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初名 《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清代马建忠著。全书10卷。前6卷初版于1898年,后4卷初版于189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书名《文通》。1902年绍兴府学堂印行小型木刻线装本,此版扉页题 《文通》,而封面则另名 《马氏文通》。1904年商务印书馆排印的光绪甲辰本,书名只署《马氏文通》。此后的重版本大都据光绪甲辰本,《马氏文通》之名遂沿用至今。1954年有章锡琛校注本,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有吕叔湘、王海棻编 《马氏文通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马建忠 (1845—1900),字眉叔,学名斯才,江苏丹徒人。青少年时,初入私塾,后进上海天主教教会学校,1876年留学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通晓拉丁文、法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曾入洋务派集团,参与政事,任外交秘书,官至道员。另著有《法国海军职要》、《适可斋纪言》、《适可斋纪行》等书。
本书是在借鉴西方传统语法框架,并继承我国古代语言学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全面阐述唐代以上汉语语法的开山之作。全书内容: 卷1 “正名”,是关于本书所用术语的界说,包括 “字”、“词”、“读”、“句”等23个术语; 卷2至卷6 “实字”,包括 “名字”、“代字”、“静字”、“动字”、“状字”诸词类,以及“主次”、“偏次”、“宾次”、“同次”诸“次”范畴等,合计27节;卷7至卷9“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诸词类; 卷10 “句读”,包括 “起词”、“语词”、“止词”、“转词”诸句子成分和 “顿”、“读”、“句”等范畴。此外,附有作者的 《序》、《后序》以及“例言”,以说明撰述宗旨、理论原则和体例。
本书在学术体系上采用西方语法学下分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的格局。词法部分,主要讨论词类问题。在词类的划分上,则沿用我国先分实词和虚词的大类的传统。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本书所采用的是 “意义说”。其“意义”既指词的词汇意义,又指词在语句中的配置意义。所谓 “字各有义……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其上下文之义如何耳。”(商务印书馆甲辰版。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同此。)如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界说:“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这里所谓“事理”,显然是指词汇意义,而“助实字之情态”无异是指词在语句中的配置意义。马氏认为,由于词在句中的序位不同,即使为同一“字”,亦可分属不同的词类。如“夫子之求之也”中的“之”,作者认为 “上之,虚字也,下之,代字也。”因此,本书的兼容词汇意义和配置意义的 “意义”标准,在运用时就难免顾此失彼或自相矛盾的现象存在。句法部分,主要讨论“句读”问题。本书关于句子结构的分析是多方面的。除分析“起词”、“语词”、“表词”、“止词”、“转词”、“司词”、“加词”、“前词”、“后词”等句子成分外,还设置了作为“名字”、“代字”序位范畴的“次”,即“主次”、“宾次”、“偏次”、“正次”、“前次”、“同次”等。此外,还阐述了“字”、“读”、“句”的关系,概述了句子的语序规则和句子的类型。同时,还从修辞角度描述了诸多与语法有关的现象。本书关于句子结构本身的分析或描述,所占篇幅不大,而“句读论”则被视为 “是书本旨”。作者提出这种句本位的理论,同样是以求切合汉语的语法实际。所谓“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并由此提出 “凡字相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的定义,从而补足了“凡有起词、语词而辞已全者曰句”定义的局限,因为汉语的句子并非一律兼备“起词”(主语)和“语词”(谓语)的。这已是为作者所注意到的: “大抵议论句读皆泛指,故无起词。此则华文所独也。泰西古今方言,凡句读未有无起词者。”
本书不仅在理论上富有创造性,而且在研究实践上,通过实例的分析,同样揭示了汉语的许多特点。例如:特设“助字”(语气词)一类,是由于“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强调 “介字” (介词)的功用: “中国文字无变也,乃以介字济其穷。”并指出它在汉语中有“介系实字”、“须带司词”、“先其所介”诸特征。认为 “动静两类字 (动词和形容词),古文遣词造句,视同一律,并无偏重”。揭示出 “读”的“记”和“位”的诸多特征: “记”有 “接读代字”、“起、语两词之间参以 ‘之’ 字”、“弁读之连字” 三式;“位”有“读先乎句,而有助字为殿者”、“读先乎句,而有起词为联者”、“读先乎句,而无起词为联者”三式。发现了 “凡外动字状以弗辞,或起词为 ‘莫’ ‘无’等字,其止词如为代词者,概位于外动之先”的规律。
《马氏文通》的局限在于未能全面地建立起切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在某些方面存在 “模仿葛郎玛而作”的痕迹。如:关于 “接读代字”、“约指代字”的划类; 分立 “助动字”及其 “坐动” 、“散动”之分;另立一套关于名代词的“次”的范畴等,均不甚切合汉语的实际。此外,术语应用混乱,叙述前后不一,用例解释错误等,也都是本书存在的缺点。
作为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初创之作,其成就是杰出的。本书资料宏富,集中了 《四书》、《三传》、《史记》、《汉书》及至韩愈古文中的例句七八千条,并以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字”、“读”、“句”诸语言单位进行分类解说、全面研讨,从而建立了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格局。它对其后古今汉语的语法研究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