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是纪传体的唐朝史。宋欧阳修、宋祁著。主要版本有北宋嘉祐十四行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北宋闽刻十六行本;南宋闽刻十行影印本;明毛晋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间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同治时浙江书局刊行本;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点校本。
宋祁 (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 (今属湖北)人,北宋史学家。天圣中进士。后任复州推官,累迁至翰林学士。庆历中,仁宗对《旧唐书》的文笔不满,下令设立书局,调集一批文人重修唐史,宋祁为刊修官。他在局6年,多所撰述。皇祐三年(1051)出知亳州,此后近10年中转职多地,然著史不断。至和元年(1054),因唐史修纂缓慢,诏令欧阳修为刊修官,负责本纪、志、表,由宋祁专修列传。嘉祐五年(1060)编成,由提举官曾公亮领衔表进,宋祁迁左丞,进工部尚书,死后谥为景文。他还曾预修《籍田记》、《集韵》;另著有《大乐图》,已散佚。清人辑有《宋景文集》,近人辑有《宋景文公长短句》。欧阳修简况见《新五代史》条。
本书225卷,主要记述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哀帝四年 (907) 290年的唐朝历史。分为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四大部分。
本纪:记述唐朝20帝及篡唐为周的武则天。志:共有礼乐、仪卫、车服、历、天文、五行、地理、选举、百官、兵、食货、刑法、艺文13目。《礼乐志》是旧书礼仪、音乐2志的合卷。《仪卫志》系新开,记天子各种活动的仪仗。《车服志》即旧书的 《舆服志》。《历志》载唐朝8种历法,即 《戊寅元历》、《麟德甲子元历》、《开元大衍历》、《宝应五纪历》、《建中正元历》、《元和观象历》、《长庆宣明历》、《景福崇玄历》。《天文志》记李淳风的 “浑仪”,一行与梁令瓒的 “黄道游仪”,各种天文学说,天文变化。《五行志》只记自然现象而不附会人事,是本类志写法的重大改革。《地理志》按开元时所设的15道分写各地州郡,兼记天宝时统计的户口数。《选举志》综述学校、科举、官吏诠选情况。《兵志》阐述军事制度的沿革及军事力量的变化。《食货志》比旧书份量增加,其中授田及租庸调法均比旧志详细。《刑法志》、《百官志》略改于旧志。《艺文志》即旧书《经籍志》,但记唐人文集多出500多家,且略记著者与出处。表:共有4目;《宰相表》按年月日记宰相、三师、三公的任免;《方镇表》,按年记方镇区域的增减、地名的变化、将官的任免;《宗室世系表》记宗室各分支的源流脉系、兴衰隆替;《宰相世系表》记宰相的家族源流及谱系。列传的编排与旧书有明显不同,旧书按照朝代的划分,而相对集中地将有关的王子、公主、将相大臣列于一体,形成了一个个段落;而本书则将诸王子全部归入列传第4至第8的5卷之中,将相大臣按前后顺序联成一气。类传有后妃、宗室、诸帝公主、诸夷蕃将、宗室宰相、忠义、卓行、孝友、隐逸、循吏、儒学、文艺、方技、列女、外戚、宦官、酷吏、藩镇、奸臣、叛臣、逆臣21目。《诸夷蕃将传》记出身少数民族的将帅。《藩镇传》记独立或半独立的方镇首领,内分为魏博、镇冀、卢龙、淄青横海、宣武彰义泽潞5卷。《奸臣传》记惑君误国、干权专政的大臣,或卖身投敌、不得善终的人物,如许敬宗、李林甫、卢杞等。《叛臣传》记那些半途投降敌营或与朝廷作对的将臣,如仆固怀恩、梁崇义、李忠臣、高骈等。《逆臣传》记那些拥兵作乱、僭称帝号的乱臣贼子、或揭竿起义的人物,如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朱洮、黄巢、秦宗权等。少数民族及邻国传有14卷,分目为突厥、吐蕃、回鹘、北狄、东夷、西域、南蛮。
《新唐书》在后世史学界的地位,一般要超出《旧唐书》,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文笔简净,叙事明达。由于它是在《旧唐书》的基础上重新修撰的,“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省”。(《进新修唐书表》)故而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特色,也带来了各自的优劣。总的说来,新书的规模要小于旧书。晁公武说:“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万。”(《郡斋读书志》) 以本纪而言,新书删削了大量的诏令、奏疏、诗文等四六骈文,而将它们改为古文,但是它又增加了不少颇为可取的资料,故赵翼认为,“新旧唐书本纪繁简互有得失。”(《陔余丛考》)就列传而论,新书在对一些旧传标题作了改动之外,删去了61传,新增了10传。大部分的列传,都是作者采集其它资料而重撰的,如李密、李勣、房玄龄、韦弘机等传中,均加进了重要的史实。据志而说,新书的质量肯定超过旧书;令人有详细精到之感,如《食货志》由2卷增至5卷,添进了屯田、和籴、矿产、职田、俸料等内容;《地理志》由4卷增至8卷,涉及方面多有改观,尤重水利和土壤问题;除此之外,它还新辟了兵、仪卫二志,为此后诸正史所仿效。因编表极难,故自 《史记》、《汉书》之后,诸史不再设表。本书作者不避艰难,开设4表。周密说:“欧公著族谱,号为精密。”(《齐东野语》)另一作者吕夏卿“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史·吕夏卿传》)但诸表草创亦“多有谬误”,(《容斋随笔》)王鸣盛比较新旧唐书说: “今平心观之,二书不分优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长”,“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志、纪、传美恶悉相等”。(《十七史商榷》)。
本书问世不久,就受到了同时代学者的注意。吴缜撰《新唐书纠谬》,将本书的失误归为8大类,分为20门,共计40多事,他的研究大多言之有理,但有些也失之武断。入清以后,赵绍祖撰 《新旧唐书互证》,他以新书为底本,采集《旧唐书》、《唐会要》、《新唐书纠谬》、《资治通鉴》等书以及卢文弨、钱大昕等人的成果进行考证,以此来辨明二书的是非。唐景崇撰 《新唐书注》,用各种资料进行集解,以此来纠误、补缺、疏解,然此书没有完稿。沈炳震编 《新旧唐书合钞》,本纪、列传,以新书注旧书,诸志以旧书注新书,对表也所考证。王先谦撰《新旧唐书合注》,用新书为蓝本,将旧书作比附,汇集历代研究成果而注入相关条下。近人罗振玉撰《新唐书斠议》,考证史实缺失讹谬,订正字句脱衍舛误。以上诸书均有利于对新旧唐书的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