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读书札记之一。明末清初顾炎武撰。此书系顾炎武一生精心之作,费时30余年方始成书,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此书初刻于康熙九年(1670),仅8卷。顾氏逝世后,门人潘耒从其家中求得书稿,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州刻成32卷行世,道光初,黄汝成据阎若璩等数十家考订《日知录》之说,并参以己意,成《日知录集释》32卷,后附《刊误》、《续刊误》,于道光十四年(1834) 由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刻,是为《日知录》过去的最精善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此书,并附录了 《日知录》8卷本,《日知录之余》、《日知录校记》等七种相关著作,是为迄今为止的最完善本。
顾炎武 (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明末清初江苏昆山人。曾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作者与王夫之、黄宗羲一并享有清初三大思想家之誉,顾氏崇尚并提倡实学,讲究经世致用,其本人学问渊博,通贯古今,对经学、史学、文学、地理、天文、文字、军事、农学等都有精深研究。顾氏关心政治,热心时务,明末参加“复社”反对阉党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后,长期坚持反清运动。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致力于边防及西北地理的研究,孜孜不忘兴复大兴。晚年侧重考据,开清代朴学之风,对后世影响甚大。其一生著述甚多,除《日知录》外,主要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通行本《日知录》全书32卷,内容多系考据文字,涉及政治、军事、历史、哲学、经济、宗教、法律、文学、经学、艺术、文字、音韵、典章、天文、地理,但不分门目,编次先后,大致以类相从。前7卷皆论经义,8—12卷皆论政事,13卷论世风,14—15卷论礼制,16—17卷论科举; 18—21卷论艺文,22—24卷论名义,25卷辨古事真伪,26卷谈史法,27卷论注书,28卷考杂事,29卷论兵及外国事,30卷论天象、术数,31卷论地理,32卷为杂考。据顾炎武自称,此书主要含三方面内容,“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全书编辑耗顾氏三十余年心血,内容广博精审,每论一事必穷其原委,故颇得后人好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李遇孙目为 “三通之精华”。李慈铭则认为是书 “直括得一部 《文献通考》。”
《日知录》一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对后世影响甚大,其一是此书所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顾炎武自言编此书目的为“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又云“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又在本书中提倡文章要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也。若乎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谈,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其二是开清代朴学的风气。此书实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作。顾氏在编此书时,极为重视原始资料,他将书中材料比作采山之铜,“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撰作时,凡“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至。”(见《日知录序》)故顾氏立论甚为精审,非确有研究心得不贸然下笔。他说,落笔时应“立千秋以上之人于前,而与之对谈;立千载以下之人于旁,而防其纠擿。”汪中在《六儒颂》中就明确指出:“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其三是提出了 “六经皆史”的观点。顾氏不迷信儒家经典,他从辨析历史渊流出发,对经书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认为“六经”之诗、书、礼、乐、易、春秋,实为古代典章制度的记述,必须还原为史。他说: “ 《春秋》 书公,书郊禘……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 《春秋》也,虽六经皆然。”这一认识对学术界、思想界震动很大,是对封建社会文化专制主义樊篱的冲击,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以后诸多学者(如章学诚、梁启超)都深受此观点影响,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日知录》刊行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进而引起了许多人对此书的研究兴趣。首先是对此书内容的纠误辨正,如阎若璩纠正是书五十余条,成《日知录补正》,首开研究此书风气,其后有很多学者亦继之进行研究,至道光间,黄汝成集阎若璩以下九十余家的校正,并参以己意,先后成 《刊误》2卷,《续刊误》2卷及 《日知录集释》; 至清末有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3卷,丁晏 《日知录校正》1卷; 民国有黄侃《日知录校记》1卷,潘永弼《日知录补校》1卷其次是对本书卷帙及版本的研究,清末邹福保,“甄采遗佚,而不忍使其磨灭于尘蠹中”,成《日知录之余》4卷,有宣统二年吴县邹氏刊本; 民国潘承弼对此书版本研究用力甚勤,先后成《版本考略》、《补校版本考略》二书,有《制言》杂志本;当代张舜徽亦考证《日知录》已非顾氏当日全璧,指出“盖是书原本触犯时忌之处甚多”,“势不得不有所删改”,并举出卷28《对襟衣·左衽》条,抄本有 《胡服》一目,存文六节,1304字,小注98字,但“今通行之黄汝成《集释》本乃并标题亦不见于目录。其他抄本与刻本文字小有异同,以及抄本每篇多一二节,每节多数十百字者,更不可胜数矣。”再次,则是专门研究本书的思想内容及学术观点,清末俞樾著《日知录小笺》一册,旨在推阐顾氏在本书中蕴含的政治思想及学术观点,同时述及自己的思想体会;近代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就更多了,如梁启超、钱穆分别在所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专章研究顾氏,其中关于《日知录》的份量很大,如梁启超略举该书卷7《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求其放心》二条内容为例,以为“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当代学者中如仓修良、魏得良合撰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就设有专章作了研究,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中就专门立“顾炎武《日知录》”一节,对其修辞学观点作研究,分别分析了顾氏对文言、俚语、方言、繁简文、叠字、明引法、省略、嫌名、作注等方面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