，仰望阶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来了，便硬着头皮喊那个检票人--请他从台阶上下来，求他帮忙想想办法让我进去。检票人听了半天，跑回去叫来一个领导。领导看看我：“下不来?”我说是。领导转身就走，甩下一句话：“公安局有规定，任何车辆不准入内。”倒是那个检票人不时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我没做太多争取。我不想多做争辩。这样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预料。只不过碰碰运气。若非内部电影，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碰运气。不过呢，来一趟也好，家里更是闷热难熬。况且还能看看内部电影之盛况，以往只是听说。这算不算体验生活?算不算深入实际?我退到路边，买根冰棍坐在树影里瞧。于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见我来了就打开太平门任我驱车直入——太平门前没有台阶。可惜那儿也没有内部电影，那儿是外部。那儿新来了个小伙子，姓项，那儿的人都叫他小项。奇怪小项怎么头一回见我就说：“嘿哥们儿，也写部电影吧，咱们瞧瞧。”
小项不知现在何方。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鼓励。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嘛你不写点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其实是脚步与车轮)。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梦想：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地不能与爱情无关。
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北京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他于1969年到陕西延安清平湾下乡插队务农，1972年一场大病导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也治疗无效。之后，他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等。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他因突发脑溢血逝世。根据生前遗愿，他将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将肝脏捐给需要的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