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旧题东汉刘珍等撰,其实参与撰写的学者共20多人,经前后五次的努力,历时163年,才修成143卷的 《东观汉记》。由于集诸家后汉史之大成的范晔的《后汉书》行世,《东观汉记》渐遭冷落,从唐开始出现残缺,元朝以后,全部散佚。清人姚之骃辑得佚文8卷。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馆臣在姚辑本的基础上,细加搜罗,重新辑出24卷,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东观汉记》全部残存的文字。
东汉明帝十分重视修本朝历史,下诏命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杜抚、马严、刘复、贾逵等人编写光武帝一代的历史,成 《世祖本纪》 以及列传、载记28篇。以后几代皇帝不断续补。第二次修撰始于安帝时,规模较大,刘珍、李尤、刘騊等人奉命续修纪、表以及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嗣后,又有伏无忌、黄景等撰成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及单于、西羌传、地理志等,此为第3次修撰。第4次为桓帝元嘉时,边韶、崔寔、朱穆、延笃等人奉诏续补了百官表及列传数篇,因此全书已达114篇,名为《汉记》,规模初具。灵帝时,马日䃅、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等人又补作列传42篇,蔡邕还独立完成了10志。这项发端于班固,奠基于刘珍,延续数代的修史工程因董卓之乱而终止于蔡邕、杨彪之手,时间下限仅至灵帝。
东汉初年,国家图书典藏的撰修史著的中心在兰台,从章帝、和帝起,这个中心转移到了东观。刘珍的修史工作便一直在东观进行。到蔡邕、杨彪时,东观始终是图籍庋藏中心,学者荟萃之地。本书最初名 《汉纪》,但至迟在6世纪初,已改称《东观汉记》,可能是因与荀悦的《汉记》书名相仿,容易混淆,怕引起人们的误解而致。《东观汉记》 的异称颇多,如 《东观》、《东观记》、《东观书》、《东观汉书》,而最常用的是《东观记》和 《东观汉记》二称。
据 《隋书 ·经籍志》记载,《东观汉记》原有143卷。今四库辑本为24卷,其中帝纪3卷,有本纪11篇,自光武帝迄灵帝,为全书存留遗文最为丰富的部分;表1卷,即 “百官表”,存十余条内容,他如诸王、王子、功臣、恩泽诸表仅存其目,内容荡然无存;志1卷,亦存寥寥数段;列传17卷,约为原有列传的十分之一,内容也未出 《汉书》范围,如人物专传、人物合传、人物类传等;载记1卷,收入19人,估计有列传中的人物,但无法考证; 另有篇第无法考者别为佚文1卷。
综观现存遗文,可以得知《东观汉记》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撰作者集中在朝廷图籍中心,直接利用了起居注、历朝注记和尚书所主故事等记录。而兰台、东观庋藏的图籍档案、功臣功状,则是不可多得的写作素材。前人的旧闻旧事以及当时的私家著作,也是修撰时屡加征引的材料。所以,《东观汉记》的史料价值很高,各家后汉书皆从中取材。
本书诸多作者均为当代人,所记或为当代事,或为前朝事,有耳闻目睹之便,记事多信而有徵,失实之处相对要少些。故书成之后,人们对其评价甚高,魏晋间流传渐广,一度将其与 《史记》、《汉书》并称为 “三史”。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称: “自唐以来,《东观汉记》失传,乃以范蔚宗书当三史之一。”
正因为《东观汉记》是在诏命之下修撰的,所以书中曲笔阿时、谀言媚语之处势所难免。况且书成于多人之手,在整理甄别材料、写作技巧笔法等方面,都不能算上乘之作。尤其是对语言文字的锤炼,远不如史、汉的叙事赅博、文字精美、语言朴质。最令人遗憾的是它未能最终成为一部囊括东汉一代历史进程的完整的史作。
由于范晔博采众书,撰成“体大而思精”的《后汉书》,《东观汉记》才逐渐被人冷落。自唐始,已出现了残缺;南宋时,亡佚的卷数已达全书的三分之二以上;元朝以后,散佚殆尽。只是在类书以及部分文献的注文中保存了一些片段,但也窜入了一些伪文。清康熙年间进士、钱塘姚之骃是第一个搜罗断简残篇、裒辑成书的学者,他从刘昭的 《后汉书补注》、李贤的 《后汉书注》、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的《初学记》中,辑出佚文840余条,厘为8卷。但姚辑本遗漏甚多,编排紊乱,疏于考订,不注出处,于是,乾隆年间开设四库全书馆时,馆臣们在姚辑本的基础上,查阅了姚氏没有翻检的类书、古注,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文,次为24卷辑本。尽管该辑本有搜罗未备、编排失当、误立传目、有乖体例的缺憾,但它仍为迄今人们始终征引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